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他的名字与20世纪许多重要的考古学理论建设相关，包括“过程主义考古学”、“新考古学”、“认知考古学”、“前印欧语系”的起源等。伦福儒早年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受到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教授的很大影响。1981年，他接替退休的丹尼尔教授，成为剑桥大学迪斯尼讲席教授（Disney Professor of Archaeology）。这个位置创立于1851年，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考古学教职。2004年，这一职位由格兰厄姆·巴克（Graeme Barker）教授接任。此外，伦福儒还担任过剑桥大学耶稣学院院长、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的创建所长。目前，他是英国上院议员、男爵。
关于伦福儒教授的记述和文章很多，相关采访也不少。但很多文章关注的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过程主义”与“后过程主义”的理论争辩。这里，我们将他的履历再向前提早10年，充分展现伦福儒1960年代的个考古学的科学哲学思考人成长经历，以及他对英美考古界的种种看法和印象。
在采访者看来，伦福儒的回答有两点特别有趣。一是他强调自然科学，尤其是科学哲学对考古学的影响。剑桥大学的教育强调学科间交叉，卡尔·波特的观点被贯彻到本科教育之中。很多人相信：科学进展存在于对已知框架的反对和传统学科的边界上（采访者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在人类学领域，另一位剑桥大学的长者杰克·古蒂（Jack Goody）将一切冲突与矛盾都置于“边界”与“外围”的讨论之中。人类学以边境为祖国。20世纪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似乎遵循了这个轨迹。其核心问题是：“考古学的边界在哪儿？是历史学，还是人类学？是生态学，还是社会学？”科学哲学的影响对伦福儒来说虽然是个人的，但关于“边界”的问题却笼罩了20世纪考古学的所有“主义”之争。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考古学家的政治立场。伦福儒的回答是：一个人应该把政治生活与学术生活区分开来。从青年时代的社交和阅读看，他是一个保守派的学生。有趣的是，在那个左派思想在学生中盛行的年代，“剑桥联合会”中的保守派学生却在政治生涯中大获成功，至少有4到5人成为了撒切尔-梅杰时代的内阁大臣。迈克尔·霍华德更是一度成为保守党的党魁。1960年代的英美，左派与右派同时向自由主义转向。持左派观点的考古学家愿意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类似柴尔德的姿态），持右派观点的学者更倾向于晦涩自己的政治立场，而质疑问题本身（卡尔·波特的态度）。今天，西方学术界中前者的声音更大，而伦福儒则以后者的姿态登场。晚年的伦福儒并没有把太多精力投入到政治生涯。他仍是保守党的上院议员，仍潜心于学术研究。也许我们要问：考古学到底有没有受到考古学家政治立场的影响呢？
您是如何开始学习考古学的？
科林·伦福儒：我在剑桥大学一开始是学习自然科学的。二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那时我仍在读自然科学，也很有兴致。我选修了物理、化学、生物化学、数学和一些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课程，但这时我已经在发展对考古学的兴趣了。十分幸运的是，格林·丹尼尔是我所在的圣约翰学院的院士，人很随和，他和我说，想转系的话是很容易的。
在剑桥学习期间，您的老师有哪些？哪些人对您产生了较大影响？和您同龄的学生有哪些？
科林·伦福儒：当时戈德·布赫达（Gerd Buchdahl）正在讲授科学哲学。一年级时，我选修他的课，颇有启发。转入考古学系以后，我在圣约翰学院的学术督导（Director of Studies）是格林·丹尼尔。他是一个既有魅力又好玩的人，幽默感十足（非常好笑），在考古界结交甚广。他对我影响很大。格拉汉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对我的影响主要来自他的著作。作为教师，他不是那么有趣。进入研究生课程以后，我才和他熟识起来。我喜欢他，也尊敬他的为人。在考古学系，艾瑞克·希格斯（Eric S. Higgs）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在哈登图书馆（Haddon Library），我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简·欧班科（Jane Ewbank），她是我最重要的同龄人。
上大学时，我同巴里·坎里夫（Barry Cunliffe）、查尔斯·海汗（Charles Higham）关系甚好。和保尔·梅勒斯（Paul Mellars）不那么熟，但保尔和我同一年级。我还认识马丁·拜德尔（Martin Biddle），我很喜欢他，他好像长我一岁。还有皮特·阿迪曼（Peter Addyman），是我考古学系的同学。我私下的朋友大多是在剑桥大学联合会认识的哥们儿，包括雷恩·布列坦（Leon Brittan）、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约翰·古莫尔（John Gummer）。这哥儿几个后来都成了内阁大臣，我们一直是朋友。
您觉得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教授如何？
科林·伦福儒：他比我们年长几岁，曾经给我和巴里·坎里夫上过辅导课，那时他已经是研究生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有启发力的人。当时他应该正在撰写《分析考古学》（Analytical Archaeology）这本书，但我们听到的不多。记得我们去“史前史协会”（Prehistoric Society）听他讲陶器的矩阵分析。在那个时候，他的方法听起来相当前卫。
在大学读书时，您可能读过不少柴尔德的著作？当时您是如何看待柴尔德的？后来又是怎么理解的？
科林·伦福儒：的确，从自然科学转到考古以后，我认真阅读的第一位作者就是柴尔德。像很多人类学家一样，我被他的《人类创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以及《历史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深深地吸引并影响着。你可能注意到了，我的《文明的曙光》（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一书就是献给柴尔德的。那本书引用了柴尔德的著作达18种之多，比引用其他作者的都要多。
尽管我尊敬柴尔德，并对于他关于文化过程的写作，尤其是他在近东研究领域的建树表示敬重，但我已经意识到他的理论中的“修正式传播论”（modified diffusionism）味道。他对欧洲的讨论有重大瑕疵。这一点我在1973年出版的《文明之前》（Before Civilization）一书中有深入的讨论。尽管他对多瑙河流域的史前考古材料十分熟悉，但他在梳理近东（以及特洛伊）与欧洲（如温查文化）的联系上出现了问题。
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背景如何影响您的考古学思想？
科林·伦福儒：我的高中时代及在剑桥学习自然科学的经历，使我坚定了对科学方法的信心。我开始意识到，科学方法可以有很多用途。你用不着成为每个特殊领域的专家，但要善于使用各种方法。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数学和统计学。这两门学问告诉我们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考古学也一样。
理解“科学”是如何被建构起来是有意义的，也是“科学”的认知论根源。前面提到，戈德·布赫达在这方面对我很有启发。我还听了布莱斯维特（R.B. Braithwaite）的课。通过布莱斯维特，我接触到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思想。后者是当时认知学领域的重要人物。受此影响，我已经开始有点怀疑卡尔·汉普尔（Carl Hempel）的学说了。这些知识在后来关于“新考古学”的辩论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您在早先的文章中提到，您的考古学框架更多的来自剑桥大学的自然科学传统，而非美国的“新考古学”思想。
科林·伦福儒：是这样的。再多说一点，我的确读过受美国学者推崇的卡尔·汉普尔的文章。他认为所有解释，包括历史解释都要符合科学法则。这个理论后来变得很流行。但我在读本科时就接触到布莱斯维特的《科学解释法》（Scientific Explanation）和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这些著作十分明了地告诉我们，科学方法是什么。所以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要讲汉普尔。布莱斯维特讲的是科学家建立了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然后你需要用真实的存在去检测这个理论或者模型。在严格的哲学意义上，没有什么“实证主义”。后来对“新考古学”的批评在这一点上搞错了。
能谈谈1964-1965年您在希腊萨利亚哥斯（Saliagos）的发掘吗？那是您第一次主持考古发掘吧？
科林·伦福儒：太棒了！我们在黎明出发，乘小艇去岛上，通常要花20-25分钟，有时风浪很大。萨利亚哥斯是一个很小的岛，小到午休时你可以围绕它游泳一周，从一个点下水，然后再游回这个点。我们的工人全都是安提帕罗斯（Antiparos）岛的村民，关系很融洽，我学了不少希腊语。每天晚上我们都跳希腊舞……萨利亚哥斯遗址很丰富，是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发现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制作黑曜石的丰富遗存。作为第一次考古发掘来说，十分地完美。
当然，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考古发掘，但却是由我和约翰·伊文思（John Evans）一起主导的首次考古发掘。此前，我曾随谢珀·法瑞（Sheppard Frere）在坎特伯雷一起工作过好几年，也同马丁·拜德尔一起在南撒施宫（Nonesuch Palace）工作过。
看来您在1965年非常忙碌。这一年，您完成了博士论文，结了婚，而且搬去了谢菲尔德。您和简还去了趟保加利亚。能讲讲这一年吗？
科林·伦福儒：是啊，那真是繁忙的一年！我好像是3月份或4月份博士毕业；4月份我和简结婚；婚礼之后我们去巴黎度蜜月。那年初夏，我们一起去希腊的萨利亚哥斯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也是最后一次）。发掘结束后，我们去希腊北部旅行，到了西塔格洛伊（Sitagroi）方墩遗址（之后我们发掘了那座遗址）。回到英国之后，9月份搬家到谢菲尔德，拿到我的第一份教职，任助理讲师。同时，我还得到了一份圣约翰学院“研究院士”（Research Fellow）的工作。我们住在谢菲尔德，每周乘火车回到剑桥，在学院作些辅导工作。的确事情很多！
之后的一年，1966年，我和简都获得了英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资助我们夏天去保加利亚旅行。我们访问了保加利亚主要的博物馆，参观了几个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包括卡拉诺沃（Karanovo）。这次旅行使我清醒地认识到欧洲新石器年代学中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在第二次放射性同位素测年革命中得到了解决。
1967年您访问了美国。在美国都遇到了哪些人？您和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的第一次接触有怎样的印象？
科林·伦福儒：1967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的那个学期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我是受玛丽亚·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邀请访问洛杉矶分校的。此前，我和简在萨利亚哥斯发掘时，她曾前来造访。离开谢菲尔德去美国那半年，简代我在谢菲尔德上课，任助理讲师（后晋升为讲师）。在洛杉矶分校，玛丽亚同我规划了西塔格洛伊的发掘。1968年，不少洛杉矶分校的师生加入到我们在西塔格洛伊发掘的队伍中。其中包括有奥涅斯丁·厄斯特（Ernestine Elster）、尤金·斯特鲁德（Eugene Sterud）、罗伯特·伊文思（Robert K. Evans）。我也结识了洛杉矶分校的其他一些同事，包括克莱姆·梅根（Clem Meighan）和吉姆·萨凯特（Jim Sackett）。当然还有路易斯·宾福德。他很友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以后我们一直是朋友。此后，他来谢菲尔德参加了“解释文化变化”（Explanation of Culture Change）会议。我也到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访问过他几次，他安排我从那儿前往参观了查科峡谷遗址（Chaco Canyon）。
1967年访美期间，我还去了墨西哥。那是我第一次到访墨西哥。该国的国家博物馆令人震惊。我参观了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和其他一些遗址。那个学期末，我访问了美国一些大学，做了些演讲，也见了些人，包括当时在赖斯大学的弗兰克·霍尔（Frank Hole），密歇根大学（安娜堡）的詹姆士·格里芬（James Griffin），芝加哥的罗伯特·布莱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拉尔夫·苏列齐（Ralph Solecki）等。那是一次对美国考古学界的全面接触与学习！
考古发掘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很大变革。从以往流行的“惠勒探方”法转向更多地使用开放式方法。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它仅仅发生在英国吗？
科林·伦福儒：“惠勒探方”对于具有复杂地层的遗址确实有用。比如英国罗马时期的城镇居址等。这类遗址一般会有比较复杂的叠压和打破关系（近东的台形遗址也类似）。但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遗址可能更适合开放式的发掘。布赖恩·霍普-泰勒（Brian Hope-Taylor）在诺森伯兰郡的伊沃灵（Yeavering）的发掘对“开放式发掘”的普及具有推动作用。我呢，则比较喜欢身边有个剖面，所以我从未完全放弃“惠勒探方”法。我第一次看到整座遗址都是开放式的发掘不在英国，而是1962年在保加利亚一处很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随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柏兰伊（Bylany）遗址也见到过类似发掘法。
1960年代是美国在文化和政治上紧张的十年。越战、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妇女解放运动都是在那十年发生的。您认为这些运动和思潮对于考古-人类学的构建有没有潜在的影响？您自己的思想有没有受到影响？
科林·伦福儒：这些事儿肯定会影响每个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立场。在美国那一年，我十分关心黑人民权运动的动向。之后我也一直关心民权运动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的那些事件，对于当时的老师和学生肯定产生了影响（就像现在的社会运动对你们的影响一样）。因为有了这些影响，很多学生倾向于接受左派的政治立场。但60年代下半段的社会/政治事件并未直接作用于考古学。（60年代）仍是“过程主义”和“新考古学”盛行时期。所谓的“后过程主义”要等到70年代才出现。少数几位考古学家（申克思和提雷）接受了比较激进的政治立场。真正受到60年代思潮冲击的是女权主义背景下发展出来的性别考古学，其形式各异。其实这个领域来得很早。德罗希·加罗德（Dorothy Garrod）是剑桥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教授。我和简在巴黎度蜜月的时候，在格林·丹尼尔安排下见了德罗希和凯瑟琳·肯雍（Kathleen Kenyon）。后者是近东地区杰里科遗址的发掘者，也是伦敦考古研究所的重要人物。
我的立场是，将我的考古学研究和我的政治生活分离开来。我至今仍将“科学”视为正确方向，是我们追寻的本来之义。“后过程主义”或“解释考古学”中那些政治上激进的立场，其实更贴近法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墨西哥也是）的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传统。在美国，政治激进主义（指左派）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太多的空间。
您到洛杉矶那一年，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发行了名叫“大门”（The Door）的专辑。同年又发行了“奇怪的日子”（Strange Days）。1967年的洛杉矶，在流行音乐和文化方面是不是很有趣？
科林·伦福儒：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园生活让我挺忙碌的。再加上我每天要开车上下班，从托庞佳（Topanga）峡谷沿日落大道开到海边才能到达校园，晚上要原路返回（玛丽亚把她花园里的一个房间租给了我）。所以大多数的音乐我都是从电台里听到的，我听“海边男孩”（The Beach Boys）多过吉姆·莫里森。我观察到的社会生活也主要是在校园（我后来才知道有威尼斯海滩这回事儿）。记得有一次，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来到校园，宣传精神药物（LSD）的伟大功效，并且要求听众“激发热情、向内探索、脱离体制”（Turnon，tunein，dropout）。我不认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很多学生因为听了他“脱离体制”的建议而退学（但估计有不少人“激发热情”了）。那个学期末，在返回英国的路上，我去了旧金山和伯克利。那里的气氛不大一样。在伯克利的校园里，“权力归花儿”的气氛十分明显。不少学生选择一丝不挂。校园的广告栏里贴着诸如“杰弗森飞机”（Jefferson Airplane），“感恩致死”（Grateful Dead），“创造之母”（Mothers of Invention）一类的迷幻音乐海报。我收集了不少海报，从当地书店买了不少。不过，除此以外，我没有过多地卷入“嬉皮”领域。
【本文初发表于《南方文物》2015年4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访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闻经李水城教授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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