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一句口号就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当时被认为是国贼的主要是三个人，即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
今天我们说一下“三大卖国贼”当中的曹汝霖。曹汝霖，字润田，祖籍浙江，1877年1月23日出生于上海。他之所以被定义为“卖国贼”，最早可追溯到1905年。
这年的11月17日，中日两国就东三省条约展开谈判，“日本通”曹汝霖作为袁世凯助手参与其中；签订的《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将日本暗自侵吞的利益细化与公开化。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曹汝霖成为外交部次长。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交了“二十一条”。曹汝霖回忆说：“我与陆子兴（陆征祥）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日本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来自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到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引发了“五四运动”。
当时，是曹汝霖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的。“五四”当天，曹汝霖听到“学生们要闹事”的消息后，就在家与章宗祥、日本人中江丑吉（此人在学生痛打章宗祥时以身体护住，才使章侥幸活命）、警察总监吴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对付学生（当时院中还有荷枪实弹的警察）。
“火烧赵家楼”之后，支持、同情学生运动的报刊，为了保护学生免遭迫害，就说曹宅起火是漏电失火、或曹家家人趁火打劫，不承认是学生纵火；而实际上，首先点火的就是当年北京高等数学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
后来，徐世昌罢免曹、陆、章三人职务时，也否认了学生烧毁曹宅；致使曹汝霖愤而以辞去交通总长等职务。罢官之后，曹汝霖发誓不再过问政治，并避到天津德国租界居住。
他的儿子在天津南开读书，却没有一个同学肯与他同坐；课间、放学，也没有一个同学理睬他。这种情况，曹汝霖不会不知道，其内心痛苦之状可想而知。此后，曹汝霖开始热衷于慈善活动。
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
曹汝霖还发起创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
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汝霖不为所动。
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汝霖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
在晚年忆及五四运动时，曹汝霖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新中国成立前夕，曹汝霖去了台湾、后移居美国，1966年8月4日逝世于美国底特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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