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宽 口述 及门孙亚军
自古但凡从事艺术创作者，模仿是不可或缺之路，只有模仿方能入门，一如学习书法，必须从临摹开始。然而，可悲的是大多数人一辈子只能在这种呆板的临摹当中虚度一生，从未走出圆规半步，这是艺术创作中的大忌。袁枚先生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王道，只可惜很少有人有发现精华、发现糟粕的眼光，固执和偏执使其艺术道路越走越窄，但凡历史上有成就之艺术家，始于临摹，发于顿悟，醒于创新，终于无我。
守旧容易创新难，这也是艺术创作中的一个瓶颈。无源之创新，人们认为是无根之物，自然经不起时代岁月的考究；坚守故道，不越雷池一步，艺术只能陷入僵死，这也是不可取的艺术态度。袁枚先生说：“学汉魏《文选》者，其弊常流于假；学李、杜、韩、苏者其弊流于粗；学王、孟、韦、柳者，其弊流于弱”，假使能通晓诸家，又能规避各家之短，其风范自然而就。这对艺术家的创作实在是一种考验，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通融广博的学识是造就一流艺术家的根底，如果没有这些作为底气，就无从谈起“精华”与“糟粕”之分，亦无从谈起创新之路。故而，我常常以为做艺术者，如果有儒家之中庸、佛家之圆融、道家之风骨，何愁没有优秀的作品呈现于世人。但如此之境界，需要历练，需要慢火而炖，其味愈久愈香！
佛曰：“学我者死！”此禅宗不立文字之故，艺术重在领悟其道，方能顿觉。
余闻古贤人士大夫，常居庙堂之高，而心忧天下。故功成名就之时，隐居乡里，以德行威望教化一方之风俗。然钱穆先生之《朱子新学案》及《清代湘学研究》，载兴一方之文教之事，又多自民间而始，开此风气者宋儒之功不可没。
考“两宋”之前，儒学之兴亦不过数十载。“两汉”以后，佛、儒、道三者并存达千余年，至宋季方得中兴。“宋儒尊两汉儒学治经之体系，以阐新意，立新说为本，开儒学之新风尚。”若言宋儒何以至此？钱穆先生在《学案》中综而论之曰：“宋五子皆仕途不顺，终穷天人之理，以成一家之学。”天不闵诸公，故厚于其学术。宋四子志于中兴儒学之道，讲学于乡邑，教化一方之风俗。
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先生《湘学的学术旨趣及其演变》综而论之曰：“两汉时期儒学亦很鼎盛，但汉代儒学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它首先是通过国家的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太学，以研究和传播儒学。而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宋学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
故自此而后，一大批志于复兴儒学的学术大师，以地域为中心，聚众讲学。如孙符泰山学，周敦颐之濂学，张载之关学，“二程”之洛学，邵雍之百源学，苏轼之蜀学……讲学之风大兴，诸儒潜心悟道，知行合一，以德行威望匡定一乡，一邑，一郡之风俗。
余言：今人皆鄙视古之贤人，谈古者意为玩古不化。然今之学者之操守，之德行，或可砥砺风俗，或可教化一方，余未见其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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