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8日，志愿军总部命令第19兵团63军死守铁原10至15天，遏制“联合国军”发动的全面反攻。
可在这个大战即将打响的危急关头，63军要完成这个任务，却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困难。
自突破临津江以来，63军连续作战达一个多月，除了武器装备、后勤保障上的严重不足，战斗和非战斗减员都相当严重。
部队战斗中减员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事。国内作战可以随打随补，然而在异国作战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63军的兵员不足问题并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案。
从兵员数量上来看，在63军防御正面的敌军，是范弗里特指挥的4个师47000余人，而63军全军仅有2.4万余人。
从武器装备上来看，敌人当时有各种火炮1300多门、坦克150余辆，且有空军支援。而63军全军包括六〇炮在内仅240余门，且既无坦克也无飞机。
也就是说，63军要把装备占明显优势、兵力二倍于己的敌人，阻止铁原一线，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
按照彭总的命令集结，阻击的时间不是1天、2天，而是10天至15天。“军令如山倒”，没有半点余地！
63军军长傅崇碧、政委龙道权，深知当前形势之严重。受领这个无比艰巨的任务后，傅崇碧就亲自赶到军的第一梯队实行前沿指挥。
他们首先在纵深20公里、正面25公里的地域构筑了临时野战工事，为阻止敌人前进打下了基础。
经过认真准备，63军完成阻击任务的各种安排的实施计划很快报到兵团指挥部。
在兵力部署上，63军决定采取少摆兵多屯兵、纵深递次的策略，并以多个战斗小组到前沿与敌人纠缠，使他们不能过早地迫近我军主阵地。
在战术运用上，将正面抗击与侧翼反击充分结合起来，并在夜晚派出小部队袭扰敌人。
在火力组织上，则力争把各种火炮和短兵火器的威力发挥到极致……
杨得志仔细地看完了63军的作战计划后，心里感到了无限的快慰。
打心眼里说，63军的这个作战计划既简洁明确、措施得力，又符合实际情况。由此，他发现他的下属指挥员自入朝以来，特别是经过战役第一阶段的锻炼，在指挥艺术上，在适应新环境、新条件、新的作战对象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
杨得志兴奋地对副司令员郑维山说：“嗯，很不错。看来仗是越打越大，而作战指挥却是越来越细了。”
“是啊，这叫战争锻炼人嘛！”郑维山表示赞同。
可过了一会儿，郑维山突然自言自语地说道：“不对呀，大战即将打响，可是傅崇碧在报告里居然对一件事只字不提！”
“什么事？”杨得志惊讶地问。
“傅崇碧讲了那么多，却只字不提困难，可别……”郑维山若有所思。
“可别什么？你担心傅崇碧对困难估计不足？”杨得志急忙问。
“……”郑维山没有说话。
“依我看呐，是傅崇碧他们故意只字不提。他们是了解目前兵团的情况的。”杨得志接着说，“我看，这个问题我们要主动间他们。”
“对，我们分头去问，要问得具体，解决得具体。”李志民说，“政（治）工作方面，我向（吴）先瑞问一下。”
“后勤方面的问题的确很多。我看，目前这个状况后勤工作单依靠谁也不行，要大家一起干才行。”郑维山说。
这个时期，兵团后勤部已经撤销了，后勤部机关大部分人员充实到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和成立的几个后勤分部中去了，后勤供应实行了由分部分片包干的办法。
十九兵团的供应由三分部负责。杨得志建议给三分部打个电话，让他们了解当前十九兵团的任务和后勤方面的困难很有必要。
李志民玩笑似地说：“我来找他们，五次战役开始之前彭总就讲了嘛——这一仗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这一半的功劳是那么轻松得到的吗？”
杨得志对大家说：“63军最大的困难，我看还是兵力不足。我们能在这方面给他们一些帮助是最实际的了。我想从兵团直属队里抽些人出来给他们，你们看怎么样？”
众人一致赞同。
杨得志在189师的阵地上找到了傅崇碧，当他问到63军为何只字不提困难时，傅崇碧笑了。他说：“困难是一大堆呀！但是军领导研究过了，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一个字也不提。”
杨得志说：“你说一个字也不提，可是提了一大堆。我们研究了，决定从兵团直属队里抽500人给你们。”
傅崇碧好一会没有讲话。
“你听到我的话了吗？”杨得志推了傅崇碧一把，大声说，“给你们500人。我告诉他们了，要尽可能多抽一些有战斗经验的老兵给你们。”
傅崇碧十分激动，他几乎是喊着说：“我们马上把兵团的这个决定传达到每一个战士，请兵团指挥员放心，我们决不让范弗里特踏进铁原一步！”
最终，傅崇碧率领63军将士圆满完成了铁原阻击战的艰巨任务，但部队减员非常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彭总从国内调集了20000兵力补充到63军。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