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雪枫在淮北抗日根据地的“精兵主义”
赵连军
彭雪枫将军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的杰出指挥员、军事家，智勇双全，战功卓著，是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被毛泽东、朱德誉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彭雪枫1941年初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当年5月率四师到达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下半年，彭雪机开始在四师实行“精兵主义”，通过“精兵”来精简机关，充实连队，节约根据地人力物力，“努力创造铁的党军”（《彭雪枫文集》第3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版）。
与其它抗日民主根据地不同，彭雪枫在淮北抗日根据地的“精兵主义”，是在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号召之前即开始实行的。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提出实行精兵主义；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对此，彭雪枫通过1941年2月至5月反顽斗争有着更深切的感受。当时，彭雪枫所处的淮北抗日根据地形势复杂，不仅要抗击日伪军，还要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向华中发动进攻，企图首先消灭津浦西新四军第四师。在极为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彭雪枫指挥四师部队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中原局指示，基本上完成了“向西防御”和“阻止反共军东进北上山东”的战略任务，同时四师部队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与损失。在奉命转移到皖东北地区后，四师总结造成损失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军事上“机关庞大，削弱了战斗部队”（《彭雪枫传》编写组编《彭雪枫传》第52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8月版）。因此，在四师6至8月的整编与整训中，彭雪枫开始精简部队机关，充实部队基层。可以说，彭雪枫的做法与党中央的“精兵简政”号召不谋而合。党中央“精兵简政”号召提出后，根据四师实际情况，彭雪枫更加重视“精兵主义”，1942年初在部署迎击敌人春季“扫荡”斗争时，提出首先要“坚决执行中央精兵简政方针”，紧缩机关，裁减冗员，充实部队战斗力。
如何在四师进一步实行“精兵”，彭雪枫于1942年1月21日在《拂晓报》发表专论《论精兵主义》（《彭雪枫军事文选》第405-40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8月版，下同），重点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部署。
首先，在人力使用上，“刻不容缓的是编制上的机关合并和人员调整”，做到一人当作二人用，一个机关发挥两个机关的效能。彭雪枫指出，机关重床叠架势必会使办事手续繁杂碍手碍脚，产生互相推诿现象，目前四师的部、科、股、股员以至干事，或者处、科、股、股员干事，要求在这四层或者五层之中省出一层或者二层，把人员充实下去，加强基层领导。还要建立进修学习制度，选才学习以求深造培养干部。通过精简，必须达到战斗部队人力多于非战斗部队（二者人力占比应为四比一），长枪多于短枪，使四师成为最科学的战斗机构。他告诉大家，最近已经决定取消师直属队政治处，政治部拟议合部办公，司令部拟议以科为单位合科办公，这样不仅可以节省人力，还可免去公文传递，纸张浪费，灯油消耗和清谈偷闲等弊端。当然，精简机构，这是“精兵”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精兵主义并不等于“兵在精而不在多”，和敌人作战不仅要在质量上时间上与敌人比赛，还要在数量上与敌人比赛。因此，彭雪枫要求在精简机构的同时，对根据地地方武装以及人民自卫队还着重于量的发展，大量地扩大地方武装的力量。
彭雪枫特别重视各级领导干部在人员精简方面的带头作用，反对装饰门面好摆架子的肤浅作风，号召每一干部在不妨碍本身工作的原则下，应亲身劳动参加操作，不浪用一名勤务。他指出军队制度对人员武器是极为严格的，其不遵照编制，任意增设勤务员、通信员、特务员以及马匹者，并不是优厚于某一个私人，而是给予其所担之“职务”以协助其工作，因此当其本身职务解除另调其他职务时，则编制上规定之人员马匹应即交还。他还明确要求，某些同志的马匹、勤务员如超过规定标准，应“忍痛割爱”缴还公家。
其次，在财力物力使用上，要十分重视节省。彭雪枫“十分惋惜过去浪费之未能及时纠正，大大方方的给那班贪污腐化的先生们开一扇方便之门，也给一些不事生产不知民间疾苦的浪费同志们一个‘摆阔’的机会”。他指出，在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号召后，四师开展了“节约运动”，半月来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如司令部取消了招待所，发起直属队“集体磨面”，过去请人磨是100斤玉米换面75斤，现在是85斤；过去100斤高粱换面70现在是80斤，合计每月可节省6000斤之多。又如停止了供客纸烟，司令部每月可节省200元。再如九旅最近回收了旧军帽3000顶，其中1500顶进过洗染等于新帽，以每顶4元算，即可节省6000元。
第三，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变过去的“大刀阔斧”为“大刀阔斧”加上“精雕细琢”。自己彭雪枫批评那种铺张扬厉空喊口号，只求表面不务实际的害人害己肤浅行为，应该立即收拾起来，要求一切问题都需深思熟虑，广为调查，而后坚决完成之，不能朝令夕改，使大家摸不着头脑。问题一经决定，便应分头做起，勇往迈进，在过程中寻求经验教训。他强调说，“如没有严密计划，科学分工，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深入下层，耐心研究，则精兵主义即便高唱入云，也都是徒然的”。
在彭雪枫的号召下，新四军四师的“精兵主义”取得了初步成效。到1942年9月，四师共裁减了8个营以上机关，减少26个伙食单位，合并了6个工作部门，送去学习的172人，充实到部队的443人，淘汰40人，休养14人。四师参谋长张震说实行“精兵主义”后，四师“工作效能显然提高了，表现在工作容易统一掌握，命令下达和报告上呈均较迅速，免去了因机关重叠而转递迟滞，免去了骈枝机关之牵连，减少了不团结之现象，充实了战斗部队，补充了部队中干部的缺额，又保存与训练了干部，减少了连队的警戒勤务，更好地保证了部队整训与战斗任务的完成”（《张震军事文选（上卷）》第162页，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11月版）。在生产节约方面也取得了较好成绩，四师9个月间共生产612100多元，节约153400多元，极大地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彭雪枫军事文选》第483页）。
“精兵主义”的实行是“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彭雪枫军事文选》第457页）。1942年9月，彭雪枫在总结前期“精兵主义”工作时，指出还存在种种问题，尚未达到“精兵”目标。如“五月九日师直属队向管公店移动，所有人员、马匹、担子、船只、车辆、客人、闲员，车水马龙，浩浩荡荡，本只一日行程，而前后陆续共费了五日之久”。彭雪枫批评说：“敌后战争最富于突然性，以如此笨重复杂的机构，试问将何以应变！？”要求把实行“精兵主义”与整风运动联系起来，在精兵简政中考察党性，明确提出领导干部必须率先“精兵”：“首先是旅直属队以上的各级军政干部，于彻底认识了精兵主义必要性之后，即应当机立断，不再因循，裁减骈枝机关，减少杂务人员，马匹勤务断然取消到最低限度。”（《彭雪枫军事文选》第450-452页）当年11月至12月33天反“扫荡”期间暴露的问题再次表明了彭雪枫批评的正确。在反“扫荡”中，“非战斗人员和马匹担子给予我们以很大的累赘与痛苦，尤其是后梯队，由于情况不明，这里闹，那里哭，这里安插不开，那里堆挤不下，复杂繁重不堪设想”（《彭雪枫军事文选》第497页）。他在12月23日四师干部会上提出必须“彻底实行精简”，明确指示：“军区与师部合并，可将军区与师部的直属队节约出大批干部，以加强部队下层工作。勤务员制度坚决取消，不再是由师直先做出号召大家执行了。马匹的规定已有命令，干部的行李自己携带或挑子挑。……总之，今后部队与地方的一切组织形式要适合于战斗情况。”他强调彻底执行精兵简政“已经刻不容缓了，战争情况下，一切工作都须迅速、果断，丝毫因循不得，丝毫迟缓不得，迟缓等于死亡”（《彭雪枫军事文选》第503页）！
在彭雪枫的指导下，四师坚决实行了“精兵主义”，大刀阔斧进行精减、合并、缩小机关工作，淮北军区机关也与四师司政机关合并，一、二军分区分别由四师九旅、十一旅兼。到从1942年12月到1943年元月底，四师共计减少伙食单位29个，合并部门13个，减少营、团机关8个（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编印《新四军四师大事记》第270页，1989年12月版）。至此，“精兵”工作基本结束，缩减了机关，充实了连队，节省了军费开支，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在“精兵”的同时，淮北根据地的“简政”也取得了很大成效。1942年9月，淮北行署进行了第一次精简，裁减了一些机构，行署各处、院人数减少了22%。12月底进行了第二次精简，大批机关人员调往生产、教育、武装和财政建设等部门，行政人员由原来的360人减为101人，减少了72%。每月因此节省公粮16500担，公草33000斤，菜金4262元。1943年元月又进行了第三次精简，各处、院仅设一、二人办公，行署全体人员不超过50人（朱超南等《淮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第4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
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精兵简政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彭雪枫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在四师实行“精兵主义”，注重发挥领导干部带头作用，发挥师直机关带头作用，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精兵简政目的，使四师这支“铁的党军”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富有战斗力，胜利地保卫发展了淮北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