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抗日名将李兆麟,在我国东三省地区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作为东北地区抗联创始人之一,自从九一八事变后,李兆麟便一直活跃在东北地区,从事抗日救国运动,在东北老百姓心中,李兆麟与杨子荣,是抗日战争时期两个最为闪耀的英雄人物。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抗日民族英雄,却在1946年3月9日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所杀害,时年才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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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兆麟牺牲后,中共中央和东北局都对李兆麟被害案高度重视,并且委派了彭真、陈云两位同志领导破案工作,然而,由于整起案件涉及人员颇多,直到1957年,主要凶犯才悉数落网。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公安工作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案——李兆麟被害案。

1946年1月,李兆麟被正式任命为北满分局委员,负责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工作,宣传中国中央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并且被刘少奇指定为在东北地区与国民党谈判的公开负责人之一。

当时的东北地区,虽然日本侵略者已经投降,但是接管东北政权的是国民党,而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早就在东北地区部署了铺天盖地的特务网络,其中以“滨江本组”最为臭名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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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本组”直接归军统局和戴笠本人领导,该组织的主要任务便是破坏东北地区的团结,暗杀共产党人,“滨江本组”的首任组长便是戴笠的亲信张渤生。

张渤生上任后不久,便将李兆麟作为了自己首要的暗杀目标,究其原因,一方面当时李兆麟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同时也是共产党在哈尔滨地区的重要领导人,所以一旦除掉李兆麟,必然会给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工作的开展造成重创。

再者,张渤生了解到,李兆麟虽然是共产党,但却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也就是说并不是延安派来的干部,因此杀了李兆麟,可以引起共产党内部派系的纠纷。

另外,李兆麟有苏联深造的背景,与苏联关系密切,杀了李兆麟,也可以引起苏联红军和共产党的内讧。

总而言之,李兆麟作为东北籍干部,成了张渤生的眼中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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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段时间里,张渤生先后策划了多起暗杀行动,包括在李兆麟外出参加宴会期间,试图以投毒或者绑架的方式下手,但是都没有成功。

其中距离成功最近的一次,是在李兆麟外出活动之际,国民党的特务埋伏在沿途的水道街,但是却认错了人,枪杀掉了与李兆麟体貌相似的哈尔滨日报社总务部长李钧。

据说,张渤生先后制定了六套暗杀李兆麟的行动方案,但是由于前几次失败后,组织上也加强了对李兆麟的保护,日常出门都是乘车,而且路线也并不固定,出席活动时更是倍加小心,所以张渤生的“滨江本组”一直没有得手。

后来,张渤生的军统特务身份被苏联红军识破,并且将其逮捕,这给刚刚成立不久的“滨江本组”也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尽管张渤生本人被抓,但是戴笠并没有放弃暗杀李兆麟,不久之后,又派了另一位亲信余秀豪来到了哈尔滨,名义上担任哈尔滨的公安局长,实际上是主持北满地区的军统特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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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秀豪与张渤生不同,可谓是科班出身,获得了警察行政博士学位,还曾经起草了《中华民国违警罚法》,并且担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教务长,因此是个狠角色。

余秀豪来到哈尔滨后,李兆麟也意识到了危险,甚至还曾当面质问余秀豪,希望他不要搞阴谋破坏,但这反而加大了余秀豪要除掉李兆麟的决心。

余秀豪制定的暗杀方案极其周密,先让时任哈尔滨市市长秘书、已经打入中苏友协的国民党女特务孙格龄取得李兆麟的信任。

之后想办法将李兆麟骗到水道街9号,之后安排两名土匪将李兆麟杀害,接下来就是将李兆麟的尸体投入松花江,或者用其他办法毁尸灭迹,最后再散布李兆麟的桃色新闻。

整个暗杀计划可谓是环环相扣,首先,当时孙格龄的特务身份并没有被揭穿,所以李兆麟对她较为信任,而且余秀豪选择的动手时机是1946年的3月8日,这一天刚好有“三八”节庆祝大会。

孙格龄在会议期间,就主动与李兆麟接触,谎称国民党“接收大员”将邀请李兆麟商议重要事宜,而且她本人也有情报向李兆麟汇报,因此邀请李兆麟去水道街9号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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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天李兆麟因为行程已经排满,便拒绝了孙格龄,这个女特务害怕事情败露,于是当天下午又打电话给李兆麟,称事情紧急,请李兆麟第二天下午无论如何也要去约定地点会面。

到了3月9日下午三点半左右,李兆麟先是乘车前往约定地点,但是半路车子居然发生了故障,警卫员和司机只能下车维修,李兆麟之后暂时回到中苏友协,但是到了四点,李兆麟见警卫员还没回来,于是决定独自赴约。

实际上,李兆麟遇害的水道街9号离中苏友协只有几百米,然而,就是这几百米,让李兆麟陷入了敌人的圈套。

根据后来的调查,李兆麟抵达约定地点后,先是喝下了孙格龄事先备好的毒茶,之后被三名埋伏好的刽子手连刺7刀,最终身亡。

李兆麟被害后,不仅哈尔滨地区反响强烈,甚至震动了全国,国民党方面按照此前的谋划,开始散布桃色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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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共同侦办李兆麟被害案,在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后,正是发布了对谋害李兆麟案犯的逮捕令。

不久之后,三名刽子手先后落网,但是国民党多个涉及此案的特务却逍遥法外,直到1956年,张渤生才从苏联引渡回国,至于余秀豪和孙格龄,二人在1948年底均逃往台湾,此后未公开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