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医生又来亲量血压，说不高，低压才七十，她真是亲切负责。
久不得家信，不知老母安否？现在还关心我的人，就算她老人家了。
田汉的这两句话，写于1968年3月25日，这也是目前所发现的，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则日记。
彼时的田汉，已然是个年过七旬的老人，本身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再加上遭受着精神与肉体上的不断折磨，尽管已经被送进301医院，但针对他的审问并未停止，后来在他的病历中，有发现相关的调查记录。
1968年12月，北京凛冽的寒风中，田汉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从他住院到去世，他已经不叫“田汉”了，他不再拥有自己的名字，他被叫做“李伍”。
以“李伍”之名火化的骨灰无人认领，最终下落不明。
1971年，田汉生前仍心心念念的老母亲，也已过了百岁高龄，老人家再也没有办法等到儿子，于遗憾中逝世。
1975年，田汉的亲属们被“专案组”召集到一起，他们这才得知田汉已死：“死于1968年12月10日，定为叛徒，永远开除党籍，没收一切书籍材料。”
已经封闭了快10年的田汉的书房、卧室再次被打开，他的藏书、字画、书信、照片等，部分当场烧毁，部分带走调查，没有剩下的。
1979年，田汉恢复名誉，他家里却已拿不出照片来供追悼会使用，最终只能通过报社的资料库，找了一张作为遗像。
田汉的骨灰盒里没有骨灰，放的是他的笔、帽子、印章，以及一页《义勇军进行曲》乐谱与一本《关汉卿》剧本。
田汉，是个很独特的人。
确切点说，田汉是个很独特的文人。
而事实上，田汉差点就不是一个文人而是武将。
因为他在18岁留学日本的时候，最先选择的其实是海军专业，“五四运动”之后他才转行搞文学，以便更直接地唤醒民众，他曾以《潜水艇的构造》为讲题在会议上发表专业演讲，为对付日军“长门号”而写《最近来沪的敌舰长门》，为毁伤日军“出云舰”而写《如何毁灭出云舰》，列举敌舰详细参数并分析其弱点所在等。
二十年之前，曾有这么一篇采访稿《我的爷爷田汉》，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对田汉的总结还是很贴切的：“一生不懂政治，有追求，有信仰，但胸无城府、口无遮拦。”
性格如火，凡事认真，不说假话，嫉恶如仇。
自三十年代起，田汉就喜欢别人叫他“田老大”而不是“田先生”，这个多少显得有些“另类”的称谓，恰如其分地显出了田汉的真性情。
他的一生待人以诚，喜交朋友，因而不管是什么党派，不管是庙堂文人还是江湖艺人，三教九流之中都有他的朋友。
所以，田汉身上不仅有很浓的文人气，也有很深的江湖气，用他年轻时候写给郭沫若信中的一句话来说：“我最爱的是真挚的人，我深信‘一诚可以救万恶’这句话，有绝对的真理。”
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田汉终其一生，都没让时光带走他这早年的性情，他始终都是一个坦率的性情中人。
就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田汉觉得郭沫若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他觉得郭若沫自打身居高位之后，就没了昔日的狂放与浪漫，也不能再紧贴民众，曾经极其鲜明的个人色彩也不断在各种演讲之中被湮没，因而田汉有一次给郭沫若写信时，还特意引了一句“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借此讽刺郭沫若有官气，他也曾因这事被陈家康批评过。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田汉这是缺乏深沉与稳重的，可也恰恰是因为这样的性情本色，才能使得他的思想不会衰老，才能使得他不断地找到艺术感觉，从而还能为后人留下《关汉卿》、《谢瑶环》、《白蛇传》这样的名作。
显然，田汉这样的性格是不善于做行政工作的，但没办法，能力与才华就摆在那里，他不做谁能做？所以自建国之后，他就一直担任中国文联戏剧家协会主席，一直到被打倒。
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他曾连续给周扬写了十来封信，都是谈戏曲改革的事情，他主张对古典戏曲采取“保护主义”与“慎重而明智”的改革方针，拒绝将古典戏曲一概抹杀，因此周扬不得不赶紧找人劝他：“田老大，快打住！”
田汉的这种坚持，事实上也是后来引发悲剧的主要根源，因为就在1964年前后，江青就曾两次找过田汉谈话，但都是不欢而散。
因而，也如田汉的儿子田申所说：“我父亲这个人，成在太重情，败也在太重情。”
对人重情，对艺术重情，而又担任着文化领导要职，这或许就已注定了，他是个悲剧人物。
田汉九岁丧父，是他的母亲靠着缝洗衣服、采茶，才将他抚养成人。
在家中，田汉是长子，最是聪明懂事，也是最得母亲的器重与疼爱，而他对母亲的孝顺，在整个文艺界也是出了名的。
自打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租房起，田汉前前后后搬家就有数次，1935年田汉于上海被捕，后被解送南京；抗战爆发后，田汉于武汉、长沙、桂林、重庆、贵阳等地辗转；1948年，田汉与夫人安娥奔赴解放区，后随军进入北平，先后在北京饭店、戏剧改进局宿舍、文化部宿舍等地居住，直到搬进了细管胡同9号，这才算是安了家。
田汉的前大半生，可说是颠沛流离，但不管是怎样的境遇，他始终都惦记着家人，尤其是母亲。
田汉为人慷慨朋友多，而田汉的母亲喜爱热闹，所以田汉平日喜欢叫朋友来家中做客，文艺界的许多人也都在田家住过，如三十年代蓝萍在上海参加戏剧电影活动时，就曾在田家住了一个多月。
曹聚仁也曾“吐槽”过，说“田老大”请客是件“很可怕”的事，因为他一招呼就是一大群人，也不管家里坐不坐得下，也不管准备的饭菜够不够吃，反正就是要聚，有时候人太多，小小客厅里早已是“人才挤挤”，有些人只能坐在写字桌上，但大家都是乐此不疲。
田汉这样的习惯，一直持续到了六十年代。
在生活当中，田汉其实并不怎么在乎别人的眼光，他更看重的是自己性情的随意，光头，手摇折扇，喜欢挥毫题诗，大抵如此。
因而在田汉的一生里，也先后有过四次婚姻，其中不乏三角恋爱。
田汉的第一任妻子是易漱渝，易漱渝是田汉青梅竹马的表妹。
易漱渝之父易梅园是同盟会的烈士，曾出资帮助家境贫寒的田汉留学日本，田汉与易漱渝于1920年结婚，易漱渝于1925年病逝。
第二任妻子是易漱渝的好友黄大琳，易漱渝在临终前，因放心不下田汉与年幼的儿子，便嘱托黄大琳嫁给田汉。
田汉与黄大琳于1927年结婚，于1929年离婚，为弥补黄大琳，离婚后田汉用稿费资助黄大琳前往日本留学。
第三任妻子是林维中，这其实是一段三角恋爱。
远在南洋教书的林维中，看到田汉发表在《醒狮》月刊上的悼亡妻诗《从悲哀的国里来》而心生爱慕，主动致信田汉，倾吐仰慕之情。
二人鸿雁来往、互寄照片，感情不断升温，林维中于1928年回到上海与田汉陷入热恋，并将积蓄都捐给田汉创办的南国社。
田汉一方面确实是与黄大琳性格不合，他仗义轻财爱交朋友，而黄大琳比较会过日子；另一方面是田汉觉得林维中更适合自己，林维中重义轻利之举，深得田汉之心。
第四任妻子是安娥，这其实又是一段三角恋爱。
安娥是个从苏联归来的才女，1929年田汉刚与黄大琳离婚不久的时候，安娥奉“特科”之命去与田汉接触，本是要争取田汉入党，但随着相处的时间久了，加之二人在信仰、才华上都极为匹配，也就走到了一块。
但田汉本是为了林维中才与黄大琳离婚的，二人虽未成婚但已有婚约，最终是已怀身孕的安娥主动退出三角关系，1931年田汉守诺与林维中成婚，安娥则在1933年嫁给了音乐家任光，后于1937年离婚。
在此期间，二人因工作也常能碰面，也各自都与聂耳合作出了神作，安娥与聂耳合作《卖报歌》的同年，田汉也与聂耳共同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
1946年，田汉与林维中协议离婚，重新与安娥走到一起，从此相伴一生，安娥于1956年突然中风瘫痪、半身不遂，但田汉始终对她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一直到他受冤。
从这感情经历来看，田汉也确实是个感情张力丰富的性情中人了，互相矛盾，难以抉择，正如他给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信中，曾如此描述自己的复杂心情：“怀念着旧的，又憧憬着新的，捉牢这一个，又舍不得丢那一个。”
但往往人们也说，一个很随性的人，其实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是有着某一块地方，是极其顽固的。
田汉的“顽固”，其实就是他为民请命的情结，这跟田汉的经历有关。
田汉出身贫寒幼年丧父，受到善良母亲的影响很深，他对底层劳动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与同情心，他靠着舅父（也是岳父）的资助才得以学有所成，而舅父最终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也使得田汉立志继承舅父“爱国爱乡”的遗愿，这就是他的“顽固”由来。
1930年，田汉写了一篇几万字的长文《我们的自己批判》，与其他一些近乎“自罚三杯”的政治术语罗列式的文章相较，他陈词或许没有那么慷慨激昂，用语或许没有那么坚决果断，但却有着极其自然且清晰的思想脉络。
田汉与鲁迅等人一起加入“左联”，并成为七人执委会的成员，他是自觉地选择人生走向，也是顺理成章地与过去告别，他在那个时候出现的思想变化并非是随波逐流，而是因为他们就是潮流本身，恰如田汉在1933年所表达的那样：“以粗野而壮烈的啼声，报告东方的晓色！”
《义勇军进行曲》只是他的其中一个作品，纵观田汉早期的电影，再到晚期的戏剧等，他的作品当中，虽然在表现风格上有些差异，早期的看起来浪漫些，中后期的变得现实一些，但终究不变的就是为民请命的情结。
他曾抨击过宗白华，他不满于这个曾经的好友只做一名学者，只讲书斋里的学问：“除了受他教诲的学生以外，谁也不能得到他一点影响，他被最高学府的教授地位把生活饱和了，把有生命的笔与口也钳制住了，他教的美学，但他敢越出资产阶级的美学进一步讲无产阶级的美学么？”
他曾批评过徐悲鸿，认为徐悲鸿等一批人并没有为新兴阶级的艺术而奋斗的心思，在徐悲鸿等人为一些历史文物遭到破坏而焦虑的时候，田汉如此说道：“目击许多民众的痛苦，独为栖霞山古物被商业主义俗恶化而呼号。”
不可否认，三十年代的时候，田汉对宗白华、徐悲鸿、梅兰芳等人的批评，是有些偏颇的，但仅限于思想的交锋，这其实也正是那个时代文化精神的活跃与多样所在。
1956年，田汉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旅行，调查艺人的生活状况，并很快发表两篇文章，分别为《切实关心老艺人的生活》与《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因艺人的生存条件恶劣，田汉在文章中有感而发，他既愤然于地方官员对艺术尤其是对戏曲艺术的冷落与淡忘，也不满于越来越严重的形式主义，这些事情不断消耗着艺人们的艺术青春。
为民请命的田汉如此说道：“在领导上缺乏对演员更细致亲切的关切...每天的宝贵光阴消耗在按时上班看书看报、聊闲天、开没有完的无所谓的会、干业务以外的一般琐碎工作...”
如此仗义执言、性情流露的文章，是会得罪人的，因而1957年的时候田汉差点被打成“右派”，因为周总理的保护，这才度过了难关。
但是到了《关汉卿》、《谢瑶环》这样的戏，因为抨击黑暗、歌颂“为民请命”，这立即就引来了别有用心之人的莫须有的政治构陷，这一劫他没能再躲得过去。
1960年，周扬也对田汉如此说道：“你有长处但也有些毛病，比如你说话总有自由主义，有时候意图是好的，但不讲究方式方法，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1964年，因对江青竭力提倡现代戏的不满与冷淡，他与江青的两次谈话都是不欢而散，已经67岁的田汉在文艺整风中作自我检讨时，仍被称为“同志”与“田老”，他的同事们认为这也仅是一场思想上的批判，但就在一年多之后，田汉的悲剧已无可避免。
1966年2月，尽管没有点到田汉的名字，但他的作品《谢瑶环》已被公开批判为“大毒草”，他于当年6月被隔离审查，12月被捕入狱。
他的生命终结，因他的性情，也因他为民请命的“顽固”，周扬沦为阶下囚，郭沫若自身难保，他田汉又岂能幸运躲过？
在狱中，在病中，田汉仍留下了断简残篇，其中也有两首诗。
其中一首写于1967年7月1日，这一天是党的生日，田汉如此写道：“先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
另一首写于1967年9月25日，即将迎来建国18周年的国庆节，虽然已是月末可家里的钱尚未寄到，田汉虽心里着急却也难掩兴奋之情：“缔造艰难十八年，神州真是舜尧天...美蒋枉自相骄殄，七亿吾民莫比坚。”
彼时的田汉虽处境艰难，但仍保持着对“爱国爱乡”人生信条的忠诚与热情，他自信自己还能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
这一点，田汉与邓拓、吴晗等人是一样的，忠诚、热情、杰出，但最终他们都被悲剧所吞噬。
1968年3月25日，田汉的最后一则日记里，仍在记挂着自己的老母亲，这或许也是他留给亲人们的，最后的怀念。
去世的时候，田汉没有给亲人们留下什么，连骨灰也没有，可当人们在凭吊他的时候，在将他的形象予以诗化、戏剧化的时候，在一遍遍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又似乎都有这样一种感觉：
他似一片落叶，在历史中翻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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