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晋国600年》
作者：韩鹏杰
《晋国600年》分为四册，生动讲述了先秦时期晋国六百余年历史，厘清了晋国政治制度演变的逻辑，深刻剖析了晋国兴、盛、衰、亡的历史原因。作者立足于古籍史料，同时参考了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晋国权位之争、制度之变和春秋争霸故事，并常佐以精彩点评，以晋国的霸业兴衰为中心展现了春秋时期云谲波诡的历史画卷。
此书为2024年刚发行的新书，现摘录一章供大家阅读
《晋国600年1：周礼秩序的解构与重构》
第三章 “国无公族”制度的成型
第一节 手足相残
献公之忧
晋献公是在其父亲武公统一晋国两年后即位的，依照晋武公伐灭夷国以及晋献公几位公子的年龄来推算，其即位时应正值壮年，在政治上还不很成熟，而他身边的宗族们却个个都是久经沙场的功臣元老，这就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按照《左传》上的说法，晋献公即位初期面临着被“桓庄之族”逼迫的局面，这与晋昭侯即位时受曲沃桓叔压迫的旧事颇有些类似。
这里的“桓庄之族”，指的是晋献公的近支亲族。其中的“桓”是其高祖曲沃桓叔，“庄”是其祖父曲沃庄伯，他们的后裔中除了国君（晋武公）一系之外的其他子嗣后裔被统称为“桓庄之族”。桓庄之族在内战中与国君一系同仇敌忾，为曲沃最终统一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一旦战争结束，功臣贵勋的分配问题就成了新统一的晋国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帝制时代的开国君主通常都面临着功臣安置的难题，为了处理这些疑难问题，开国君主们也都绞尽脑汁。比较粗暴的一种是诛杀，比如刘邦和朱元璋，他们的“创业团队”都是在“造反”的过程中临时拼凑起来的，个人情谊没有那么深厚，只要有潜在威胁的就一律杀掉。第二种是转移安置，比如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因为都是前朝里带兵打仗的将领，说些好听话送些礼物就可以轻易解除威胁。要说最有手腕的，当还要数唐太宗了，对同样出身“关陇集团”门阀世家的贵族们，又是送锦旗唱赞歌，又是进行再就业辅导，不知不觉间就把他们手中的实权给卸掉了，算是最为圆满的。
晋献公与后世的帝王也有着同样的忧虑。“曲沃代翼”的内战刚刚结束，与之有近亲关系的“桓庄之族”在内战中建立了功勋，此时都亟待分封。在大规模的利益分配面前，公平性是一个永远都绕不开的话题。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劳苦功高，需要得到比别人更多的赏赐，而如何对各人的功勋进行量化，并以此为基础做出公平合理的分配，就变成了晋献公面临的头等大事。
这可让晋献公犯了难，若是晋武公还在，以他的权威分配土地，即便是不公平，也没有谁敢说什么。晋献公没有经过多少战火的历练，自然也没有能够服众的权威，因此无论他出什么方案，都会有人跳出来表示反对。而更让事情雪上加霜的是，曲沃以小宗取代大宗，国家的权柄几乎都操持在“桓庄之族”手中，先代的公族如栾、先、籍、祁、郤等氏大多都不显达，又使得他缺乏制衡“桓庄之族”的力量。
士蒍之计
正当他无计可施的时候，一名在晋国供职的异姓大夫，给晋献公提出了一个妙计。这个人名叫士蒍，字子舆，其先祖是原来在唐国的土地上世代繁衍的唐尧后裔。周宣王年间，时任杜伯被天子所杀，他的儿子杜隰叔跑到晋国担任士师（也即法官），其后代也一直世袭士师的职务，成为晋国的“祁姓士氏”家族，此时担任士师的就是这位士蒍。
在以公族为主体的政治体系中，士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人，不存在亲情血缘的羁绊，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就多了一分肃杀之气。他的建议很简单，只有四个字：斩草除根。
这个建议的确过于惊世骇俗。春秋初年，东方各国内乱不断，宗族之间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事迹屡见不鲜，但还没有谁狂妄到敢把整个公族连根拔起。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擅杀亲族不仅是一条了不得的罪名，更是一条通往毁灭的道路。
一方面，周代的宗法制讲究“亲亲尊尊”，国家本身就是通过以血缘为纽带的等级秩序构建起来的。国君在任命官员、分封土地的时候，都要以此作为首要原则。在这个框架之下，没有明确的罪责却要杀掉至亲和地位尊贵的人，在舆论上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诛杀手握重兵的功勋贵戚是一项宏大且极具危险性的系统工程，很难保证行事万无一失，一旦处理不慎就极易反噬自身。
也正因为如此，晋献公在听到这个计策的时候，多半会有所犹豫。但士蒍却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只要去掉了富子，其余的公子们也就好对付了！”
关于士蒍所提到的“富子”，史料上没有任何关于他生平事迹的记载，但从士蒍的判断来看，这名“富子”显然是群公子中的核心人物，是最有权势、最富智谋，也最有可能危及君权的人。
至于他是如何对付“富子”的，《左传》中只提到了一个字“谮”。也就是在群公子中制造对富子不利的流言，离间他与群公子之间的关系，然后假手于“桓庄之族”将富子驱逐。
法国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曾指出，当一个孤立的个体融入了群体之后，他的个性就会被这个群体所淹没，从而产生智力下降、自信倍增、情绪激动等特征。群体当中的领袖，必须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一个能够提出断言的人，他的行动能够直接带动整个群体成员追随和效仿。
作为世代以司法工作为主业家族的继承人，士蒍大概称得上是一个深谙人性的行家里手，也是一个玩弄心术和贩卖焦虑的高手。在以“桓庄之族”组成的群体中，“富子”就是那个具有超强意志和决断力的领袖，而士蒍要做的就是打破“富子”身上的光环，并进一步取代其在群体中的领袖地位。
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士蒍于晋献公六年（前671 年）首先与群公子合谋赶跑了富子。第二年，又如法炮制杀死了游氏之二子，第三年将游氏合族消灭。
在做完这一系列工作后，士蒍信心满满地对献公说道：“事情已经有眉目了，不出两年，国君就不会再有忧患了。”
在上演了两场大戏之后，群公子之间互相猜忌，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了。而这也正是士蒍布局中最重要的一步，当人们的焦虑情绪被充分释放出来，内心中充满了非理性情绪的时候，便是实施计划的最佳时机。
聚邑之围
献公八年（前669 年），士蒍以国君的名义，将群公子安置到绛都南部的聚邑（今绛县东南车厢城）。或许是以为大封土地的日子就要来临，群公子个个都欣喜若狂，于是便终日饮酒作乐，享受着人生中最后一次狂欢。
这年冬天，凄冷的北风越过了千里冻土和草原如约而至，晋国的原野上也显露出一番萧瑟的景象，苍黄的土地上已没有一丝生机。往日在树林中活跃的麋鹿和野象，此时都不见了踪影，山林中最后一片黄叶，也在凛冽的寒风中，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它久久眷恋的树枝。
群公子们聚拢在聚邑的城墙上，遥望着国君的旌旗和车马浩浩荡荡地从都城开拔过来，整齐的车队成行成列、井然有序，鲜艳的旗帜在朝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亮丽。他们行军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战车的阵列竟然也可以这么美。
国君带着卫队进入了聚邑时，他们匆忙从城墙上跑下来，在城门口夹道欢迎。眼看着卫队进入了分封的场地，分列在广场的四周，旌旗飘扬、戈戟肃穆，他们内心就越发地期待。他们急迫地整理了衣冠，有序地走到了场地的中间，整齐地排列成行，翘首盼望着典礼的开始。在这急切的等待中，他们都压制不住内心中的狂喜，互相吹捧逗笑，嘈杂的广场就像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然而他们始终没有等到国君的登台。
不知过了多久，伴随着一阵尖利的呼啸，青铜的箭雨带着令人战栗的风声从天而降，清洁而平整的广场瞬间变成了一片血海。许多人还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就发现鲜血已经从自己的身上喷涌而出；有很多人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失去了知觉，永远都醒不过来了——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此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就在死去的那一刻，脸上还挂满了幸福的微笑。然而更多的还是受到重伤的人，他们在血海中痛苦地挣扎抽搐，不断地呻吟哀号，如海浪一般的欢笑声霎时间变成了震天的哭喊声。
有人在随从的保护下奋力地想逃离这个广场，可广场四周的卫兵却迅速将他们包围起来，用长戈和矛戟刺穿了他们的身体。不久之后，痛苦的哀号和喧闹便平静了下来，间或有低沉的呻吟断断续续地传来，也被面无表情的卫兵迅疾抹掉了。
苍天无语，大地无声。
桓庄之族的群公子——曲沃桓叔和庄伯的满堂儿孙，就在这样一个阴冷的冬天里被屠戮殆尽。只有少数的公子逃离了聚邑，漫无目的地奔跑在冰冷的原野上，他们绝望地狂奔、无力地哭喊，却终究无法得到苍天和大地的回应。
这些在曲沃代翼战斗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公子们，除了韩万在武公时期获得了封地而得以幸存之外，其他人在历史上都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印记，只有他们集体的称谓“桓庄之族”为后人所知。即便是那些侥幸逃出生天的人，之后也都湮没在了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再也没有了消息。
晋献公诛杀桓庄之族的灭亲之举实在是骇人听闻，有公子逃到了虢国，将这场惨无人道的泼天大祸上达天听，在中原大地激起了滔滔巨浪。于是第二年（前668 年），担当天子卿士的虢君再次起兵伐晋。
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晋国早已不惧怕虢国的征讨，经过内战之后将近十年的休养生息，晋国已经初步恢复了文侯时的疆域。此外，在兼任司空的士蒍主持下，绛都的战后重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重建后的绛都城防设施更加完善，规模也更为宏大。在没有其他同盟的情况下，虢公大兴兵马伐晋却讨不到任何好处，只是惹了一身骚，此后作为周王卿士的虢公再也没有胆量与晋国过招，直到最后为晋国所灭。
晋献公用最为残酷的手段，以最为惨烈的代价，摆脱了公族势力的操控，保证了君权的稳固，同时也让晋国在礼崩乐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聚邑之围的长期谋划，缔造了晋献公对内政策中鄙弃公族的坚定理念，为了宣示他的这一理念，他在曲沃建造了宗庙，以表示曲沃永远都归公室所有，不会再赐给亲属和臣下。
而这一切，也为杀嫡逐子的“骊姬之乱”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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