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松森 |《子藏·儒家部·新序卷》前言|列女传|刘向|史记|子书|子藏·儒家部·新序卷|揣松森|汉书·艺文志|说苑

《子藏·儒家部·新序卷》前言

上海大学中国史博士后

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子藏·儒家部·新序卷》收書三十四種，整合爲精裝十六開本九册予以出版。本卷收録目前所知《新序》白文本、節選本、評點本、批校本及相關研究著作，集《新序》相關文獻於一編，以饗讀者。

一

劉向（前七九—前八），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時改名向，西漢陽城侯劉德之子，高祖劉邦少弟、楚元王劉交玄孫。年十二以父任爲輦郎，既冠升諫大夫，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頗獻納賦頌。因所言煉金方不驗，下獄當死，賴其兄安民入國户半乃得贖罪。會初立《穀梁春秋》，宣帝徵向受《穀梁》學，講論五經於石渠。石渠閣會議後，拜郎中、給事黄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立，擢散騎宗正給事中，與前將軍蕭望之、諸吏光禄大夫周堪、侍中金敞同心輔政，謀退中書宦官弘恭等人，遭讒失敗，坐免庶人，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復進用，拜中郎，領護三輔都水，歷官光禄大夫、中壘校尉。向積思博學，領校中秘書，撰著《别録》。自以宗室元老，數上書言朝政得失，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故終爲所阻而不得任九卿。年七十二，以病卒。生平事跡見《漢書·楚元王傳》。

劉向生卒年素來説法不一，主要有五種意見：（一）生於昭帝元鳳元年（前八〇），卒於成帝元延四年（前九），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卷三一、葛啓揚《劉向之生卒及其撰著考略》主之；（二）生於昭帝元鳳二年（前七九），卒於成帝綏和元年（前八），清錢大昕《三史拾遺》卷三、清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徐興無《劉向生卒年考異》（《劉向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第四八四—五一一頁）持此説；（三）生於昭帝元鳳三年（前七八），卒於成帝綏和二年（前七），説見清姚振宗輯録、鄧駿捷校補《七略别録佚文·七略佚文》（澳門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第五頁）；（四）生於昭帝元鳳四年（前七七），卒於哀帝建平元年（前六），清葉德輝、清王先謙（並見《漢書補注》卷三六），周杲《劉子政生卒年月及其著述考辨》（《文學年報》一九三六年第二期）持是説；（五）生於昭帝元鳳五年（前七六），卒於哀帝建平二年（前五），柏俊才《劉向生卒年新考》（《文學遺産》二〇一二年第三期）主之。案《漢書·楚元王傳》云：“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但對王莽代漢年份認定不同，造成劉向卒年推算産生歧異。不過，劉向卒年别有他證，不必專據王氏代漢之年倒推。考《漢書·禮樂志》載：“至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説上宜興辟雍……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謚。”故知劉向卒於成帝末年，而非晚至哀帝之世。錢穆、徐興無等即以此爲據考證其卒在成帝綏和元年（前八），與東漢荀悦《漢紀》、南宋王益之《西漢年紀》繫年一致，其説確鑿可信。由此上推，可定劉向生於昭帝元鳳二年（前七九）。

劉向著述宏富，其“書有改訂舊籍者，有改訂後又以己意新編綱目及增删之者；前者爲《别録》所載，後者如《新序》《説苑》《列女傳》等是也。至其融會貫通，撮旨提要，以成一家之言者，除《别録》外，尚有《洪範五行傳論》。而其見於《漢書》中之奏議及集中之賦頌，均爲不朽之作。然因西漢已遠，易於錯亂；又以子政校書之日久，後世之欲行其學者，咸附會僞托”（周杲《劉子政生卒年月及其著述考辨》），故亦不無魚目混珠者。兹述史志記載於後，以見劉向著述流衍之概。

《漢書·藝文志》承劉歆《七略》之舊，所載劉向著述最爲可信，具體著録情況如下：六藝略尚書類載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班固注“入劉向《稽疑》一篇”；樂類下班固注“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春秋類載《新國語》五十四篇，班固注“劉向分《國語》”。諸子略儒家類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班固注“《新序》《説苑》《世説》《列女傳頌圖》也”；道家類載劉向《説老子》四篇。詩賦略屈原之屬載《劉向賦》三十三篇，而《律曆志》云：“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本傳録奏疏多篇，敘《洪範五行傳論》《列女傳》《新序》《説苑》成書始末甚詳，又稱其“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

《隋書·經籍志》又增入劉向新著，收録情況大體如下：經部書類載《尚書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異説類載《孝經內事》一卷，其下注“《劉向讖》一卷，……亡”。史部雜史類載《戰國策》三十二卷；雜傳類載《列士傳》二卷，東漢曹大家注《列女傳》十五卷，東晉鬷續、孫綽撰《列仙傳贊》三卷，東晉郭元祖撰《列仙傳贊》二卷；譜系類載《世本》二卷；簿録類載《七略别録》二十卷。子部儒家類載《新序》三十卷、《録》一卷，《説苑》二十卷。集部别集類載《漢諫議大夫劉向集》六卷。

相較《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頗多變化：經部經解類新增《五經雜義》七卷、《五經通義》九卷、《五經要義》五卷；史部雜傳類不録《列士傳》，而《列女傳》《列仙傳贊》皆作二卷，且無注者及贊人，譜系類無《世本》；子部曆算類載《九章重差》一卷；集部别集類載《劉向集》爲五卷。《新唐書·藝文志》與《舊唐書·經籍志》大體相類，唯史部雜傳記類載《列士傳》二卷，曹大家注《列女傳》十五卷，與《隋書·經籍志》相合，但闕録《列仙傳贊》二卷，而於道家類神仙載《列仙傳》二卷。

《宋史·藝文志》史部傳記類載劉向《古列女傳》九卷。子部道家類載劉向《關尹子》九卷，神仙類載劉向《列仙傳》三卷；雜家類載劉向《新序》十卷，《説苑》二十卷。集部别集類載《劉向集》五卷。

不難看出，題名劉向的著作種類代有增益，但不少著作篇卷陸續散佚。針對這種或存或佚、或真僞相雜的情況，周杲條分撰著、編述、校定、僞托數端加以考證，鄧駿捷對存世、殘篇、亡佚、誤題等目進行辨析（參《劉向校書考論》，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四一—八七頁），均頗具精鑒卓識。其具體條目，二者考辨綦詳，兹不贅言。

二

《漢書·楚元王傳》載：“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逾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説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則《新序》乃劉向在成帝時所撰甚明，然後世於其作者、成書年代、著作性質却不無異説。

對於《新序》作者，唐司馬貞《索隱》云“《新序》是劉歆所撰”（《史記·商君列傳》）；清沈欽韓言《新序》《説苑》“二書舊本有之，向重爲訂正，非創自其手也”（《漢書補注》卷三六），近人羅根澤亦持此説（詳見《〈新序〉〈説苑〉〈列女傳〉不作始於劉向考》，《圖書館學季刊》一九三〇年第四卷第一期）。前者屬孤例單證，與歷代史志署名劉向矛盾，而《新序·雜事四》“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云云，足證其撰者是劉向而非劉歆。後者論據有三：（一）《説苑敘録》曰：“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説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别次序。除去與《新序》複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别集以爲《百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二）劉向《别録》云：“臣向與黄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初學記》卷二五、《太平御覽》卷七〇一引）（三）《漢書·藝文志》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據此，羅根澤等認爲《説苑》依於《説苑雜事》；“除去與《新序》複重”表明《新序》“亦當時已成之書，而非劉向撰著”；三書或曰“校”，或曰“序”，意味着劉向乃序次者而非撰著人。考劉向校書有校定傳本、新編别本、勒成新書諸例，其勒成新書者亦多用定著書名指稱舊有材料，如劉向編定之前並無《戰國策》一書，然《戰國策敘録》却稱“所校中《戰國策》書”，故單憑“所校中書説苑雜事”未必能説明先有《説苑雜事》之書。徐復觀指出，“説苑雜事”乃劉向對材料叢什的統稱，他從中理出《新序》《説苑》《百家》三書，因《新序》成書在前，故著《説苑》時要除去複重者，而“所序”指劉向“把自己幾種著作，以篇爲單位，編（序）在一起而言”，與“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同例，不能據此僅視作編輯而非撰著［參《兩漢思想史》（三），九州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第五九—六五頁］。所言極有理致，可以信從。即使傾向《新序》舊有成書者，亦往往承認其經劉向整理而爲一家之言。如余嘉錫論之曰：“至於《新序》《説苑》，則雖本有其書，然向既除其兩書之複重者，與他書之但除本書之複重者不同。又删去其淺薄不中義理者，與《晏子》等書但聚而編之，雖明知其不合經訓，亦不敢失者不同。蓋已自以義法别擇之，使之合於六經之義矣。況《本傳》云‘採傳記行事’，《説苑序》云‘更以造新事’，則向又已有所增益於其間。既奏上之以戒天子，亦成儒者一家之言；故雖採自古書，仍不得不謂之劉向所序；猶孔子因魯史修《春秋》，述而不作，要不能謂《春秋》非成於孔子也。”（《劉向〈新序〉提要辯證》，《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一九二九年第三卷第四期）從這個意義上説劉向爲《新序》作者當無疑義。

關於《新序》成書年代，主要有三種説法：（一）唐馬總《意林》卷三載：“《新序》三十卷，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諫議大夫劉向上。”此書以爲《新序》成於成帝河平四年（前二五），然劉向當時爲光禄大夫而非諫議大夫，其説值得商榷。故石光瑛《新序校釋》稱：“疑《意林》此題，或出妄人附益，未必馬總原書如此。”（二）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三一、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繫之於成帝永始元年（前一六），蓋以是年趙飛燕被立爲皇后。但“趙、衛之屬起微賤，逾禮制”云云，並未明説劉向上奏《列女傳》等書乃爲趙氏立后而發，且一年編著三書亦勢所難能，故其可信度遜於明文所記年代。（三）宋刻本《新序》卷首題“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劉向上”，則認爲《新序》成書於成帝陽朔元年（前二四）。南宋王應麟《玉海》卷五五、《漢藝文志考證》卷五云“《新序》，陽朔元年二月癸卯上；《説苑》，鴻嘉四年三月己亥上”，而《中興書目》雜家（《玉海》卷五五引）、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所載兩書上奏之年並同。此説所言《新序》成書先後與《漢書·藝文志》“劉向所序”諸書次序相符，也没有《意林》引文的矛盾，於諸説中最爲可信。總而言之，《新序》當是河平三年（前二六）劉向受命典校秘書後開始編著，至陽朔元年（前二四）二月殺青並繕寫奏上，前後不滿兩年。

至於《新序》的著作性質，亦衆説紛紜。或僅視爲子政序次之書，或將其看作劉向撰著之作。前説傾向於《新序》乃依傳記行事編纂者，非比個人著作之有獨到見解，故王充稱“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纍積篇第，文以萬數……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論衡·超奇》）。後者多少承認劉向剪裁潤飾以及創立義法之功，衹是對《新序》文體性質看法不同。大體而言，其重思想性而以“子”視之者乃歷代主流，然唐宋以後頗有用“史”相衡而進行史料考辨者，現代學者又往往將其看作“小説”。

但後兩類看法都存在一定問題：一是漢代人不視《新序》爲小説，觀《漢書·藝文志》置諸儒家而列《百家》於小説家，最爲明證。即使説《新序》有近於小説之處，也與現代小説不同。今人所謂小説，指有一定長度和情節的虛構故事，其中故事性、虛構性是核心要素。但秦漢小説乃諸子之一家，唯以“叢殘小語，近取譬物”（《文選》卷三一江文通《李都尉陵》李善注引《桓子新論》）、“淺薄不中義理”而與九流攸分，其旨歸仍在“理”而非“事”——即有記事亦非出有意虛構。對此，明胡應麟云：“小説，子書流也，然談説理道或近於經，又有類注疏者；紀述事跡或通於史，又有類志傳者。”（《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下》）又説：“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録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説以寄筆端。”（《二酉綴遺中》）余嘉錫更指出：“若夫諸子短書，百家雜説，皆以立意爲宗，不以敘事爲主；意主於達，故譬喻以致其思；事爲之賓，故附會以圓其説；本出荒唐，難與莊論。惟儒者著書，較爲矜慎耳。”（《目録學發微古書通例》，商務印書館二〇一一年版，第二五三頁）何況，“全書的藝術性主要表現在人物對話的應變技巧、言語的生動傳神方面，至於結構上的曲折、故事細節的表現，這些後世小説非常看重的表現手法正是二書所缺”（葉博《〈新序〉〈説苑〉研究：在事語類古書的視野下》，北京大學二〇〇九年碩士學位論文，第五四頁）。故不管是從內容還是形式上看，都不宜將劉向撰《新序》等同於小説創作。

二是對依托古事和個人創作的關係存在認識偏差，誇大了劉向“創作”的成分。如唐劉知幾《史通·雜説下》稱：“觀劉向對成帝，稱宣、武行事，世傳失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鑒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及《新序》《説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僞辭。非其識不周而才不足，蓋以世人多可欺故也。”這就將《新序》等完全看作劉向自創之書，並認爲其中有違史實之處皆出有意虛構，顯然昧於此類著作的體例和性質。這種情況至清代中後期纔有所改觀，學者們始能從古書通例和子書性質兩方面形成自覺認識。如清嚴可均指出：“向所類事，與《左傳》及諸子間或時代牴牾，或一事而兩説、三説兼存，《韓非子》亦如此。良由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不必同李斯之法，别黑白而定一尊。淺學之徒少所見、多所怪，謂某事與某書違異，某人與某人不相值，生二千載後而欲畫一二千載以前人之事，甚非多聞闕疑之意。”（《鐵橋漫稿》卷八《書〈説苑〉後》）朱一新云：“諸子書發攄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説，年歲舛繆，史實顛倒，皆所不計。……至劉子政作《新序》《説苑》，冀以感悟時君，取足達意而止，亦不復計事實之舛誤。”（《無邪堂答問》卷四）而余嘉錫則更明確地講：“謹案《新序》《説苑》事跡，訛誤處固多；但此二書乃採傳記爲之，所敘之事一仍古書原文，不得以此訾向也。”（《劉向〈新序〉提要辯證》）不僅此也，他還對從用《詩》事例推論劉向《詩》學家派者表示質疑，提出“惟全氏之説（引者案：指全祖望《經史問答》卷三所論）爲得之，其餘謂劉向爲習《魯詩》或《韓詩》者，皆無以見其必然也”，因爲“此兩書亦係百家之説，蓋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時之書，與《戰國策》相等。其中説《詩》之語，出於戰國之時者，固無所謂齊魯韓毛，即出於漢以後者，亦必各家都有，不守一先生之言。向之序此兩書，意在發明儒家之紀綱教化以戒天子，與韓嬰作《詩外傳》以釋《詩》者用意不同，未必取前人所説之《詩》塗改黜竄之以合一己之學也”。這裏將史實舛誤及用《詩》義例等內容與劉向自身學術思想進行剥離，可謂别有見地。

總之，《新序》一方面依托傳記行事，與《列女傳》《洪範五行傳論》等有相似性；另一方面又以義制法而成一家之言，這從《新序》《説苑》《百家》成書足以見之。陳茂仁指出：“是書經劉向採傳記行事，撮意近者，以類繫聚而成，驟視似非劉向之言，然細忖之，於其雜採類聚之餘，自有其義法以别擇之，且於各章文末，劉向或附以評論，則劉向於雜採傳記行事之餘，又自有所增益，實劉向已賦予新意矣。”（《新序校證·自序》，花木蘭文化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那麽劉向之“創作”，與其説是在具體文本內容上，毋寧説是在材料取捨和主旨提煉方面。因此，徐興無説：“其中的文字並不能完全代表劉向的思想，倒是劉向對兩部書的選擇、整理、修改和增益，纔更能代表劉向的思想傾向。”（《劉向評傳》，第四〇一—四〇二頁）這就意味着，在處理《新序》這類著作時，需要首先對其中的不同文本層次加以辨析。

三

與典型諸子“自寫性真者”（《無邪堂答問》卷四）不同，《新序》的表達方式類似於《春秋》。《春秋》一書，乃孔子依托史文而加之義法，借以表達其王道思想，所謂“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春秋繁露·俞序》），“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序》）。這是一種不離事言理的方式，屬於歷史悠久的史官書寫傳統。考子體源於史體，至春秋卿大夫産生自覺“立言”意識後纔蔚爲大觀；而此前史官所掌不外記言和記事兩種體式。《漢書·藝文志》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然《春秋》僅略具綱目，故需記言類《尚書》及故事類“事語”相輔而行，由此形成大量語類古書。這些記載古聖先哲嘉言懿行的語類文獻，以記言爲主而兼雜記事，具有明德和鑒戒功能，實際成了子書之濫觴。故劉咸炘論子書源流曰：“發源於傳記之記言，初述古訓而後成一家之言（由重言而立言），初由徒裔記輯而後爲自作。”（《校讎述林·子書原論》）總之，《新序》所據材料源出百家傳記，多屬語類文獻；而《新序》一書在表達方式和文本形態上保留着早期子書的特徵。這就要求我們對其材料來源和義法所在分别加以考察。

《新序》材料來源往往有跡可尋，故石光瑛《新序校釋》、趙善詒《新序疏證》等每於各章臚列相關互見文獻。另有學者進行綜合研究，除互見材料外，還關注其中思想及體例的關聯。如徐復觀考察《新序》與《韓詩外傳》的關係，認爲“《新序》較《説苑》，吸收《韓傳》者爲多。若《新序》之三十卷未殘，則《韓傳》幾全爲兩書所吸收。由此可以斷言《新序》《説苑》之作，蓋承《韓傳》之統緒而有所發展”［《兩漢思想史》（三），第七二—七三頁］。他注意到《新序》載有大量孔子言行並引及《春秋》材料，又廣泛採用《詩經》《周易》《尚書》《呂氏春秋》之文，以及老子、列子、孟子、荀子、屈原、宋玉、商鞅、樂毅、叔孫通、鄒陽、蘇武之言，反映了衆多諸子學派的思想。張白珩統計後指出：“就現存《新序》與漢以前古籍相互比勘，發現劉向採取的古籍共二十餘種，可推知的十餘種。所採古籍中，以《韓詩外傳》《呂氏春秋》《史記》三書爲最多，其次是賈誼《新書》《左傳》《戰國策》《韓非》《淮南》等。此外如大小戴《記》、《公》《穀》兩傳、《春秋繁露》以及《晏》《孟》《荀》《莊》《管》《商君》《吳起》諸書均有採録。現存《新序》全書一百八十三章，除因書缺有間，有四十五章不能考出來源以外，可以查明出處者共有一百三十八章，占全書的四分之三。”（《試論劉向〈新序〉成書之體例》，《四川師範學院學報》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不過，郝繼東認爲這些互見材料之間並非因襲關係而是同源關係，故云“《新序》的材料完全來自於這些校書中剩下的異文材料。正因爲這些異文材料是校理經史子籍時所剩下的，在外人看來就像是採自於經史子籍一樣，故在後世的學者中形成這樣的印象”（《劉向及〈新序〉述評》，綫裝書局二〇〇八年版，第一七八頁）。考慮到這些古書中不少早有定本傳世，且與《新序》互見文字班班可考，則郝氏此説未免過於絶對化。但追根溯源，這些百家傳記材料多屬語類文獻則無疑義，而《新序》本身可謂是語類古書之集大成。

《新序》編著緣起和工作流程史載闕如，然不無綫索可考。據《晉書·陸喜傳》稱“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知《新序》乃受《新語》啓發而作。當天下初定，陸賈以“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折漢高，因應命著書十二篇，高祖號曰《新語》。陸賈卓然一代大儒，有功於漢初文化思想轉向，漢高祖稱其書爲“新”語，良有以也。《新語》一書具有諫書性質，所謂“相説國安，書成主悟”（《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唐司馬貞《索隱述贊》）；而“漢代子書，《新語》最純最早，貴仁義，賤刑威，述《詩》《書》《春秋》《論語》，紹孟荀而開賈董，卓然儒者之言”（《鐵橋漫稿》卷五《新語敘》）。這些方面，對於惓惓漢室的劉向來説，應當都有重要啓發。

至於具體撰著流程，可據《説苑敘録》窺其一斑。劉向所面對的原始材料叢積混雜——“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别次序”，故第一步工作就是對其進行甄别，按照一定的“義理”標準進行篩選。王啓敏稱“這一步事關材料用與不用的問題”（《劉向〈新序〉〈説苑〉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第一三八頁）。第二步是“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别篇目”，亦即提煉主題，以類爲歸，連綴各章，定著篇目。《新序》今存十卷，標題有“雜事”“刺奢”“節士”“義勇”“善謀”，前五卷雖都籠統稱作“雜事”，“但如《雜事一》《雜事二》，開始的一段，係融鑄許多故事以表達一個中心思想，這實際已是一篇的總論”［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三），第六三頁］。就此而言，《新序》不如《説苑》系統嚴密，蓋由事屬草創且爲時促迫所致。當然，也可能是因爲原書大半已散佚，後人重編時闕佚。第三步是“更以造新事”。據今本考之，卷七《節士》載蘇武事，卷十《善謀下》全録漢代人言行，其中不少當是劉向新造。即使非出新造者，也往往不是照録原文，而是經過不同程度的剪裁加工。這些處理主要包括：綜合多種材料進行重組，如《雜事一》第一條；在原文後添加評論，如《雜事三》第三條；删除所據資料舊有評論，而從儒家立場出發另作評語，較典型的是《雜事四》第一條——《呂氏春秋·勿躬》旨在申發“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之法術，而劉向改爲發揮知人善任的賢治思想；直接以經過剪裁的言語和故事來明情達理，如《刺奢》第七條、《節士》第十五條；等等。前人對此多有具體分析，兹不詳論。要之，正是經過劉向這一系列加工潤飾，纔使一堆語類叢雜物什最終變爲成一家之言的諸子著作。

四

《新序》一書，《漢書·藝文志》合在“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之中，《楚元王傳》亦衹稱“《新序》《説苑》凡五十篇”，均未言其篇數。《隋書·經籍志》著録“《新序》三十卷、《録》一卷”，“《説苑》二十卷”，除《録》以外，篇卷總數正合五十。《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同，但《録》一卷闕佚。案《崇文總目》載：“《新序》十卷，漢劉向撰。成帝時典校秘書，因採戰國秦漢間事爲三十卷上之，其二十卷今亡。”（南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〇九引）北宋曾鞏《新序目録序》云：“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録》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則曾鞏所校亦僅十篇，而晁公武“皇朝曾子固在館中，日校正其訛舛而綴緝其放逸，久之，《新序》始復全”（《郡齋讀書志》卷十）之説不確。考《玉海》卷五五引《中興書目》雜家“《新序》十卷……總一百八十三章”，今本亦十卷一百八十三章，蓋猶曾鞏校本之貌，然較隋唐舊本僅存三分之一，其多半已經亡佚。清盧文弨《群書拾補》、清嚴可均《全漢文》頗事輯佚，張國詮《新序校注》、趙仲邑《新序詳注》、趙善詒《新序疏證》、李華年《新序全譯》陸續增補，陳茂仁、林士翔又從敦煌寫卷中各新輯一條，共得佚文六十餘條。此《新序》現存情況之大略。

不過，關於《新序》篇卷還有一種推測：“唐以前本皆三十卷，宋以後本皆十卷，蓋不知爲合併、爲殘缺也。”（《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卷九）李華年表示贊同並論證道：“從歷代群書稱引（明引和暗引包括在內）的情況看，《論衡》引至本書8·157條，《群書治要》引至本書6·115條，《貞觀政要》引至本書5·98條，《意林》引至本書7·131條，都在今傳十卷之內。各家所輯佚文，大半也可按其內容歸入各卷。由此看來，殘缺達二十卷的可能性不大。再則，今本第六、第八兩卷篇幅甚至不足其他各卷的三分之一，顯得極不匀稱，以這兩卷的篇幅爲準，把今本十卷析爲三十卷，也不是不可能的。”（《新序全譯·前言》，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但這些理由並不算充分，因爲隋唐以前作三十卷，至宋而殘存十卷，宋人明文記載不容斷然否認。今本前五卷題“雜事”，末二卷題“善謀”，蓋每類題目原都分爲數卷，則後人所輯佚文可歸於各卷篇題之下亦不足怪。即使篇卷合併尚屬可能，其章數應大體穩定。《新序》完書章數雖不能確知，但十卷一百八十三章若由原三十卷合併而來，則與《説苑》二十卷就有七百八十四章，未免懸殊過甚。總之，《新序》篇卷數當仍從舊説爲妥。

至於《新序》部類，除《中興館閣書目》《宋史·藝文志》將其置諸雜家外，《漢書·藝文志》以下大率列於儒家。蓋一者劉向爲西漢大儒，所係社稷甚重。明張溥論曰：“夫屈原放廢，始作《離騷》；子政疾讒，八篇乃顯，同姓忠精，感慨相類。……子政苦口，終身不倦，年七十餘，惓惓漢宗，感災異而論《洪範》，戒趙、衛而傳《列女》，鑒往古而著《新序》《説苑》，其書皆非無爲而作者也。……太史公《屈原傳》云：‘原死後，楚日削，竟爲秦滅。’孟堅亦云：‘子政卒後十三歲，王氏代漢。’此兩人係社稷輕重何如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劉子政集題詞》）。二者《新序》雖兼採百家思想，而宗旨所歸則在儒家。前人於此多所論述，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要其推明古訓，以衷之於道德仁義，在諸子中猶不失爲儒者之言也”。對此，陳茂仁進一步指出：“《新序》之作，爲言得失，陳法戒，以助皇帝觀覽，引爲鑒戒者。觀是書，知與劉向所處際遇關連甚密，《新序》思想亦因之以成，深究之，不外爲欲君正其身、寬惠養民、省刑薄斂、任賢使能、去讒放邪佞也，要之一本歸之於儒家。”（《新序校證·自序》）此從劉向政治際遇來理解《新序》，最能得其編撰邏輯和思想脉絡。

劉向深受元帝、成帝時期現實政治影響——元帝優柔寡斷、不辨賢否，成帝奢侈淫逸、權移外家，因此對陸賈《新語》思想有所觸發而撰著《新序》。趙仲邑認爲：“陸賈《新語》和劉向《新序》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都希望人君懷仁仗義，崇儉愛民；舉賢能，退讒佞；省刑罰，薄賦斂；正身以化民，見妖而修德。”（《新序詳注·前言》，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版）在某種程度上，《新序》亦有諫書性質，其言説對象主要是皇帝，目的則是維持漢朝統治和追求王道政治。除了君道修爲和王治理想，“節士”問題同樣受到關注。先秦時期德目問題涉及士人修身與朝廷官人兩個層面，劉向重視士節既是這種傳統的延續，又反映出中央集權制度下士人所面臨的現實境遇。劉向思想既有針對現實的一面，又有儒家天下爲公的理想性一面。《新序》中體現的劉向思想，代表了他系統思考現實思想文化的成果，即“在平實的基礎、開明的態度上，由諸子百家而歸結到儒家，歸結到孔子；這是在他對當時現實政治社會所具有的深切篤至的責任感的背景下，所作的理性、良心的選擇，而不關於風氣、利禄乃至見聞的限制。在西漢思想史上，應占一堅實的地位”［《兩漢思想史》（三），第一〇七頁］。劉向這種文化態度和思想成果，對於當代文化建設仍有資鑒價值。

《新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思想和體例兩個方面。考劉向在成帝鴻嘉四年（前一七）所上《説苑》，與《新序》出自同一批材料，著作形式一脉相承而條例益密，特以成書有早晚、上奏有先後而分作兩書，基本可視爲《新序》續編。二書對後世子書創作、小説發展、政書編纂頗有影響。《晉書·陸喜傳》載“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是《新序》啓發子書創作的顯例。《新論》亦云：“余爲《新論》，術辨古今，亦欲興治也，何異《春秋》褒貶邪？……譚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爲《新論》。”（《太平御覽》卷六〇二引）在桓譚看來，《新序》等著作皆應時救世而欲興治之書，揭示出諸子述道言治的特質。對於小説，更多地體現在小説觀念和篇幅形製上，如劉義慶《世説新語》的編排形式（分類標題）和文章體式（記言）均明顯受到《新序》影響。至於政書編纂方面，最典型的有兩例：一是北魏明帝“以劉向所撰《新序》《説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諸經史，該洽古義，兼資文武焉”（《魏書·太宗紀》）。《新序》原出百家傳記，體雜子史，而明帝所好偏重經史，故稱其“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並刺取經史而另編新書。二是唐憲宗採“《新序》《説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前代君臣事跡》”（《太平御覽》卷五九二引《唐書》；事又見《册府元龜》卷四〇）。蓋《新序》乃劉向所著爲治之書，尤爲注重對君臣關係之論述，故後代政書多所取資。

時至今日，《新序》一書仍有多重價值。書中備載爲政大體、社會理想，多講先哲言行、士節養成，讀之，可以爲學，可以修身，可以治國。單就學術方面而言，《新序》可謂集先秦以來諸家言論之精華，富於輯佚和校勘價值。更爲重要的是，作爲語類古書之集大成，《新序》乃研究子書早期特徵的典型樣板，並可由此進一步探尋春秋及其以前的書寫方式與著作形式，從而打開通往早期文明研究的一條通道。

五

劉向《新序》代有流傳，其思想內容和著述形式在歷史上均影響深遠。是書今有宋刊本見存，而明代以來版本寖夥。《子藏·儒家部·新序卷》纂輯宋代至民國間相關文獻三十四種，在遴選方面有如下特點：

注重版本之全。在《子藏》“求全且精”編纂原則指引下，從《新序》版本系統中選取代表性傳本，從而最大程度地呈現其流傳面貌。如宋刊本、明正德五年（一五一〇）楚藩正心書院刊本、明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何良俊刊本、明刊《秘書九種》本、清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金谿王氏刊《增訂漢魏叢書》本、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長洲蔣鳳藻刊《鐵華館叢書》本等，皆在收録之列。

注重名家批校本遴選。古籍珍本歷代寶藏，其或經名家批校，則學術價值與藝術審美相得益彰。本卷選入清陳揆校並跋明正德五年（一五一〇）楚藩正心書院刊本、清戴望校並跋明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何良俊刊本、清陸損之跋並録清黄丕烈批校明萬曆間新安程氏刊《漢魏叢書》本、清孫星衍等校並跋明刊本、清黄丕烈等批校清初刊《漢魏叢書》本、清鄭珍校並跋清初刊本、佚名批校明刊《秘書九種》本等七種。

注重評點本及各種研究論著之收録。本卷收明代以來評點雜考之書十餘種，如明沈津《新序類纂》、明陸可教《新鐫新序玄言評苑》、明陳深《新序品節》、明黄從誡《劉向新序旁注評林》、清盧文弨《新序拾補》、清孫詒讓《新序札迻》等，既可考一時風氣轉移與學術趨尚，又足資現代學術研究參考。

《子藏·儒家部·新序卷》係首次系統彙編《新序》相關文獻，可謂集其版本與研究著作之大成。我們相信，本卷的出版，必將進一步推動《新序》乃至漢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深入。

二〇二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