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句古话叫做“擒贼先擒王”，所以，清末以来，暗杀政要一度成为政界角逐或革命党行动的主要手段之一。
吴樾在《暗杀时代》一书中写道：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以复仇为援兵，则愈杀愈仇，愈仇愈杀。仇杀相寻，势不至革命而不已！予愿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然一念万、王二子之后，竟未闻有接踵而兴者，则予当此发轫之始……
此文中的万、王二子，说的是1904年冬、在上海暗杀广西巡抚王之春的暗杀团成员万福华，和1905年2月在河南彰德暗杀满清户部侍郎铁良的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
注意，上面提到的"暗杀团"和"科学补习所"其实源于一个组织，那就是黄兴、陈天华创办的“华兴会”。“华兴会”再往前追溯，就到了1903年4月29日，满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密约出卖东北主权后，五百余人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拒俄大会。
那次大会后，黄兴、陶成章、龚宝铨等人成立了一个名叫“拒俄义勇队（又名学生军）”的组织，黄兴、陈天华等200余人准备开赴东北抗俄。满清政府闻知后，电令驻日公使会同日本政府对学生军严加弹压，拒俄义勇队被强行解散后、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的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即反满）”，斗争形式为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
之后，黄兴、陈天华等回到湖南，在长沙成立了反清组织“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后来，两湖地区出现的日知会、科学补习所等一系列组织皆出自华兴会。
龚宝铨从日本返沪后在上海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之后和陶成章、蔡元培等人将暗杀团改为“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日后的绍兴大通学堂等两江、闽浙一带的革命组织大多出自于光复会系统。
当时，安徽岳王会会长陈独秀就是暗杀团的成员。他以武穆精神为号召、在安庆新军中拥有极大的实力。
下面就说到吴樾（yuè）了。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人，1878年出生，自幼好古文，诸子百家之说均有涉猎，但极恶八股之术，不愿入仕，颇具游侠之气。1902年入保定高等学堂就读后，广阅革命书籍，广结革命志士，1904年、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客居保定的桐城老乡，并被请去做其女严无畏的家庭教师。吴樾和严无畏很快坠入爱河。但二人交往时严隐隐觉察，心上人在酝酿一件大事。后来，她鼓起勇气向吴樾询问，吴樾就对她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原来，1905年7月，满清政府宣称预备立宪，并派载泽、端方、绍英、戴鸿慈、徐世昌等五大臣出国考察。这被吴樾等光复会成员认为是欺骗国人、苟延残喘，于是吴樾决定暗杀五大臣。
当吴樾说出自己的计划后，严无畏非但面无惧色，反而表现出大义凛然，慨然赞曰：“人心未死，谁不思汉？只恨我体弱多病，恐为你累赘，不能同你一起去。”
行刺计划确定后，吴樾曾与陈独秀争着去实施此暗杀行动。其时，吴樾问陈独秀：“舍一生拼与缔造共和，何者为难？何者为易？”陈独秀说：“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吴樾道：“然则，君为其难，我为其易。”
随后，吴樾来到北京的安徽会馆等待时机，期间还在好友秋瑾的陪同下到北京前门火车站踩点。本文开始时说的《暗杀时代》一书，就是吴樾在此间所写。
1905年9月24日，吴樾怀揣炸弹，潜往北京正阳门火车站，伪装成仆人登上五大臣的专车。不料，上车后因为南方口音、吴樾被拦截盘问，他唯恐事泄，于是急掷炸弹……
尽管吴樾以生命的代价，只是把五大臣当中的载泽、绍英炸伤，但是此举给清廷以极大的打击。据称，爆炸发生后，载泽神飞魄散，用一只受伤的血手，摸着自己的脖子问身边的人：“我的脑袋呢？”
吴樾的未婚妻严无畏得知吴樾捐躯后，悲痛欲绝，呜咽着吟诵吴樾写给她的《绝命书》：“生必有胜于死，然后可生；死必有胜于生，然后可死”。她身体原本体弱多病，自觉无法替心上人完成未了的心愿，精神支柱轰然倒塌，于是操起一把利刃，抹向自己的脖颈，自刎殉情。
事后，北京全城戒严，慈禧一面下令追查，一面下令为防止有刺客携炸弹潜入颐和园，故将围墙在原有高度上又增加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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