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26日,连续四战四捷的二营的战斗失利,引起了高层领导和机关的极大关注。第二天,由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任组长,总参作战部副部长任副组长的联合工作组便乘飞机到兰州进入了二营。
副师长岳振华也随工作组来到了二营,二营有的人见老营长来了,凑到老营长的跟前说:“你带领我们连打了四仗,都打胜了,你一走,仗就打败了。”流露对新营长颇有埋怨之情。
岳振华说:“不能这么看,从现在的情况分析,很可能是遭遇了敌人的干扰。如果最后确认是干扰所致,那我指挥也打不下来,谁打也打不下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大力支持营长的工作。”
这个态度令何方受到了很大的安慰,也对老营长更加敬佩。
工作组在开机检查了兵器的各种作战参数,检查了标图作业和作战记录之后,便召集主要作战班子汇报战斗情况,参加的人坐满了整整一座测试导弹用的大帐篷。
坐在成钧副司令员对面的何方,看着成钧正颜厉色的面孔,心情既沉重又矛盾。汇报当然要先从营长开始,可问题是先检讨,还是先汇报?如果先检讨,怕首长说:叫你汇报情况,你先检讨什么?如果上来就汇报情况,又怕首长说:你打了这么一个大败仗,你当着总参工作组的面,连两句检讨话都没有,你也太不懂事了。最后他想:反正在这个时候,是怎么说,都能挑出毛病来,怎么说也是要挨批评,干脆就先检讨两句,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再汇报情况。所以,汇报会一开始,他就站起来。先来了两句检讨词:二营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在前任营长的指挥下,取得了四战四捷的胜利。轮到我指挥,却打了一个大败仗,责任应该由我一个人来承担。我辜负了组织和上级首长对我的信任,我也对不起二营的全体同志,我愿意接受上级给予我的一切处分。
果然不出所料。此时的成钧,心绪也极度不佳:四个月来,他苦心设计的四次机动设伏,点都押对了,阵地也都选准了,可除漳州战斗以外,其余三仗都没有打好。此刻,一听何方开场又先来了一顿检讨,没有对上他的思路,顿时就火了,一脸严肃地说:“现在不是让你检讨的时候,是要你把战斗中发生的一切真实情况,详细地向总参工作组汇报清楚,要把失败的原因真正找出来。”成钧的心里是在埋怨何方话说的不是时候——打败仗的原因还没搞清楚,你上来就大包大揽地一个人承担责任。你不是一个人,你是代表的整个二营,是一个刚被授予了“英雄营”称号的二营,你能这么承担吗?
何方挨了一顿批评,心里反而倒踏实起来。他镇定了一下情绪,便开始一五一十地把战斗的经过讲了起来…
在二营的整个战斗过程中,空军司令部正好有三位参谋在二营检查工作:一个是大尉参谋杨玉田。他在战斗中一直跟着营长何方在显示车上,显示车上营长的作战指挥、引导技师和操纵手的战斗操作他都看得很清楚。一位是北京军区空军的参谋张至树,战斗中他一直在二营的指挥所里,对全营整个的战斗过程也掌握得非常详细。在导弹发射时,他还跑到指挥所外,看了一下导弹的发射和起飞过程,一切都很正常。还有一位参谋叫周忠本,战斗中他一直在松-9雷达车上。他们三个人从三个关键的战斗岗位上,都证明营长何方汇报的情况是真实的。
一、整个汇报当中,成钧副司令员一直紧绷着脸,面色也苍白,也不插话
总参作战部那位副部长也是嘴巴紧闭,一言不发。参加座谈的人,除了发言,个个都谨言慎行,连一声咳嗽都听不见。整个汇报现场一片沉闷,压抑得人喘不过气来,这打了败仗的滋味,真叫人不好受!
成钧副司令员是一个对工作极端负责的领导,不管什么事情,不弄明白,不搞清楚,不打破沙锅问到底,他是不罢休的二听了一下午的汇报,战斗经过都已非常清楚,作战指挥和战斗操作也没有发现什么差错,战斗兵器也没有什么故障,但究竟为什么还把仗打败了?他还没找到答案。就是因为那个变了形的目标信号吗?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如果说遇到的是干扰,那究竟是什么干扰?怎么对抗这种干扰?后面显然有一连串的问题还未搞清楚。
因为二营的阵地上连工作组住的帐篷都没有,所以吃过晚饭后,他让总参工作组的同志到兰州军区的招待所休息,自己留在这寒风料峭的二营阵地丘过夜。
总参工作组走后,他在营政委赵彬的陪同下,围着阵地转了一圈。回到他住的帐篷,他把二营的引导技师和三个操纵手逐个找来谈话,询问战斗的具体细节和遭受干扰的情况,以求能从中发现点儿什么问题,找出其失利的原因。
夜深了,满脑子心事的何方,坐在行军床边的小折叠办公桌边还在思考问题。他担心着成钧副司令员的身体和安全,他站起来穿上老羊皮军大衣,站在帐篷外,望了望成钧副司令员住的帐篷。帐篷里那盏暗淡的小马灯还在亮着,说明老首长还在工作。他便走向前去,想察看一下警卫岗哨的执勤情况,帐篷里的炉火是否旺盛,公务员是否烧好烫脚的热水。可当他走到帐篷前时,他又站住了。他心里很内疚,因为自己没把仗打好,使这位年过半百,一身多病的老首长,在这样一个隆冬季节,蹲在这寒风呼啸的皋兰山顶,住着四面透风的帐篷,忍受着战斗失败的折磨。他的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酸辛苦辣,说不出是什么味道。
二、为了找出战斗失利的真正原因,认真接受教训,为打好下一仗做好准备
成钧指示独立第四师就地在兰州召开了“上中堡战斗检讨会”。参加会议的人员除了在兰州地区的二、三营的营连干部,引导技师和操纵手外,远在内蒙古包头机动设伏的第一营的部分干部也参加了会议。
空军成钧副司令员对独四师召开的这次检讨会非常重视,亲自参加会议听取检讨。他想:毛主席说过,人是属毛驴的,不压不行。人无压力轻飘飘,这话很有哲理。今天我得先给他们点儿压力,压着他们动脑子,找出原因,想出对策。所以会议刚开始,成钧副司令员就对着三个营长先批了一顿:“漳州战斗后,四个月来你们三个营没打一个好仗!”
他从第一营开始,一个一个数落起来:
“你汪林在广西宁明下巴丘,多么难得的机会。北京两百万人集会声援越南,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你兵器维护不当,关键的时候,你们掉了链子,跳了高压,显示器上目标信号都没有了,你汪林还发射了第三发导弹,弄了个鸡(机)飞蛋(弹)打。周总理听了报告后,都连说了三声‘非常可惜’。
“你杜宪照在遂溪,平时对部队管理不严,兵器维护不认真,不细致。U-2飞机来了,要战斗了,你兵器也故障了,撞到了枪口的鸭子,眼巴巴地看着它飞了。
“你何方带着战斗力这么强的一个营,给打成这个样子。你也跟汪林学,一不做,二不休,目标信号变了形,你还发射了第三发导弹。
“你们三个自己说说,让我们怎么向党中央,向军委检讨,让我们怎么向人民交代?”
成钧这顿对三个营长的一番严厉的批评,稍微一停顿,坐在成钧身边的副师长岳振华对成钧副司令员说:“汪林打了第三发不对,何方打了第三发是对的。”
成钧反问岳振华:“为什么?”
正在老老实实地听批评的何方,没有想到岳振华这时说出这样的话,又听到成钧问岳振华为什么?怕老营长无话以对,也在替老营长捏着一把汗。他心想,你老营长在这个时候,还插什么话,首长为我们没打好仗生气批评我们,我们听着就是了,你这个时候插话,不是找着挨批评吗?弄不好还要赚一个袒护我何方和二营的嫌疑。
他没有想到,岳振华有证有据地说:“战斗教令和射击规则上规定,在干扰条件下要发射三发导弹。战斗教令和射击规则是战斗法规。”
成钧听岳振华这一说,也就顺坡下驴地说:“到底你们是二营的,那好,岳振华替你说情了,这一发就不算你的账了。”
三、二营营长何方听着成钧的这一顿严厉的批评,脑子嗡嗡直叫
最使他心中不安的是:检讨会的名字是上中堡检讨会,是针对着二营打了败仗开的。你老首长心里不痛快,批评我何方一个人就是了,怎么批都行,反正仗是我打败的。你干吗把人家一、三营的营长又在这里抖露出来,叫我连累得人家也跟着吃批评?他心里是这么想,嘴里也不敢说,只好干挨着。
成钧副司令员把话说到这里,话锋一转,接着说:“我是空军党委分管这项工作的,这几仗没打好,我一个人包了。空军党委决定,对你们不追究责任。但这并不等于你们没有责任,应该说咱们各有各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我负;是你们的责任,你们负。现在的责任,就是要把这次战斗失利的真正原因找出来,把新对策研究出来。不然下一次不管你们哪个营碰上U-2入窜,还会把仗打败。所以,这个会不是二营一个营的问题,而是独四师全师的问题。不达到目的,我们这个会不散会。”
成钧副司令员讲完了话,何方一想:这个会是为二营召开的,责无旁贷,一定是我先检讨了,不能等人家一、三营先发言。他接受了上次向总参工作组汇报的教训,一上来就切入正题。他说:
“共产党员,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今天我就在首长和同志们面前,怎么想的,怎么认识的,我就怎么说,说得不对,愿意再接受批评。
“二营打了败仗以后,我已是几天没合上眼,翻来覆去地琢磨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要说存在的问题,肯定会有不少。例如在遭受干扰时,营指挥所没有及时向师指挥所报告;还有其他问题等等。但我认为这些问题,都不是造成打败仗的要害。
“我一直认为,这次战斗兵器准备是好的,进入上中堡阵地以来,周、月、日各种检查,兵器性能稳定,战前和战后的参数检查完全一致。我敢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保证,这里边没有做任何手脚。
“在作战指挥上,我完全是按照漳州的作战程序打的。战后我认真地核实了一下,没有错误,这有记录可查。显示车上的引导技师和三个操纵手,又都是参加过漳州打仗的,人员一个没更换。我认为他们的战斗操作是熟练的,手控跟踪跟得也很稳,战斗中没有出什么差错。
“就作战对象而言,射击条件比漳州还好,在第一发导弹发射后,没有转换到作战频率以前,目标信号和漳州一模一样。
“问题就出现在转换到作战频率约四五秒后,目标信号就立刻变了,变成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看到过的怪异信号:两边亮,中间虚,像个小船一样的信号,破坏了方位角和高低角的自动跟踪功能。因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一时叫不出是什么干扰,所以制导连连长钟朝捷向指挥所报告:‘目标变形’。当两个角度转入手控后,导弹受控良好,在显示器上看到三发导弹飞行也很正常。但在与目标遭遇时,导弹战斗部未启爆。
“我分析可能是由于目标信号变了形,造成了跟踪误差大,导弹在与目标遭遇时,方位角、高低角、距离偏差较大的缘故。我认为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出在目标信号的变形上。目标信号怎么能变了形,敌人用什么手段使目标信号变了形,现在我还弄不清楚。如果说是干扰,这是一种什么干扰,我也说不好。战前我们也研究过干扰,多是有源的、无源的、积极的、消极的,但从没有听说过这种干扰。弄清楚了目标信号为什么变了形,我认为这个原因就真正找到了。”
在营长何方发言时,引导技师张宝林就想:营长和引导技师,是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谁也跑不了,营长发言完了,就该我了。
等何方营长说完了,他接着发了言,他说:“我是这一仗的引导技师,我同意我们营长讲的,不再重复了。我认为目标信号的变形,是敌人有意而为,绝对不是兵器故障,或者扳错了什么开关旋钮造成的。这种变形,很可能是一种新的干扰手段,我们的责任在于,我们平时学习得不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以至于遭受了敌人的干扰,还不知道是什么干扰,也就更谈不上有什么措施,这是一条重要的教训。” 上中堡战斗检讨会上,会务人员把一、二、三营的营长汪林、何方、杜宪照三个人安排住在一间房子里。汪林的年龄最大,何方的年龄最小,三人自称为难兄难弟。开了一天会,神经绷得紧紧的,回到宿舍里,躺在床上松弛了下来,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诉起苦来。
二营营长何方说:“要说倒霉,我算是真倒霉了。人家岳副师长连打了四仗,仗仗打胜了,我接班第一次上阵,就碰上了莫名其妙的电子干扰,把仗给打败了。今天这个会,顾名思义,是为我为二营而召开的,对不起两位老兄,小弟没打好仗,还把两位老哥给连累上了。会上不敢说,咱会下有礼了,我向两位致歉,请原谅。”
汪林说:“你何方倒霉什么?漳州打仗虽没有叫你指挥,你也是营长。有功劳,功不可没。你有一个胜仗在那里垫底,比我们的日子好过多了。你看看会上成副司令员批我们,比批你厉害得多,这就说明了问题。你老杜,不管怎么样,也比我好多了:至少你没有把导弹发射出去,导弹没发射,就不能算是打败仗,充其量是贻误战机。可我倒好,南征北战干跑了两三年,好不容易撞上了战机,这兵器它早不出故障,晚不出故障,我导弹也发射出去了,它故障也出来了。地空导弹天下第一营,头,一仗就来了一个鸡(机)飞蛋(弹)打,从打了败仗那天开始,我们天天检讨整顿,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天了,你们说我汪林倒霉不倒霉。”
杜宪照说:“要说倒霉,还是我最倒霉;要说是窝囊啊,也是我最窝囊。你们不管怎么样,倒是把导弹给发射出去了。正因为我连导弹都没发出去,才批我批得厉害。从仗没有打上那天开始,天天挨批,天天检讨,几十天来一直是在挨批和检讨中过日子,你们知道什么叫度日如年吗?这下子我可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了。”
说到这里,汪林插话说:“咱们三个人,谁也别说谁了,好好睡觉吧,睡好了觉明天才好有劲头检讨。”
三个人哭笑不得地进入了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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