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邓颖超突然接到一封信,这是一个叫阎锦文的人写给她的,读到这封信让邓颖超想起一件极不寻常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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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人陈述自己年老多病,生活困难,请求邓颖超将自己的待遇由退休改为离休。

奇怪的是,这位写信人的身份曾是国民党前军统特务,而他要提升待遇的请求,邓颖超居然立即就批准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张澜始终追求进步

事情还得从多年前讲起。

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前夕,我党准备邀请一批有影响力的民主人士参与新中国的筹建,有一个人我党领导认为绝对不能没有他,这个人就是张澜

张澜出生于1872年,字表方,四川南充人,清末秀才,早年留学日本,清末曾参加保路运动,民国建立以后,张澜一度投身教育,是一位思想前卫,很有声望的人物。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潮涌动,张澜在成都提倡学术、思想自由,他任成都大学校长时,允许各种思潮在学校自由发展,正是在他的支持与包容下,成都大学成为四川传播我党思潮的重要阵地。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实施专制统治,国内陷入严重的白色恐怖,为了对抗蒋介石的专制行为。

张澜甚至曾要求蒋介石取消特务机构,并联合黄炎培等十几人发起组织“中国统一建国同志会”,这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该会在张澜等人的领导下积极与我党开展合作。

1944年,张澜凭借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公开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揭露蒋介石的恐怖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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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战的胜利,蒋介石的对国内各界人士的压制越发明显,且气焰嚣张,张澜对此十分厌恶,公开拒绝参与蒋介石如假包换的国民大会。

张澜一贯坚持己见、反对蒋介石的立场和行为彻底惹怒了蒋介石,他领导的民盟被蒋介石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

迫于蒋介石政府的压力,1947年11月,张澜被迫宣布解散民盟,但是他数次敢于抗争让蒋介石忌惮,更对张澜多次公开支持、经济上资助我党的行为十分嫉恨,但蒋介石迫于张澜的声望不敢公开对他采取行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命令军统解决张澜。

为营救张澜,我党积极谋划布局

蒋介石派军统特务将年近耄耋并在上海治病的张澜秘密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准备除之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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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早已通过我党地下情报得知了张澜被军统特务软禁的消息,他迅速安排展开营救,可是想要营救颇有受军统特务严密监视的张澜并非易事,为了减少损失,决定从军统特务组织内部入手开展行动。

周总理决定冒险走一下军统中著名的特务头子杨虎的路线,从他入手营救张澜。

说到杨虎,周总理之前与他有过会面。

1946年5月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时,周总理曾带着夫人邓颖超专门拜访过他,知道杨虎在蒋介石集团内资历很老,早年曾跟随过孙中山先生,是同盟会会员。

1922年陈炯明叛乱杨虎积极追随孙中山,属于元老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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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凭借自己早年的资历和影响力,在上海滩黑白两道都吃得开,蒋介石为了扩大个人势力还主动和杨虎结交为异姓兄弟,关系一度十分亲密。

周总理知道杨虎虽然在“四一二”时,帮过蒋介石打压过我党同志,

但此一时彼一时,此刻的杨虎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大佬,他在上海的势力已经被蒋介石架空,也因此,他与蒋介石矛盾重重。

为了能与杨虎接洽,周总理派吴克坚前往上海秘密联络杨虎。

吴克坚是我党早期党员,新闻战线的优秀人才,长期在新闻界做宣传统战工作,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辑。

重庆谈判以后,吴克坚追随周总理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1946年还担任过我党南京局资料(情报)组组长。

1949年初,吴克坚任我党驻上海局委员,在上海负责收集军统中统的情报等工作。

长期从事情报收集和地下工作的吴克坚,当然知道蒋介石想要将除掉张澜的阴谋诡计。在接到周总理布置的任务后,便积极展开营救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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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吴克坚与杨虎并不熟悉,为了探明杨虎的口风,他找到上海著名爱国女企业家董竹君女士,让她通过与杨虎妻子田淑君的密切关系来试探杨虎的态度。

董竹君不辱使命,她找到田淑君借机了解到杨虎最近因为时局变动心态动摇,得知杨虎有想和我党接触的想法后,主动表示自己可以帮他与我党接上头。

于是,在董竹君的安排下,吴克坚秘密会见杨虎,向他说明来意,请他予以帮助。

此时的杨虎得知吴克坚来意后,他做了一番思考,自己昔日虽然和蒋介石称兄道弟,但眼下蒋介石即将大败,未来如何尚不可预测。

自己必须为了后路考虑,既然我党主动找上门,这说不定是个机会,于是杨虎答应吴克坚帮助营救张澜。

可是,即便杨虎在军统中根基深厚,但在蒋介石眼皮子底下救人,也等于老虎口里拔牙。

为此,杨虎安排自己的亲信阎锦文具体实施营救张澜的行动。

危机时刻,他受我党感召担负起营救任务

阎锦文早年加入上海帮会,一直跟随杨虎左右忠心耿耿,1946年5月重庆谈判时,周总理带着夫人拜访杨虎时,阎锦文也在场,还和周总理有过交谈,周总理优雅、随和的谈吐令他印象深刻。

此时,阎锦文担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队副,负责上海西部的社会治安,具体管辖地区是卢家湾、徐家汇、长宁等地,张澜被蒋介石软禁的虹桥疗养院正好属于他管辖范围。

他的上司是上海警备副司令周力行,搭档何龙庆都是杨虎的人,当阎锦文接到杨虎密令后,不动声色开始了营救活动。

因为时局紧张,国民党的溃败之势已成定局,上海人心浮动,为了加强警备,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召开会议,分析当前上海形势,认为被软禁的张澜、罗隆基等人十分重要,一定要加强虹桥疗养院的警备,防止他们逃脱。

这次会后,国民党上海警备局第三大队长聂琮突然带着数人进驻虹桥疗养院,加强对张澜、罗隆基的监视。

阎锦文见他们动作如此之快,为防止他们进一步采取行动,赶紧赶往虹桥疗养院,和平时关系不远不近的聂琮套近乎,取得他的信任后,阎锦文顺利拿到了专门负责监视张澜、罗隆基的任务。

虹桥疗养院是一所三层楼洋房,张澜住在205室,阎锦文每天负责监视和看管被软禁的张澜与住在隔壁的罗隆基。

此时张澜因年迈且病体沉重,加上被国民党军统软禁,心境不佳,每天的精神状态是不好,和他一起被软禁的罗隆基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阎锦文见此情形,深知在这危急关头不能让张澜身体出问题,为此,他向聂琮提出,找一个有社会声望的人为张澜和罗隆基做担保,改善一下张澜和罗隆基二人的生活环境,因为杨虎势力的支持,阎锦文的请求很快获得上海警备局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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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找到虹桥疗养院副院长郑定竹,请他帮忙作保,因郑定竹与张澜领导的民盟有过交集,对张澜敢于与蒋介石集团斗争的精神十分钦佩,当知晓阎锦文的请求后,当即答应作保,并在保证书上签字。

尽管阎锦文积极为二人争取改善生活环境,但因时局越来越紧张,他深恐张澜、罗隆基会被国民党特务毛森突然下令转移。

所以阎锦文亲自下令,没有他的手令,谁来提走张澜都不行,还交待如果有谁硬要转移走张澜先生,便可直接开枪。

为此,他几乎每个日夜都亲自监管二人。为了营救成功,阎锦文每日在虹桥疗养院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凶狠样子,以骗过国民党军统特务。

果不其然,5月24日上午,毛森给阎锦文下了命令,让他在晚上21点之前将张澜等人转移到黄浦江的一条船上,阎锦文接到命令当然明白,这是军统要将张澜劫持到台湾的阴谋,时间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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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锦文认为这是一个营救张澜的好机会,他再次派人加强了对张澜的看护,防止生变,晚上22点,一切准备就绪的阎锦文对张澜说,要把他转移出去。

当听到阎锦文的话,一开始,张澜根本不相信。

一个每天严密监视自己的军统特务,忽然说救自己出去?这也太离谱了,张澜认为阎锦文要把他转移给军统特务,说什么也不肯随阎锦文离开虹桥疗养院。

阎锦文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说服张澜相信自己,他便直接说出自己就是奉了杨虎的命令营救他的,而一同被软禁的罗隆基,翻开电话本,现场打电话给杨虎夫人田淑英了解情况。

接到电话的田淑英也正好将吴克坚的指示传达给阎锦文,要他今晚营救张澜、罗隆基二人离开虹桥疗养院。双方口径一致,终于证实了阎锦文营救他们是真,这才让张澜相信阎锦文的话,答应跟他走。

由于上海已经戒严,阎锦文身穿军服,亲自开车,使用当晚的通行口令,才将张澜、罗隆基接上车送往杨虎处。

护送途中,为掩人耳目,遇到国民党军士盘查,阎锦文便谎称车上坐着的人是自己的父亲和哥哥,让盘查的国民党深信不疑,终于安全将张澜、罗隆基送到杨虎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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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因为上海的战役还没结束,杨虎为了不让张澜受到伤害,又将其藏在自家地下室中。

而另一边,一直等待阎锦文将张澜、罗隆基转移到船上,然后劫持往台湾的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却等来了张澜、罗隆基二人已被阎锦文秘密转移他处的消息,他气急败坏,直接下令搜捕三人,但一直到午夜12点,搜捕毫无结果,而此刻上海的情况他们已经不能控制,毛森等人不得不起锚逃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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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澜和罗隆基脱险后的第二天,上海全境已处于我党的控制之下,阎锦文成功营救张澜、罗隆基的事迹登上了当时上海新民晚报周刊,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时间。

晚年生活困难,我党并没有忘记他

蒋介石败逃台湾之前,曾下令秘密处决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人士,而张澜被我党地下工作者设法从军统特务的虎口中成功救出,这成为他后来一生不能忘记的大事。

脱险的张澜联合罗隆基、史良等人,发表通电公开支持并且拥护我党的领导。

1949年6月1日,我党领导人还专门打来电报,慰问脱险的张澜,并表示欢迎他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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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张澜出现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此后担任新中国国家副主席等职。

阎锦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有关部门安排在上海公安局任专员,他每逢因公事来北京都会受到张澜及其夫人的亲自接待,一直到张澜去世。

晚年的阎锦文生活困难,为了能改善生活。他于1981年写信给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要求将待遇由退休改为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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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当时正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阎锦文营救张澜的事,她是知道的。她收到阎锦文的来信后,马上批示:

阎锦文先生营救张澜在当时是件大事,我一直记得,他对新中国是有贡献的,我们不要亏待了他。

随后中央批准了阎锦文的要求。

阎锦文享受了几年离休待遇,于1985年去世。

一个前军统特务,在我党的精神感召下,完成了交给他的紧急危险的营救任务,后半生改过自新,能以一个新中国公民的身份生活,并在晚年享受到只有新中国成立前加入我党并做出贡献的人才能享受的离休待遇。

这显示我党博大的胸怀,不管是谁,以前做过什么事,只要迷途知返肯为国家实实在在做出贡献,我党都随时欢迎并尊重、肯定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