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吴文藻，如去想到的是两个名字：一个是冰心，吴文藻的妻子；另一个是费孝通，吴文藻的学生；而吴文藻个人的身份则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
吴文藻，1901年12月20日出生于江苏江阴，1985年9月24日、因脑血栓在北京医院去世。值吴先生忌日，如去选摘冰心女士“我的老伴—吴文藻”一文的部分内容，以志追思。
（文中，冰心介绍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赴美留学的船上）
-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七日，美国邮船杰克逊号，从上海启程直达美国西岸的西雅图。这一次船上的中国学生把船上的头等舱位住满了。
我在贝满中学（现在的北京市第166中学）时的同学吴搂梅—已先期自费赴美—写信让我在这次船上找她的弟弟、清华学生—吴卓。我到船上的第二天，就请我的同学许地山去找吴卓，结果他把吴文藻带来了。问起名字才知道找错了人！
（吴文藻）列举几本著名的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问我看过没有？我却都没有看过。他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
他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我从来还没有听见过这样的逆耳的忠言。我在出国前已经开始写作，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都已经出版。这次在船上，经过介绍而认识的朋友，一般都是客气地说：“久仰、久仰”，像他这样首次见面，就肯这样坦率地进言，使我悚然地把他作为我的第一个诤友、畏友！
到美国后，两人随着交往的增多，逐渐相知、相交、相爱。
（冰心女士在文中还介绍了他们的结婚，她说回国后，他们两人都在北京的燕大教书）
- “一九二六年夏，我从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取得了硕士学位，应邀回母校燕大任教。一九二八年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得了博士学位，还得到哥校‘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他取道欧洲经由苏联，于一九二九年初到了北京。”
“我们的婚礼是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个星期六。婚礼十分简单，客人只有燕大和清华两校的同事和同学，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点，我记得只用去三十四元！”
“新婚之夜是在京西大觉寺度过的。那间空屋子里，除了自己带去的两张帆布床之外，只有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另一只脚是用碎砖垫起的。两天后我们又回来分居在各自的宿舍里，因为新居没有盖好，学校也还没有放假。”
“暑假里我们回到上海和江阴省亲。他们为我们举办的婚宴，比我们在北京自己办的隆重多了，亲友也多，我们把收来的许多红幛子，都交给我们两家的父母，作为将来亲友喜庆时还礼之用。”
冰心女士还介绍了他们的婚姻生活中的一些趣事。
- 一九二三年我初到美国，花了五块美金，照了一两张相片，寄回国来，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那张大点的相片，从我母亲逝世后文藻就向我父亲要来，放在他的书桌上。
我问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只是一件摆设？”他笑说：“我当然每天要看了。”
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课，把一张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换进相框里，过了几天，他也没理会。后来还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
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换了下来，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他们的生活处于不稳定状态，直到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初，吴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后，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吴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具体说来就是，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动等等，所以就去了日本。
1929年6月15日，燕大临湖轩。冰心和吴文藻婚礼。二排左起：刘纪华，吴文藻，冰心，陈意，江尊群；三排左起：谢为杰，杨子敬夫人（冰心舅母），司徒雷登，鲍贵思，萨本栋。
当时，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谢南光是地下共产党员，通过和他接触，吴文藻夫妻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之后，到了1951年、吴文藻趁美国耶鲁大学聘请任教的机会，转道香港回到祖国。回国后，吴文藻夫妻曾受到周总理召见。
1953年10月，吴文藻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此后一直致力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情况，主张“民族学中国化”，“把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让民族学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
1958年4月，吴文藻被划为右派。正当他们“感到委屈和沉闷”时，周总理夫妇派了一辆小车，把冰心召到了中南海西花厅。谈到这段经历时，冰心说：“他们十分诚恳地让我帮他（吴文藻）好好地改造，说这时最能帮助他的人、只能是他最亲近的人了……”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到1957年，在他以前和以后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都被划成右派分子，在他以后，还有许许多多我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的知名人士，也都被划为右派，这其中还有许多年青人和大学生。”
冰心对这段经历，并没多少怨言。她说：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冰心的文中还谈到夫妻二人下乡劳动的情况：
- （在湖北沙洋民族学院的干校劳动时）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选芽，直到在棉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
湖北夏天，骄阳似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团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热汗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
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
从上述文字看，和那些说起文革就咬牙切齿的人相比，真的是霄壤之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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