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7日，中南海游泳池迎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毛主席在书房中会见了这位客人，并与他握手致意。
手还没有松开，毛主席就带着笑容问了一句：“你们吵完了？”
他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周总理，没等这位客人说话，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吵一吵，对你们有好处。”
这位跟周总理“吵架”的客人，便是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问题，两人已经“吵”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毛主席说“吵一吵有好处”，取得是“不打不成交”的意思，倒也并不是真的希望两人吵架。
周总理同田中角荣“争吵”的核心，是田中角荣在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中的一句话。他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
众所周知，从晚清开始日本一直暗戳戳地打中国大片土地的主意，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对中国的侵略就已经摆在了明面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全境实行殖民统治，1937年“七七事变”后更开始了全面侵华长达八年之久，期间在中国各处犯下了屠杀、烧掠等种种罪行。这些显然不是用一句“添了麻烦”就能轻轻带过的。
七七事变
原本还算热烈的欢迎气氛在田中角荣这句话出口后便沉默了下来，中国人民都不能接受这种轻描淡写的说法。出席宴会的许多人当即表达了不满，还是在周总理的带领下才勉强鼓了鼓掌。
鼓掌是为了圆场，不至于使场面太过难看，实际上周总理的心中对这个说法也很是不满。第二天，两人在谈判桌旁相遇的时候，周总理直率地提出这个问题：“添了麻烦”这种说法，是弄脏了过路的妇女的裙子道歉时用的。”
言下之意，便是这个词语的程度远不足以形容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行。周总理同时强调：“添了麻烦”的说法已经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
周总理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田中角荣身为一国首相，也不可能就这么接受指责。他不甘示弱地辩解道：“在日本可不是这样解释的。”
回国之后的报告中，田中又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日本用这个词语是表示“过去的事情统统付之东流，而以非常强烈的感情来处理问题。”
后来日方还曾多次提到翻译错误地将日语“迷惑”翻译成了“麻烦”，所以才造成了这样的误解。不过中方在场的其他三名翻译则表示这种翻译方式丝毫没有问题。
此次访华，田中角荣的目的显然不是与中国之间的误会加深一层。1972年7月7日，以田中角荣为首相的日本新内阁组成，新选出的内阁成员都积极主张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也不例外。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在7月5日当选自民党主席当日他就提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问题，时机正在成熟。”在新内阁的首次会议上，他再次表示：“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
对新中国态度的完全改变是日本新内阁与之前佐藤内阁的最大区别。从1964年开始担任首相直到1972年才卸任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一向采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
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提案的前一个月，佐藤荣作还对记者宣布，题本政府决定同美国联合提出所谓“重要问题”和“双重代表权”两项提案。
佐藤荣对
日本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近乎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一方面是受到了国际形势的影响。国际社会上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越来越多，仅1971年就有15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以76票的赞成票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另一方面——或许是影响更大的一方面——就是美国态度的改变。
1971年7月9日，在中美之间的关系还处于敌对状态时，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就中美邦交正常化的问题与中国政府展开了一系列嗟商。
随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公开访华，两国于1972年2月27日发表了著名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达成了“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这一共识。
尼克松访华
消息传回日本国内对日本震动极大，日本民众纷纷强烈要求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佐藤的下台也与此相关。
田中角荣在竞选时就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此次访问中国也是带着历史任务的。倘若他不仅没能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反倒是加深了矛盾，那他就无法给日本民众一个交代，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差不多走到了尽头。
1972年7月25日，“和式基辛格”、时任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带着田中准备访华的信息率先来到了中国。
与此同时，他带来了准备与中国谈判的二十项内容，就此征询中国领导人的意见。作为交换，中方给出了准备在田中角荣访华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草案的内容。
竹入义胜
竹入义胜访华的最大意义在于向田中角荣转达了中方的态度：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没有提出异议，且没有要求战争赔偿。
就此，他下定了亲自访华的决心。当然，访华之前，田中角荣特别去了一趟美国夏威夷同尼克松会谈。
在访问夏威夷前，为了中美建交忙前忙后的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后任国务卿）得知，日本已经在实行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计划的时候，显得异常激动。他当着众人的面大骂道：“日本人是最坏的叛徒，他们抢了先！”
尽管我们不知道这次会谈的内容，但是从日本外相的发言：“夏威夷大功告成了！这就意味着拿到了去北京的单程机票”来看，一定与访问中国的问题有关。
基辛格
坐着这张“单程机票”，田中角荣于1972年9月25日到达了北京机场。他首先见到了在机场静候迎接客人的周总理。两人相互问了好：“我是五十四岁当上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请多关照。”“我是周恩来，请多关照。”
中方在中日复交问题上采取的也是欢迎态度。尽管日本在历史上曾经给中国带来了相当深的磨难，但作为“邻居”，中日之间的关系趋于正常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来说都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
周总理曾经先后对池田勇人、佐藤荣两任日本首相寄予厚望，但他们的对中国的态度都让周总理失望了。田中角荣上台之后，周总理感觉到中日关系的问题终于有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了。
田中内阁一成立，周总理就释放出了友好的信号：他派出上海芭蕾舞团到东京演出，并且指定由对芭蕾舞一窍不通、但始终在中日友好协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孙平化担任团长。此举的意图相当明确，日本方面也接受了这个好意。
田中角荣访华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周总理始终关注芭蕾舞团访日过程中的一举一动，当他看到《人民日报》头版的报道时忍不住发了火。
那篇报道中罗列了到场观看演出的几十位政界、财界名流，却只在最后附了一句“文化厅的代表也到场了。”
周总理怒气冲冲地批评道：“报道中提及的人士的确都是老朋友，但就算少报他们也不会在意；而官方文化厅派代表到场说明了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新姿态，我们的新闻单位却一笔带过了。”
周总理越讲越生气，当即让秘书把《人民日报》主管国际版的副总编潘非叫到了人民大会堂，质问道：“为什么不把日本文化厅代表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
潘非回答称《人民日报》采用的是新华社的消息。很快，新华社的负责人也被叫了过来，周总理生气地说道：“新闻媒体负责人必须领会、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
周总理
从这一件小插曲中就能体会到，当时周总理将中日邦交正常化摆在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上。而且由于这件事对于两国人民来说都太过敏感，所以行事过程中尤其需要小心翼翼，不能有丝毫差错。
在竹入义胜访华和田中角荣访华之间，还发生了另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竹入义胜访华时，中方给出了三条坚决的、不可动摇的“政治三原则”：第一，中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
当时竹入义胜在第三点上有所保留，周总理非常坚定，表示三原则精神不变，具体如何表述可以再商量。
当谈及中国放弃赔偿的问题时，周总理简洁答道：“日方只要向中方说一声谢谢就可以了。”不过他特别强调：“中方绝不是因为所谓‘日台条约’中已经提及放弃赔偿，中方才不要求赔偿的。”
周总理
在大方向趋于中日友好，但仍有一些不和谐的小插曲的情况下，田中角荣来到了中国。
田中角荣此次访华带着友善，也有明确的目的和要求，其中一个就是确认中国是否真的不要战争赔款。中方的态度一直很明确：不需要赔款，但并不是因为“日台条约”，而是为了中日人民的友好关系。
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肆虐了十四年，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不计其数。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的谈判中严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这些赔偿的权利。”
数百亿美元这个数字，放到今天依然触目惊心。日本政府初期很想规避这个问题，见中国提出了这一点，便改成了希望中国“高抬贵手”。
中国人素来不是咄咄逼人的，在给竹入义胜的草案中已经写明：“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
田中角荣访华
谁也没有想到此事能再起波澜。9月26日的第一轮谈判中，两国的不愉快不仅仅有田中角荣在致辞中所说的“添了麻烦”，更不愉快的是日本代表高岛益郎的发言：他狂妄地将“日台条约”搬了出来，声称日本战争赔款问题早已解决，不存在“中国放弃赔偿权利”的问题。高岛的态度让第一天的会谈不欢而散。
次日周总理会见田中的时候，严厉斥责了高岛的发言和行为，甚至直接说：“他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
周总理再次强调，蒋介石当时是在慷他人之慨，不能代表全中国。如今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款是“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高岛先生的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周总理与田中角荣
“添了麻烦”的说法和高岛益郎有关“日台条约”的发言让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27日，双方外长进行了的“车中会谈”，才让谈判出现了可以继续的方向。
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在27日上午按照原计划陪同田中角荣、日本外长大平正芳等人游览万里长城。
在出发之前，大平正芳主动表示“长城随时可以去，我想抓紧时间同姬外长深谈一次。”因而，两人同乘二号车前往长城。
上车之后，大平正芳便表现出了非常坦诚的态度，说了非常长的一段话。其中提到了自己和田中角荣当年被征兵的经历，来表明自己也同样体谅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
但是由于身份的原因，他“只能站在日本政府外务大臣的立场上说话。”
大平正芳
接下来他提出了最重要的一点：“联合声明完全按照中方要求来表述，实在太难太难了。这一点如果得不到贵方理解，那我们只能收拾行李回日本了。”
这番诚恳的表态被姬鹏飞转达给了周总理。随后，日本访华团的行程上突然增加了一项：当晚，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以及二阶堂官房长官乘坐外交部的专车，来到了中南海游泳池，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在这次会见上，毛主席的态度非常友好，以玩笑的方式开始了双方之间的谈话。会谈中田中角荣再次向毛主席解释了自己“麻烦”的用词问题，并表示可以按照中国的习惯来改，自始至终保持了在日本侵华一事上谢罪的态度。因而，毛主席也接受了他的态度和说法。
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毛主席将话题转到茅台酒、田中的竞选之路等问题上，临走的时候还赠送了日方代表一本《楚辞集注》。
毛主席表态后，事情的进展开始加快。最终，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毛主席会见田中角荣
从最后的表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我们将原本的“权利”二字改成了“要求”。
当然这份“友好”没有持续很久，随着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民间战争受害者索赔行为不断增加，日本政府均以此条例表示拒绝，中方则表明所放弃的“不包括个人赔偿要求”，双方再次陷入僵局。
而有关“添了麻烦”的说法，直到联合声明签署的前一天晚上都没有彻底确定。时间过了凌晨两点，双方都没有能够达成一致。
最终，大平正芳深夜访问姬鹏飞外长，掏出了一张纸条说道：“这是我方能做出的最大限度让步。”
纸条上写着：“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痛感责任、深刻反省。”
姬鹏飞外长
这句话并不是日本方面协商一致的结果，而是大平个人的态度。在姬鹏飞提议休息十分钟后再回答该问题时，大平正芳也去与田中角荣协商表述的问题了。大约十五分钟后，双方表示都接受了这个说法。
有关“日台合约”的问题，高岛益郎在发出该言论后的第三天向我方道了歉，并表示“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
最终，双方决定不在联合声明中提及此事，而是以日本外务大臣谈话的方式对外透露，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日起“日台条约”便失效。
1927年9月29日上午十时，《中日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由两国总理、外长共同签署生效，标志着中日关系正常化得以实现。
当日午后，日本一行人便按照原行程飞往了上海。由于太过劳累，田中角荣上飞机不到五分钟便在周总理的专机上睡着了。
飞机到达后他看到了当地人民载歌载舞的情景，周总理解释道：“这表明中国人民都在庆祝两国关系正常化。”
当天，田中角荣居住的卧室地板上铺满了日本各家主要报纸，翻译发现他正在一篇不落地浏览，便问道：“为什么不坐在沙发上呢？”
田中角荣回答道：“这样比较一目了然。”他十分高兴地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赞成邦交正常化，我可以放心回去了！
田中角荣游览长城
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最不理解的一件事或许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放弃战争赔款。作为被侵略方、战胜国，以及二战之中受损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们的战争赔款要得理所当然。
此前并不是没有要过。早在1947年10月，同盟国各国就向日本提出了索赔总共540亿美元的要求，中国坚持要求占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仅同意中国占30%。
在这个问题上多国争执不下，都想多要一点，而此时的中国陷入内战之中无暇他顾，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日本已经把这件事“混”了过去。
不久之后，美国意识到了扶植日本的作用，便通过“旧金山和约”等方式将中国排除在外。这个合约不仅将对日作战时间定在了偷袭珍珠港之后，还泛泛地规定赔款“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实际上减免了许多日本应当承担的责任。
周总理曾经严厉斥责该条约，并表示中国认定其为非法的、无效的。
周总理
在中日邦交即将恢复正常化之际，在战争赔款问题上新中国做出了放弃赔款的选择并不是因为美国的威胁，更不是因为台湾已经如此做了，而是如同联合声明中所写的一样是为了日本人民。
在田中内阁组建之后，周总理就做出过指示：首先，我们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要小；其次，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彻底与台湾断交；最后，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负担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不符合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
事实也证明周总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田中角荣当年来华访问的时候，抱定的决心是“如果要赔款立刻转头就走”。任谁都清楚，以日本当时的国力根本无法负担巨额赔款。
中国的宽宏大度让两国有了恢复正常邦交的机会，也让中日之间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趋于缓和，使我们可以专心对抗北方的苏联。
毛主席
中日之间的历史交往异常悠久。从唐朝的“遣唐使”开始，到近代的日本侵华战争，再到现在，中日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但是无论如何两国都是“搬不走的邻居”，终究还是要向着友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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