旧宫新语｜危文瀚：清末慈禧视觉形象在西方的建构与传播|光绪

本文原载于《明清论丛》 2023年第2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清末，慈禧视觉形象在西方不同时期的建构与流变，是慈禧本人及其作为实际统治者代表的中国形象在海外传播的一个典型事件。早在19世纪70年代，有关慈禧的视觉材料便开始在欧洲出现，1898年法国《世界画报》第一次刊登了一幅根据中国祖容像绘制的“慈禧”画像。庚子事变时，慈禧形象被人为进行了大量的漫画式演绎和丑化，最具代表性的是《清朝太后殿下》一图中将其塑造为一个老态龙钟、手持匕首带有东方元素的女巫形象。而在回銮后，慈禧开始借助其本人的形象，通过摄影照片和油画等西方视觉艺术形式，传达自己作为中国女性统治者的“善意”和“良好”形象。西方此时也出现了以慈禧《圣容帐》中相片为底本的“标准像”，体现出慈禧对西方形象传播的方式和审美标准的接受。慈禧形象在西方的流变，反映出晚清时期话语权被西方掌控的情况下，以慈禧为代表的中国形象不再是一个对世界能自由表达思想和行为的主体，侧面反映出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野心和政治意图。

一、19世纪中后期西方出现的慈禧形象

清末，是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和西方交往空前频繁的时期。通过侵略手段，西方国家将中国强行拉入到正在生成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体系之中。也就在此时，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进入中国，通过图像、文字等方式对晚清时期的中国进行记录与观察。同样在这一时期，出现在西方的中国报道也在不断增加，其中留下的大量的关于晚清中国的视觉材料，无论是数量、质量、记录的载体和观念方法，都是此时中国社会的重要见证。慈禧视觉形象在西方不同时期的建构、流变与传播，是慈禧本人及其作为中国实际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所代表的中国形象在西方传播的一个典型事件。

西方对中国帝王后妃及宫廷生活的关注早已有之。1643年，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ł Piotr Boym）自里斯本启程来华，曾在永历朝廷进行过传教活动，甚至为王太后出使罗马，携带上教宗及致耶稣会总会长等书。（2）回到欧洲后，他出版了《中国地图册》（Atlas Imperii Sinarum），内容包括中国总图、分省图、中国城市经纬度表和文字说明。（3）其中，在“南京省”分图中，有一幅名为“皇上”的图像。这幅图像可能就是欧洲人最早见到的中国皇帝的视觉形象之一。

19世纪中叶，随着欧洲印刷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以《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为代表的一批带有大量图像的新闻媒介。而此时，西方对于中国帝后形象的兴趣仍未消退。从1842年开始，仅在《伦敦新闻画报》中，就曾分别出现过道光（4）、咸丰（5）、同治（6）、光绪（7）等皇帝的形象。晚清时期，作为国家长期实际掌权者，慈禧的形象备受西方国家关注，自然而然也成为了西方各国新闻版画中的常客。在西方历史上，很多统治者都会把自己的形象进行公开出版或展览、印于钱币、雕刻塑像，将自己的形象展现于公共领域之中。但在中国古代，虽然帝王一直有画像的传统，但更多是出于离世后将自己的画像供奉于祖庙之中，让后世的继任者们进行祭祀活动等政治需要。除了帝王的标准像外，像明清时期宫廷绘画中也出现了诸如行乐图之类的反映皇帝娱乐生活和节日庆典的写实绘画形式。但是，由于皇帝的权威和神秘性，无论是皇帝自己还是后宫中的女性，这些绘画记录下来的人物形象极少进入公共领域中。因此，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出现的慈禧视觉形象，多来源于绘画者自身根据文字描述和欧洲“中国热”时期及之后留下的中国视觉材料，主观构建出基于想象的慈禧的形象。

与慈禧有关的视觉材料比慈禧本人形象更早出现在欧洲。在19世纪70年代，有关慈禧的视觉材料便开始在西方报刊中出现。《远东》（The Far East）杂志1877年4月刊中曾刊登一幅名为《皇太后书法》（8）的碑拓照片，内容为慈禧所书“虎”字，并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和“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二日”的款识。而从1898年开始，带有慈禧本人形象的作品才开始在西方出现。到1908年慈禧去世时，英、法、美、意、德、日等国的公共传播领域都曾出现过有关慈禧本人形象的视觉材料。

1898年12月12日，法国《世界画报》（Le Monde Illustré）头版刊登了《中国皇太后》一图（图1）（9），是笔者所见最早出现在西方并明确可知所绘人物是慈禧的视觉材料。从画中人物分析，画中所绘女性中年样貌，身着命妇冠服，坐于太师椅上。头戴凤冠、挑珠排、耳环；身着蟒袍、云肩、霞帔、朝珠，胸口缀有补子，腰系束带，双手藏于袖中，下身着马面裙。其服饰与图式与明清时期称为“大影”的祖容像完全相符。而此类画像多用于像主身后，像主应为一名明清时期的命妇，从画像功能和服饰可判断画中人物不可能为慈禧本人。

图1：1898年《世界画报》中的慈禧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祖容像在19世纪中后期，已经传播到欧洲国家。在1861年法国的《世界画报》中，就曾刊登过一幅名为《清朝皇后：根据米兰代表团华伦特里先生的素描绘制》的新闻版画（图2）（10）。在这张少见的中国皇后的单人图像中，皇后坐在带有精美雕刻的座椅中，身后则有一面细致刻画的中式屏风，但所着仍是清代命妇的服饰。此外，在1900年美国作家兼摄影师伊莉莎·鲁阿玛·溪德沫（Eliza Ruhamah Scidmore）出版的《中国：历史悠久的帝国》（China：the Long-Lived Empire）一书的扉页中，也有一张图式和绘画风格与祖容像极为相似的素描画。（11）由此可见，西方绘画者在当时就有机会根据所见的类似材料创作出一幅慈禧的画像。而在这幅画像的画报文字注解中表明，这是根据一幅中国水彩画或套色版画（aquarelle）绘制而成（12），很有可能即指此幅作品的母本是一幅来自中国的祖容像。

图2：1861年《世界画报》中的“中国皇后”

在此时期，慈禧视觉形象出现在西方的另一个事件，则是与各国公使夫人的会见的场景。根据德国公使海靖男爵的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Elizabeth von Heyking）的记载，在1898年12月13日，即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慈禧在西苑仪鸾殿接见了各国公使夫人。（13）这次接见发生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不久，慈禧重新掌权“训政”，急需通过外交方式对自己在西方的舆论形象加以改善。据海靖夫人描述，在接见的过程中，各国公使夫人先是在光绪皇帝的宝座前鞠躬行礼，皇帝则伸出手与公使夫人握手。然后夫人们继续向太后行礼，太后赠送给海靖夫人一枚镶珍珠的金戒指。翻译们在台阶下翻译。（14）

这一与西方国家直接相关的外交事件，引发了各国新闻报刊的广泛关注。在接见发生仅5天后出版的法国《小巴黎人报》上，便刊登了反映这一事件的新闻版画《中国皇后接见欧洲女士们》（图3）。（15）画中慈禧本人居于左侧的座椅上，右侧为觐见的各国公使夫人。但此幅版画中的画法、场景和人物形象，几乎全部是由西方既有的中国视觉元素拼接而成，显然该场景大部出自欧洲人的想象。例如慈禧的服饰与姿态明显与上文提到的1861年《清朝皇后》一图极为相似，特别是都头戴带有花翎的圆帽；慈禧两侧的武士所着为日本的甲胄，宫殿中有类似芭蕉叶的热带植物，这些都与“中国热”时期便出现在欧洲的中国元素如出一辙。

图3：《中国皇后接见欧洲女士们》，1898年

相比较之下，《伦敦新闻画报》1899年3月18日出版的《中国太后和皇帝在北京接见外交公使夫人》（16）一图则更加写实，且流传更广。此图中，慈禧与光绪位于一个带有台阶的台子上。慈禧居于画面正中，但是位置相对靠后；慈禧的左手侧是正在向光绪皇帝行礼的公使夫人和坐在椅子上的光绪皇帝，这与海靖夫人所描述的接见场景如出一辙。（17）而上段中提及的《中国皇后接见欧洲女士们》一图不见于他处，但这幅《中国太后和皇帝在北京接见外交公使夫人》却传播甚广。在同月的法国《天下画报》（L 'univers Illustre）中，同样刊登了这幅新闻版画。（18）而同年5月14日意大利《周日邮报》（La Domenica Del Corriere）中，在刊登这幅新闻版画的同时还为此图进行了上色（图4）（19）。

图4：《欧洲贵妇第一次受到慈禧太后的正式接见》，《周日邮报》上色版，1899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幅新闻版画的文字描述部分，不仅提到了意大利强租三门湾失败的时政事件，而且将欧洲公使夫人得以受到接见的原因归于光绪皇帝的改革，“至于女性，她们一向被视作洪水猛兽，自然更加不能进入大殿了。1889 年，年经的光绪帝载湉掌权后这一情况得到改善，自由之风悄然兴起。”（20）文字中透露出对于光绪掌权的肯定，以及对慈禧发动政变后仍然敌视西方国家的不满，“当德国、英国、俄国等文明国家带着长枪、大炮玩起侵占清朝领土的竞赛时，正是她拒绝向上述国家做任何妥协。”（21）而在此前刊登此图的《伦敦新闻画报》和《天下画报》中，文字部分只对本次会见进行了描述，没有言及其他。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的公共媒体中，相同的图像在不同国家开始出现了不同叙事角度，产生了不同的解读方式。而此时，对于慈禧的叙述和评价也开始出现敌对倾向，一定程度上也预示了庚子事变时期被丑化的慈禧形象在西方的产生。

二、庚子事变时期西方对慈禧形象的丑化

庚子事变时期，慈禧在西方公共媒介中的出现频率陡然增加。其原因在于西方人已经意识到，作为中国实际掌权者的慈禧，在此时反对西方的义和团运动背后所起的支持作用。所以在1900-1901年内，根据笔者统计，慈禧本人的视觉形象在不同的西方公共媒体上出现了9次，超过了此前她的形象在西方出现次数的总和。

作为公共媒介，对西方的绘画创作者而言，手边可得的图像资料成为了其呈现中国形象的最佳素材。但这些陈旧元素的胡乱利用，导致中国出现“时间凝固”的观感，因为这些被利用的素材往往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图像。慈禧在此段时期的视觉形象，同样具有这种“时间凝固”的错觉感。西方创作者所用的素材之一，便是前文提到的1898年法国《世界画报》头版刊登的《中国皇太后》一图，这也是最早西方出现的慈禧个人的视觉形象作品，故成为了此时西方创作者亟需的慈禧形象的视觉蓝本之一。庚子事变时期的一批西方报刊中的慈禧形象便脱胎于此。例如1900年12月23日《小巴黎人报》中《清朝太后》一图，便是对《中国皇太后》上色后的作品。（22）《伦敦新闻画报》1900年6月16日《中国危机》（23）和法国《虔诚者报》1900年7月1日《中国危机：西太后》（24）中的慈禧形象同样来源于此。

而1900年7月8日法国《小日报》所刊登的《西太后：中国的太后》（25），则是基于《中国皇太后》一图的改绘。在《西太后：中国的太后》中，慈禧同样是身着命妇的服饰，但面部阴影被加重，与原图相比，面色显得更加端凝凶悍，双目仿佛在紧紧凝视着观看者。法国《小日报》报道1900年万国博览会中国馆时（26），曾用过一张慈禧的脸部肖像，便是来源于《西太后：中国的太后》一图。

图5：《西太后：中国的太后》，1900年

除了利用原有视觉材料直接拼凑出的慈禧形象外，庚子事变时期西方也开始利用时兴的漫画形式来重新对慈禧的形象加以建构。这种形象并不是正面积极的，而是被西方的创作者考虑到现实需要，作为战祸的源头加以丑化。这种“丑化”的形象构建与情感传递，在西方的视觉材料中主要表现在一种“二元对立”的叙事逻辑上。

这种“二元对立”即是对本方形象的美化与敌方形象的丑化，例如此时西方画报中出现的联军形象都显得文明英勇。而这种结构暗含着的，便是一种东西方关系的文化隐喻：联军代表的有力量、文明的形象，表明西方是强大和胜利的一方，而老态龙钟、残暴嗜血的慈禧，代表的是衰落和失败的中国一方。这种强弱对照极大的应和了西方对这场战争的正义性的心态和征服中国的欲望。也因此，这些被丑化的慈禧形象甚至出现在一些主流画报的封面之上。例如在庚子事变发生不久，1900年的7月14日，法国的新闻画报《笑报》(Le Rire) 中就出现了一幅名为《清朝太后殿下》的版画，这期画报更将这幅版画作为了封面（图6）。（27）从这幅版画中不难看出，慈禧不仅在形象上遭到了丑化，在其身后挂着尸体、鲜血淋漓的背景，以及在她的左手中攥着的一把还在淌血的短刀，都在提醒她正是这次屠杀西方人的刽子手。

图6：《清朝太后殿下》，1900年

除了丑化和这些带有象征性的元素外，像慈禧身上所穿的绣着龙纹的衣着，以及头戴的清式官帽，还有她手中打开着的扇子，都是长期在西方绘画中出现的象征中国的形象元素。而这幅版画中，慈禧的面目表情十分狰狞可怕，仿佛带着对西方极大的敌意。这幅版画所产生的的历史环境，正是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重新掌权，并且限制了这位在西方人看来锐意进取的年轻皇帝的人身自由。与之相似的还有1900年美国《马蜂杂志》《维护和平》一图中，慈禧被一个囚禁罪犯的铁球铐住手脚，其面目是一个可怖的老年妇人形象，后面的背景则是正在熊熊燃烧的北京。（28）在针对洋人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慈禧也曾对他们“扶清灭洋”的杀戮行为表现过明确的支持。因此在庚子国变、慈禧带着光绪出逃之后，西方也将慈禧列为此次事件的元凶首恶。这也就不难理解大量丑陋、凶恶的慈禧形象在这一时期西方新闻画报频繁出现的原因。

除慈禧本人外，庚子事变时期西方也出现了将慈禧与李鸿章同组出现的漫画。在一张1901年的上色明信片《慈禧太后的好朋友李鸿章》中，慈禧被刻画成一个坐于椅子上的矮小妇人，正在抡眉竖目的对身旁的李鸿章进行训斥。（29）更具代表性的漫画，则是1901年《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上的《老公司》一图（图7）。图中慈禧和李鸿章都身着欧洲服饰，慈禧穿着一件双排扣长风衣，头戴牛仔帽，正在与身旁抽着卷烟、头戴礼帽的李鸿章探讨着什么。（30）正是一种西方人将自身形象投射在慈禧身上的表现。

图7：《老公司》中的慈禧与李鸿章，1901年

庚子事变前，慈禧保留了中国传统观念中帝王形象的私密性，并没有过多的向西方公开自己的真实形象。所以西方虽然出现了有关慈禧的视觉作品，乃至慈禧的个人形象在庚子事变时期的急剧丑化，都是出自西方人根据手边材料、实事、与中国关系好恶，加之自身的主观想象创作而成的，与慈禧本人的形象相去甚远。

除了慈禧的画像外，随着北京被联军占领，在庚子事变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慈禧所维持的这种私密性被西方所打破。由美国Underwood & Underwood公司1900年出版的反映庚子事变的立体照片中，就有一张拍摄于储秀宫门口的照片，在图注中写道：“中国著名太后的宫殿入口。”（31）这种在紫禁城被占领下，慈禧生活起居之所都被窥视的情况，反映出 “西方—中国”“联军（男性）—慈禧（女性）”的二元叙事结构，不仅体现出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弱对照，而是以落后、野蛮的东方形象同时赋予“中国”与和被征服的“欲望对象”之间画上了等号。这一点既可以视作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殖民浪潮的应和，也可以说是对这种欲望的强化和肯定。

三、庚子事变后慈禧对自身形象的主动传播

在庚子事变逃往西安后，慈禧开始向西方寻求妥协和缓和。但在一段时间内，西方还是以血腥、肥胖、老态等特征来展现慈禧丑化的形象。例如在1903年法国画报《星期天太阳报》（Soleil de Dimanche）《一次北京皇宫的接见》一图中，慈禧就被描绘成一幅矮胖丑陋、满脸赘肉的可怖形象。而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法国《小日报》中的《慈禧太后向皇帝展示亲俄罪臣被砍下的头颅》（33），让人不由得联想起1900年庚子事变时西方描绘的慈禧与人头在一起的血腥形象。在法国的《画报》上还刊登过一幅名为《中国皇太后的特殊时刻》的照片，反映的便是慈禧在回銮过程中偶然被拍下的场景。（34）

为了改善自己的形象，慈禧开始利用西方统治者在公共领域传播自己形象的方式，通过西方的传播媒介开始建构自己作为一位中国女性统治者开明、威严的形象。1903年开始，慈禧有意识的让人拍摄自己的相片，此后不久，以此相片为蓝本的有关慈禧肖像的版画也出现在西方。

探讨慈禧本人照片和肖像在西方的传播，则不得不回到她对摄影术的态度上。对于摄影术，在庚子事变前后慈禧的态度发生过一次明显的转变。诞生于1839年的摄影术很快便成为对客观世界进行机械复现的重要手段，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摄影术被广泛用于新闻报道之中，也对此前复刻版画技术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摄影术的表现方式在当时被视为绝对的客观再现，并且慢慢成为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标准，因此摄影术具备了“改变现实的确切观念，改变现实主义的确切观念”（35）的作用。

摄影术这一在西方刚刚诞生的现代技术也早为满清贵族所知。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贝子载泽等与慈禧往来密切的皇室成员，都曾有过拍摄肖像照片的经历。目前故宫博物院内还存有有奕譞题诗的摄影小像，因此可知慈禧早年间便对摄影术有所了解，但20世纪前慈禧并未留下自己的摄影肖像。有传言称慈禧曾销毁光绪帝和珍妃的西洋摄影仪器和照片（36），这与义和团运动中民间捣毁照相馆、将摄影术视为西洋妖物的行为如出一辙。（37）因此，在庚子事变之前，就摄影照片而言，慈禧对其是抵制的态度。由此可知，1903年开始出现的慈禧本人的摄影照片，标志着慈禧对于通过摄影术来展现自身形象的最终接受。

据笔者统计，在西方的新闻报刊中，慈禧的照片和基于照片进行创作的慈禧形象曾分别出现在英国和法国不同的画报中，共有3次，全部出现在1908年，分别是英国《伦敦新闻画报》中的《中国的凯瑟琳大帝》（38），法国《周日高卢人报》（Le Gaulois du Dimanch）的《中国皇太后》（39）和《画报》的《中国的西奥多拉》。（40）其中，法国画报中的两张照片一致，但《中国皇太后》基于照片进行了上色。经比对，这三张照片的出处都是慈禧1903年在颐和园所拍摄的摄影照片，有必要对慈禧摄影照片与西方报刊中照片的关系加以详述。

慈禧希望通过传播自身视觉形象来改善自身在西方形象的做法，最初来自美国驻华大使康格的夫人萨拉·康格（Sarah Conger）的提议。作为1898年，慈禧会见各国公使夫人的参与者之一，她对慈禧颇有好感。她曾在一封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数月来，我一直对各类报刊对太后恐怖地、不公正地丑化愤慨不已，并且越来越强烈地希望世人能多了解她的真实面貌……这幅画像哪怕能给外界一丁点这个女人真实的面容和特点，我也心满意足了。”（41）

因此，慈禧回銮后，康格夫人在面见慈禧时，便向慈禧提出了绘制油画像并送至国外展出的建议。1903年，慈禧七十寿辰前，曾允许裕庚的儿子裕勋龄进颐和园为其拍照，其目的也与此相关。据勋龄的妹妹、曾任慈禧御前女官容龄回忆，慈禧让勋龄来给自己照相的目的，是拍出照片“好让柯姑娘照着画。”（42）柯姑娘即指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Carl），曾于1903年到1904年在宫中为慈禧创作了四幅油画肖像。

图8：凯瑟琳·卡尔绘制的慈禧油画（43）

而勋龄所拍摄的慈禧照片，大多收入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所设立的《圣容帐》中。（44）据统计，《圣容帐》所录照片共有29种766张。在故宫现在所收藏的慈禧照片中，部分照片上仍留有“二品顶戴候选道臣勋龄、二品顶戴候选道臣馨龄恭请”“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吉日”的字样，记录了这批照片的拍摄者和拍摄时间。（45）而《圣容帐》设立于这批照片拍摄仅一个月后，所记的正是每一张照片慈禧的服饰、动作和数量，例如“梳头穿花卉戴璎珞拿折扇圣容四十一件（站）”。其中部分条目所描述的照片特征，可以与今日收藏在故宫的照片对应。同时出现在法国《周日高卢人报》的《中国皇太后》和《画报》的《中国的西奥多拉》的照片，据笔者判断，应为《圣容帐》中的“梳头穿花卉拿折扇圣容五十七件”，即目前故宫所收藏的《慈禧手执折扇坐像》（资照片00000966）。

图9：慈禧“梳头穿花卉拿折扇圣容”，故宫博物院藏

图10：依据照片绘制的版画《中国的西奥多拉》，1908年

慈禧照片流通到西方的方式，则大多出于慈禧本人的赏赐或赠送。晚清时期，那桐和荣庆等慈禧近臣都有过类似记载，如《那桐日记》中记载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六日（1904年11月12日），慈禧曾在奥、美、德、俄、比五国公使呈递贺国书时，赠送给五国国主和五位公使各一张自己的照片。（46）北京法国公使馆工作摄影师菲尔曼·拉里贝（Firmin Laribe）的私人影集中，便有慈禧1903年颐和园所拍照片中的三幅。（47）

《荣庆日记》中也曾提到，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1904年6月8日）慈禧曾“面赏日本山本赞七郎恭照御容。”（48）山本讚七郎为清末在北京开设照相馆的日本摄影师，也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位为慈禧拍摄照片的日本人。据同样曾为慈禧画像的美国画家胡博·华士（Hubert Vos）回忆，“我曾见过她的一帧照片，是北京一名日籍摄影师所拍。这照片曾送给欧洲各国政府和驻北京大使，后来被禁止流通。我从年青的荷兰大使希斯特（Jonkheer Van Citters）那里借来看过。”（49）此处所说的日籍摄影师很有可能即是山本赞七郎。1904年5月5日《大公报》的“时事要闻”栏目也曾有其为慈禧照相的记载，“择于本月18日命日本写真师某君（山本赞七郎）赴颐和园为皇太后照相……从此民间皆得瞻仰御容矣。”（50）而目前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慈禧照片中，有三张照片拍摄于光绪甲辰年（1904年），分别是《慈禧坐像》（资照片00014565）、《慈禧坐像之一》（资照片00014566）和《大清国慈禧皇太后旗装坐像之一》（资照片00018132），与山本赞七郎进入颐和园拍摄照片的时间相符，很有可能就是出自山本赞七郎之手。

自此，慈禧的照片也开始经由西方摄影师之手进入到商业流通领域中。在《时报》《申报》等中国报刊中，都刊登过慈禧本人的照片或肖像。1904年6月到1905年12月，有正书局在《时报》上频繁刊登出售慈禧照片的广告。1907年7月30日也刊登出类似广告；施德之创办的耀华照相馆在1904 年6月26日的《申报》上刊登出售慈禧照片的广告，而有正书局和耀华照相馆都有外国摄影师或外国经营者。（51）

通过上述流传过程可知，在西方传播的慈禧照片，大多出自慈禧本人的赏赐或赠送，或出于西方摄影师自发的出售流通。今天来看，很多基于慈禧本人真实形象创作的版画肖像，在样貌上都差别巨大。而对于慈禧本人来说，版画中的形象和真实的自己是否一致并不重要，关键是在西方人看来，这些图像中的自己能受到他们的喜爱，让自己展现出作为统治者的威严和亲和力，改善和宣传自身在西方社会中的形象。所以，从1904年开始，西方各国的新闻画报中，慈禧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1905 年，《纽约时报》曾经对出版于西方的慈禧形象赞叹有加，“你无法想象跟6年前相比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52）此前在庚子事变时，西方的报纸还将慈禧与传说中的曾谋杀丈夫的亚述女王赛米拉米斯（Semiramis）和曾毒杀丈夫的古罗马皇后小阿格里皮娜（Agrippina）（53）相比；但此时，西方的新闻画报也开始用慈禧对标欧洲的开明女性统治者，将她的形象赋予了“中国的西奥多拉”（54）“中国的凯瑟琳大帝”（55）等称谓。

毫无疑问，这些慈禧形象的视觉材料构成了一种叙事，一种不仅比文字更形象、直观，而且蕴含更多情感的叙事方式。即使在今天观看100多年前关于慈禧的摄影作品，其中所体现出的选择性、倾向性和对事件的参与性，不但是我们对当时历史事件加以理解的新视角，也是我们还原西方人眼中中国事件的重要构成部分。而在回銮后，慈禧开始借助其本人的摄影照片，塑造自己作为中国女性统治者的“善意”和“良好”形象，西方此时也出现了以慈禧《圣容帐》中相片为底本的“标准像”，其中无论是构图、布景，还是慈禧本人的形态，都是参照西方的审美习惯来塑造的形象，标志着慈禧对西方的肖像传播的方式和审美标准的接受。

四、结语

慈禧的形象变化是晚清时期西方对中国形象建构与传播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慈禧打破了中国古代画像具有神秘性的传统，藉由符合西方认知标准和审美习惯的油画与摄影，将自己的形象向西方进行公开传播以期取得良好的效果和影响，本身就是中国被动的融入到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的一个生动的过程。而有趣的是，慈禧也是中国第一位通过新闻传播的手段，主动改变和塑造自身在西方形象的中国政治人物。这种积极的姿态无疑是成功的，不仅洗刷了自己血腥野蛮的妖婆形象，甚至在晚年成为了一位堪比欧洲文明史上开明女性统治者的天朝女王的形象。

在西方人画笔的描述下，慈禧的视觉形象并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记录，而是一种来自不同文明和特定群体对于“他者”的认知和想象。无论是曾经在启蒙时期被西方人认为的“东方乐土”，抑或殖民时代东方女性是“邪恶堕落”的象征，各种已经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凝固成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对于当时中国形象描述，也得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传播并造成广泛影响。这种情况说明，晚清时期话语权被西方掌控的情况下，以作为实际掌权者的慈禧为代表的中国形象不再是一个对世界能自由表达思想和行为的主体，展现的是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野心和政治意图。其中所隐含的观念，以及这种观念的生成与影响，对当下理解照片中的历史问题也是不无裨益的。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本成果得到故宫博物院“英才计划”和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学术故宫万科公益基金会专项经费资助。

2.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213页。

3.Szezesniak. Boleslaw, The Atlas and Geographic Description of China: A Manuscript of Michael Boym.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 Society, Vol.73, No.2(Apr.- Jun.,1953),p66.

4.《道光，中国皇帝》，《伦敦新闻画报》，第1卷第4号，1842年6月4日。

5.《咸丰，中国皇帝》，《伦敦新闻画报》，第37卷第1054号，1860年10月13日。

6.《中国速写：年轻的中国皇帝，同治皇帝》，《伦敦新闻画报》，第63卷第1776号，1873年9月13日。

7.《东方的战争》，《伦敦新闻画报》，第105卷2901号，1894年11月24日。

8.《皇太后书法》，《远东》，1877年4月刊。

9.《中国皇太后》，《世界画报》，第2172期，1898年12月12日。

10.《清朝皇后。根据米兰代表团华伦特里先生的素描绘制》，《世界画报》，第199期，1861年2月2日。

11.Eliza Ruhamah Scidmore. China,the long-lived empire. New York : Century Co., 1900.

12.《中国皇太后》，《世界画报》，第2172期，1898年12月12日。

13.（德）海靖夫人著，秦俊峰译：《德国公使夫人日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82页。

14.（德）海靖夫人著，秦俊峰译：《德国公使夫人日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85页。

15.《中国皇后接见欧洲女士们》，《小巴黎人报》，第515期，1898年12月18日。

16.《中国太后和皇帝在北京接见外交公使夫人，去年12月13日》，《伦敦新闻画报》，第114卷3126号，1899年3月18日。

17.（德）海靖夫人著，秦俊峰译：《德国公使夫人日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84-185页。

18.《一次北京的接见》，《天下画报》，第2296期，1899年3月25日。

19.《慈禧太后接见欧洲公使夫人》，《周日邮报》，第19期，1899年5月14日。

20.同上。

21.同上。

22.《1900年万国博览会（中国馆）》，《小日报》，第523期，1900年11月25日

23.《清朝太后：根据一幅中国画绘制，由史蒂芬·里德（Stephen Reid）所绘》，《小巴黎人报》，第620期，1900年12月23日。

24.《中国危机》，《伦敦新闻画报》，第116卷3191号，1900年6月16日。

25.《中国危机：西太后》，《虔诚者报》，第1226期，1900年7月1日。

26.《西太后：中国的太后》，《小日报》，第503期，1900年7月8日。

27.《清朝太后殿下》，《笑报》，第297期，1900年7月14日。

28.《维护和平》，《马蜂杂志》，第9页，1900年7月28日。

29.《慈禧太后的好朋友李鸿章》，明信片，1901年11月1日寄出。

30.《老公司》，《笨拙，或伦敦喧声》，1901年6月5日。

31.（美）詹姆斯·利卡尔顿摄，《中国著名太后的宫殿入口》，立体照片，1900年。

32.《一次北京皇宫的接见》，《星期天太阳报》，第28期，1903年7月12日。

33.《慈禧太后向皇帝展示亲俄罪臣被砍下的头颅》，《小日报》，第694期，1904年3月6日。

34.《中国皇太后的特殊时刻》，《画报》，1908年11月20日。

35.（美）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论摄影》，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03页。

36.王嵩儒：《掌固零拾》，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331页。

37.马运增：《中国摄影史：1840-1937》，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第16页。

38.《中国的凯瑟琳大帝》，《伦敦新闻画报》，第133卷，第3631号，1908年11月21日。

39.《中国皇太后》，《周日高卢人报》，第13期，1908年3月14日。

40.《中国的西奥多拉》，《画报》，第3408期，1908年6月20日。

41.（美）萨拉·康格著，沈春蕾等译：《北京信札》，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204页。

42.德龄、容龄著：《晚清宫廷见闻录丛书在太后身边的日子》，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第257页。

43.Katharine Carl. 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07.

44.本文所引的《圣容帐》数量与条目，均转引自林京《慈禧摄影史话》一文中对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容帐》档的记载。林京：《慈禧摄影史话》，《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45.如《慈禧太后穿珍珠衫执折扇站像》（资照片00000657）、《慈禧穿竹花便服披珍珠衫坐像之一》（资照片00001215）等，故宫博物院藏。

46.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518页。

47.Chine. Costumes. Théâtre. Musique. Cérémonies. Transports. Opium. Bouddha. Statuettes. Sculptures. Cloisonnés. Meubles. Architecture. Scènes de rue. Bronzes. Instruments de l'observatoire de Pékin. Temples. Tours et portes chinoises. Églises. Portiques. Ponts. La Grande Muraille de Chine .Palais impériaux de Pékin. Tombes impériales des Ming, de Si-ling et de princes et princesses chinoises: /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48.（清）荣庆著，谢兴尧整理点校注释：《荣庆日记一个晚清重臣的生活实录》，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2页。

49.转引自邝兆江：《慈禧写照的续笔：华士·胡博》，《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1期。

50.《时事要闻》，《大公报》，1904年5月5日。

51.王正华：《走向公开化：慈禧肖像的风格形式、政治运作与形象塑造》，《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012年第3期。

52.“Painting and Empress: Hubert Vos, K.C.DD., the First Man to Portray the Dowager Empress of China,” New York Times, Dec. 17, 1905,x8.

53.《西太后：中国的太后》，《小日报》，第503期，1900年7月8日。

54.《中国的西奥多拉》，《画报》，法国，第3408期，1908年6月20日。

55.《中国的凯瑟琳大帝》，《伦敦新闻画报》，英国，第133卷，第3631号，1908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