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忽然很多人都在传罗翔翻车了。

当时还在想，难道这顶流法学公知也开始反美啦？于是特地去看了下热闹，结果不是，罗教授还是那个罗教授，只是最近一期视频节目比较特殊，脱离了法学范畴，进入了人文和历史领域，结果与部分粉丝产生了排异现象。

大概就是借清末民初的排满思潮，来映射深圳事件和当下的仇日情绪，表达一个和平宽容兼爱的美好主题。结果让一些抗日神剧资深受害者破防了，于是纷纷粉转黑。

这种情况我觉得很正常，三观这东西是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之上。如果你跟别人聊国内的一些突发事件，无论是法治还是民生，大家都是可以共鸣的。因为很容易代入自身立场，利益的逻辑线条也比较清晰。

可一旦牵扯到国际领域，这种交流就会变得困难起来。因为他们已经无法代入个人立场去思考，转而被宏大，却含糊的民族立场所挟持。加上众所周知的教育和信息环境，他们不给你扣个汉奸帽子，就算很理性了。

我有个读者，就经常发我的文章到B站。凡是涉及内事的，基本上都会限流或删除。外事偶尔会放行，因为平台知道你这样多半是来找骂的。比如最近讲以色列和真主党的那篇，就被一群吃猪肉的给骂了。而且就那些人的认知，你根本连辩论的勇气都没有。

这次罗翔挑战的还是“仇日“这个话题，基本盘摆那里，想不翻车都难。不过他那篇稿子确实写得蛮好的，至少出自文学博士手笔，涉及大量政治人文历史知识。有兴趣的都可以搜着看看，我个人就简单补充一些。

清末民初的时候，当时南方的排满情绪确实是很严重的。这一方面有反帝的革命思想在推动，另一方面也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种历史“血债”为情感基础。所以被拿来类比当下的仇日思潮，是恰当的。仇日的内核不就是反军国主义和南京大屠杀吗？

后来这种仇满情绪怎么被化解呢？意识形态的边界线进行了巧妙的调整，用国家主义，把民族主义给覆盖了。比如梁启超就提出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将满汉给一体化了。这个可以参考当下的“中国人”，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进一步完善，将56个民族凝聚在一起。

因此，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其实是相似概念，一个是民族，一个国族。罗教授在视频里称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可能是想突出国家主义的优越性。其实两者是类似的，比如我们常说的汉族，当年就是汉王朝统一先秦多民族生态所创造的一个意识形态。所以，从政治上来说，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一样的。

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说，既然排满思想可以被消化，仇日也没理由不可以。因此现在国际上流行“全球主义”，以此来覆盖狭隘的国族意识形态边界。如果说国家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高级形式，那么全球主义理所当然也是前者的一种高级形式。只要这个边界意识被认可，人类就可永享和平。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仇日和不仇日，而是你意识形态的边界在哪里。只是就大多数人的文化认知能力而言，他们只能受制于这种边界设定，而无法辨别一种意识形态的质量。

对此，伟大的革命家陈独秀也对当时的排满情绪做出更接地气的批判。他是从唯物主义的角度为切入点，称罔顾民众真实的物质需求，把煽动情感作为一种工具。他是借此批判国民政府当局的。

革命家就是厉害，一语中的，直指要害。这里罗翔还引用了美国学者斯蒂芬·格罗斯比在《民族主义》一书中，对法兰西民族主义的解构：要成为法兰西民族的良民，一个人必须憎恨英格兰和日耳曼的所有事物，否则就并非“真正”的法国人。

关于西方人反对西方文明的历史，也是相当有趣的。当英国站上文明制高点的那会儿，法国人就坚决划清界线，恨不能把英吉利踢出欧籍。路易十六就说了，绝不会行英国人那一套，那是英格兰人的东西，法兰西人民有自己的道路要走。

结果路易十六没稳住，翻车了，法国也所谓的“西方化”了，于是压力传导至了东方的大清国。大清国那帮人吃了没文化的亏，不会搞民族主义，不会煽动公众去仇恨“西族”。他们只会土办法，那就是直接把国门锁上。

后来的义和团用事实证明，这完全是可行的啊。如果大清从康熙时代就开放国门与西方进行融合，一边学习他们的技术和模仿他们的体制，一边煽动底层平民去憎恨西方，那估计就没日本军国主义什么事了，说不定清版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成了，爱新觉罗的威名就响彻亚细亚了。

结果，却弄得了一个被排满的下场，所以，领导者的认知水平该有多重要。后来的戊戌变法算亡羊补牢，结果还是失败，也翻车了。失败跟翻车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政治层面的挫败，后者是失去群众的支持。

当时那戊戌六君子，不比罗翔逊色吧？各个都是前途无量，被推举到皇帝座下的知识精英。就说谭嗣同，他爹是湖广总督，官至三品，这样一个官宦子弟，居然不泡网红名媛不欺男霸女，却说这社会不行，天天写文章哀叹时局，说得改革，要平等，要民权。

还有康广仁，是康有为的弟弟，也出自官宦世家。年轻时候在浙江一带干过街道办和教育局之类的差事，也是可以坐轿子，娶两三房太太的人。结果说大清不行，八股科举误人子弟。

第三人林旭，也是前途无量的，17岁就中举了。你想范进50多岁中举，差点人都疯了，更何况他才17岁。然后当年就被江南水师教育部门的一把手招为女婿，并助其扩展仕途与人脉。

另外的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人，一个是道监察御史，一个被誉为当代苏轼，最差的一个也是在清司法部门吃皇粮的。就这样的六个既得利益者走在一起，说生活需要改变……

相比之下，罗翔的翻车能算什么？他也只是委婉地引导公众，不要把精力浪费在仇恨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而戊戌六君子，他们做的事情，等于是直接为民争取利益了。比如废科举，兴教育；鼓励民营企业发展；鼓励言论自由，开放言路，不必意存忌讳。

无论是哪一项，都是民生与民权的重大飞跃。结果，照样得翻车，六个人被拉到菜市口砍头的时候，群众用菜叶瓜皮和鸡蛋，砸他们，羞辱他们。

谭嗣同在监狱墙壁的那首绝命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写得多慷慨激昂，荡气回肠。结果一出牢门，就是劈头盖脸的唾沫腥子和臭鸡蛋。这不比罗教授翻车的博士级演说，更让人觉得尴尬可笑吧？

所以，我还是比较推崇王小波的那个观点，文明的话只能说给文明人听。这个世界真正的边界线，也只有文明与野蛮的边界，其余的都是糊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