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同宾
作者周同宾
不能不说到计划生育。在基层干部中，流传着这句话:“农村工作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其实，计划生育这台戏，比宅基地难唱十倍。古来就是自由生育，能生几个生几个。古来就把生养五男二女、“七郎八虎”看作人生的辉煌，当作可以傲视乡亲的资本。自然经济，随便生娃娃，两者很是配套。突然间限制生孩子，想生必须先得到批准，而且“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两个月一次“孕检”，一下子堵死了任意生娃娃的路，庄稼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生娃娃原本极个人化的私事，父母、公婆都不好干预，一下子却成了公事，哪一级干部都管，村里、乡里的领导者更是管得具体而严厉。这，无疑是和亘古以来的大传统唱对台戏，和千百年来已经凝固得铁一样坚实的伦理习惯较劲，和一代代农民一直坚信不疑的人生哲学顶牛。庄稼人的反对情绪理所当然，普遍而强烈，为超生、抢生、偷生，使出了全部较黠和智慧。计划生育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去一个很大的乡村集镇“挂职”，正赶上计划生育的“第二战役”，镇政府的工作处于“战争状态”，全镇各村都充满紧张气氛。我知道自己并非镇政府的领导，挂个“官衔”，只是为了“深入生活”，搜集写作素材，日后做文章，对那些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户就远没有别人厉害，还常常找他们叙叙家常，听他们诉诉苦衷。农民就觉着我这个"副镇长”没架子，不训人,好接近，也就愿意给我说心里话。
记得，那是暮春的一天，我在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子“检查工作”。那山虽不险峻，却留存不少古迹，传说中和汉光武帝刘秀有许多瓜葛。那水虽不浩大，南北朝时已被郦道元记进《水经注》里。村庄人家分散，但见竹篱茅舍，幽篁疏林，小桥流水，曲径奇石，景色十分优美，无论朝哪个方向看，都有唐诗宋词的韵味，都是颇具古典情调的中国画。然而，全村没一家盖瓦房，家用电器都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电灯，再无别的。进村的路，只能走人，走牲口，连手扶拖拉机也不能开。
从天亮起，村里那棵老山榆上的高音喇叭，就一遍又一遍点该带环而没带环、该结扎而没结扎的女人的名字，声音强硬，不容商量，广播了一天，还不停息。
近黄昏，我去村头转，见一个老婆婆蹲小溪边洗尿布，棒槌起落，敲碎了潺潺水声。我趋前和她说话。她像正好有很多话要向我说。原来，她家是“双女户”,媳妇头一胎生个妞，本想第二胎生个小子，可还是女孩。这不，刚满月，媳妇就结扎了，就那么一刀，活活地割断了再生男娃的希望。老人有一肚子牢骚。我尽力找话安慰她，可我每说出个理由她就会说出十个理由反驳我。我索性不多说话，专听她说。
下面是我事后回忆整理的笔记:
她的话像老奶奶缠的线蛋子，几乎没有头，虽然哆嗦，却也真切。
“……我只有一个娃，十八亩地一棵谷，单根独苗。五八年大跃进，修水利，挖河，,跳凉水里一激，就不能再生了。
那时候生几个都中，生一百个也不犯政策。
东院二嫂，五个娃哩。
我算倒霉，只一个娃。娃孤哇，没兄弟，没姊妹。娃娇哇，捧手里长大……
有娃就有盼头，盼着娶媳妇，生孙娃。
瞎子给我算卦，说命里有三个孙娃。我信。一辈子积福行善，就该有三个孙娃。
人亏我天不亏我……
北山里，有刘秀床，还有刘秀潭。刘秀床是块大石头，平平的，就是床的样儿。刘秀潭是四方的，像做官的印，水清，冬天不冻冰凌。
当年王莽撵刘秀，刘秀在那床上睡过一夜，喝过那潭里的水。咱这儿，娃们成亲，都去刘秀床上睡半夜，喝半瓢刘秀潭里的水——刘秀有十二个儿子咧，都当大官。我娃结婚时候，我叫他俩去刘秀床上睡一整夜，咕咕咚咚喝一大瓢水--盼孙娃心切嘛。如今，还有啥想头?还有啥过头?牛笼嘴打水一场空。眼看着是条大路，一下子成了死旮旯。
俺娃他爷那一辈，弟兄三个，
他爹那一辈，弟兄两个，
娃这一辈，就他一个；
再往下，绝了，断根了，这一门人算没了，永远没了。
还不如草哩，草死了，还留下根儿，留下籽儿，不会绝，断不了种。活着还有啥意思?你就是发了大财，东西也不能带进墓坑里，都得留给别人。
有孙子，喝碗凉水心里也舒坦；没孙子，一天吃三顿肉也没味。
俺村后坡老八婆，她那熊样儿，不像人形，连句囫囵话也不会说，鸡下四个蛋就不知道是几个蛋，出村就找不到家——还不如猪哩，猫记千，狗记万，老母猪能记二里半；猪也记路，跑半天也能回家，她除了会生娃，啥也不会；扑扑腾腾，脱坯一样，一连生四个娃，两个妞。两个娃娶了媳妇，媳妇一个生仨娃，一个生俩娃。老家伙五个孙娃啦。咦咦,老憨瓜有功劳，傲啦，过去谁搭理她?
狗见也不看她一眼。如今，她成八奶奶，都说她有本事…
我没脸见人呐，知道的，,说是上级不叫生，不知道的，不说我坏了良心?盼子几十年，最后落个狗舔干灯。
我那媳妇啊，一肚子好，就是生不成…
男女都一样?哄人。
男女就是不一样，男人有劲啥活儿都能干、一布袋粮食女人就扛不走;
女人干的活儿，除了生孩子，男的都能干。
男人能养活一家子，女人不能。
男人是家里的天。
你没听男人死了女人哭:我的天哪!天塌啦.…
你们这些干部，都是公家养活的，早三年庄稼绝收，工资也不少，老了干不动了，一个月还领几百块，临死的老衣也是公家置买的。你们生妞生娃差不多，妞娃长大也是公家人，吃香的，穿光的，风刮不着，雨淋不着，日头晒不着。你们养的狗娃猫娃也比乡下人吃的好，你们的刷锅水也比乡下人的饭有味。你们就不知道庄稼人的难处。光不叫俺生，俺绝后了公家管不管?老了公家养活不养活?农村咋能比城市，农村没娃就是过不成……农村生娃、生妞就是不一样。
妞养大，是人家的人，找个婆家走了，生娃子姓人家的姓，是人家的根，与咱草不沾霜。
招女婿?“倒插门”? 咱这儿不兴这，谁招谁丢人，招谁谁丢人，谁也不愿意。招来的女婿能一心?就算一心，老辈一下世，家业不 还是人家的?
一百亩地也不如一个籽儿，一百个妞也不如一个男娃……"
历史和传统在老人心里绾了一个死死的结。在短时期内,怕是谁也解不开这个死结。
尽管农民不接受，各有各不接受的理由，但计划生育势在必行…………
工作的难度就更大更大，特别在人口急剧膨胀的农村。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五十年代初土改时，人均三亩多地；八十年代初分田单干时，人均不到一亩二分地(且不说六十年代初村民饿死不少)。
新增一个人并不只需一块地。农民只看见地少了(吾乡就有“添人不添地,饿断喉咙系"的民谚),
刚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只是号召。号召归号召，响应者寥寥。后来，不得不边讲道理，边来硬的。道理可以不听，硬的坚决执行。
面对凌厉的攻势，断然的措施,强大的舆论压力，庄稼人不得不服从，一个个腼腆的村妇不得不羞涩地躺上手术台，或带环，或流产，或结扎。
当年有些口号和作法，
如:“宁叫家破，不叫国亡。”
“该流不流，拉猪拉牛;
该扎不扎，墙倒屋塌。”等等,
在特殊的情况下，谁也没能力单单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使农民自觉自愿地少生娃娃。
忽想起五年前，在乡政府的招待室里，一位村党支部书记曾和我说起计划生育。
他已经当了四十年村干部，因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一直不能放下挑子。我看他，头上白发多于黑发，脸上皱纹沟壑纵横。虽西装革履，可模样，气质，仍似一个老农。
他告诉我，他那个行政村，当时育龄妇女五百多人，该结扎的一百八十人，该带环的近三百人，该流产的，不检査不知道，一检查吓一跳:一百九十人。形势严峻，任务艰巨。为打胜那个“战役”,首先，党员、干部带头，稍有犹豫，党员取消党籍，干部立即撤职。他女人已经生了六胎，第一个上手术台。他儿媳妇已有一男一女，也跟着做了手术。
干部中，只副支书的女人，死活不结扎。处理罢副支书，村干部分三班轮换坐他女人面前，硬坐三天四夜，说是做思想工作,实际是煞她缠她。直到把她熬得迷迷糊糊，缠得精疲力竭，才勉强答应，就当即拉去手术。
群众说她:"看看，明明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自己吃亏。男人官儿也掉了，自己又挨一刀，落个鸡飞蛋打，虫也没虫，笼也没笼。"
手术室就在村里。村委会院里支两口大锅，杀两头大猪,买几百斤萝卜。
前三天，去带环的，管一顿饭，奖十元钱;
去结扎的，管三顿饭，奖三十元钱;
去流产的，管三天饭，奖五十元钱，还奖两只老母鸡。
从第四天起，不但不管饭，,不奖励，还要罚钱，晚一天，各罚十元、三十元，五十元。
也有藏匿的，逃跑的。那就把她的公婆送进学习班，公婆不挂心，就把她娘家爹妈弄进学习班。
学习班的日子可是不好过的，每顿还要送饭，每天还要交十元房钱。把老辈人一折腾，再顽固的男人也不再顽固，再执拗的女人也不再执拗……半个月下来，他那个村彻底完成任务，引得外县的干部纷纷去取经，每天都有七八桌客，招待费吃了三万多块钱。
说完这些情况，他总结道:“当几十年干部,过那么多运动，哪一次也没这次费劲大，得罪人多。清明节前，有人偷偷把我家的祖坟扒个豁子。大年初一五更，有人在我家大门上放个大花圈……他们恨我，当面不说，心里恨。”
我说:“等他们生活过好了，会感激你的。”
他摇摇头，表示不可能。
就在我们的谈话结束时，他却说了两句出我意料的话:“我那个村，二十三个‘双女户’。在我手里，二十三家都绝后啦……”
说罢，深沉地叹气，不无感伤。看来,这位支部书记，仍然是个农民,对计划生育，他也没有真正想通。
在不少地方，村干部并不都像那位老支书那么决绝，那么一硬到底。乡村的人际关系，远比城市复杂。生活在宗族、亲戚组成的网络中的村干部，很难摆脱来自多方面的牵扯。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就时有发生。因此，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数量不少的不在计划的孩子，不报户口，也不分土地。那些没被批准来到世间的孩子，老百姓称为“黑娃”。
在一个全是荒岗薄地，毫无致富门路的穷村，一个不到三十岁就做了绝育手术的少妇，躲开众人,偷偷告诉我,仅她所知道的，全村至少有二十三个“黑娃”,多数是自己生的，也有抱来的——抱时候给孩子的生母送一些鸡蛋、红糖、挂面之类的营养品；
还有买来的——买一个小子，三四百元，买一个丫头，二三百元。
人们宁愿掏钱买，也不愿抱养。买来的钱一交，孩子就是自己的，和卖者了无牵挂，卖者也不能知道孩子的下落;
抱养的，双方总有一种似断似连的瓜葛，弄不好,孩子一大，亲生父母就要来勾引，就要惹出麻烦，甚至孩子一变心，只认生父生母，疏远养父养母，最后又回归生父生母，养育者就空忙一场，多年的物质投人、感情投人，统统白费了。那些“黑娃”，当然无辜，可他们的人生一开始，就陷人历史造成的尴尬。这尴尬，对他们的心理影响，可能会延续许多年。
为躲避计划生育,千方百计多生孩子,横下一条心的庄稼人常付出惨重代价。承受这人为苦难的,首先是妇女和儿童。我不只一次见到流入城市的“超生游击队”,女人蓬头垢面,孩子营养不良,一把架子车,一卷肮脏的行李,是他们漂泊不定的家,风里雨里,饥里寒里,在高楼的屋檐下,在街道的飞尘中,凄凄惶惶讨生活。
我看见，女人面部表情木然，孩子用惊恐的眼光憷憷地注视花花绿绿的街景,匆匆忙忙的行人。而男人，总是虽干瘦却坚强。男人是家的主宰，妻儿的命运只能被男人装在架子车上，拉到哪里算哪里，拉到几时是几时。看到他们，我总在心里问: 何不归去?何日归去?可怜的女人、孩子，起码该有一个安定的温暖的家哟。
也有人为躲避计划生育，最终酿成悲剧。人财两空，家庭破碎，只有懊悔，只有叹息，一步走错，一生惨淡，该怨谁?
曾记得，四月天,在一个叫马寡妇庄的村子采访。全村楝树都开花，屋舍掩映紫云中，花香浓烈，带几丝苦味，直把人熏得飘飘欲仙。先采访一个养蝎子发家的农户。那家，老两口，两个儿子都娶了媳妇，生一个孙娃、两个孙女，三代同堂,日子红火，一切都顺遂，顺遂得没有故事。
谈了半天，想一想做不成文章，就走进了邻近的另一家。
这家，院墙已坍塌，三间破屋，檐头的椽子长了野生的木耳。坐屋里，能看见天上的白云，隔墙缝,能看见屋后走过的猪狗。家中，一个汉子,一个拖着鼻涕的娃子。娃子还算可爱，我忙抱他，只抱一会儿,衣服上就留下大片污秽。汉子情绪很坏。我费了好大功夫，他才说了心里话。他三十三岁还没女人。年龄大，家里穷，找媳妇就更费钱。终于说成一个，她比他小十二岁，花六千多块。
结婚第三年，生个娃。还想再生个妞，为了长大给娃换媳妇。女人怀上孕,计划生育紧了。怕检查出来，就领上女人娃子跑了。先躲亲戚家，后进山住破庙，还在公路上的大桥下栖身多日。带的米面吃完，就讨饭，就偷人家庄稼。女人将临产，才趁夜间回家。家里屋门也没了，锅灶也倒了，不知是谁用荆条编笆堵着门口，屋里圈几十只绵羊，满屋尿臊气。不敢去卫生院，就找来收生婆接生。偏偏难产。收生婆把残忍的老办法全都使上，无一奏效。折腾一个半夜，,一个整天，又一个半夜，孩子没出世就死了，女人又惨叫半夜，天明时，叫声停了，也没气了。因为是暴死，死得凶，族人不让葬进祖茔，只好埋在东大沟的岸上。埋罢就下大雨，涨大水，坟冲平了，尸首也没了影踪……跑几个月，地荒了，只能收草，没粮食。
女人死后，他惭愧，光打自己脸，要不是娃小，就不想活了……他说完,久久沉默，满面凄苦，无限忧伤。送我出门，他歉然一笑,说:“没听上级话呀。要是只生一个，我如今不是热乎乎一家子?”
计划生育的路，还很长很长。真心情愿少生优生，可能是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庄稼人的事。由穷变富，实现小康，或许容易，但掌握文化，提高素质，更新观念，却需要一个长长的过程。只有传统的庄稼人蜕变为现代农民，生孩子的事才可能不再困扰国家，也不再困扰农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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