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止内战夙愿难完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第2天，冯玉祥复电张学良，他认为：“外侮日深，风雨飘摇，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他极力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表示愿到西安去当人质。
14日，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惟求民族之自由与复兴。端赖全国上下精诚团结……捍卫国土，收复主权……当此外来祸患，犹复未已，初复失土，初有成绩之日，尤需正确之策略与统一之指导。因此保护最高军政领袖之安全，实为全国军民最大之责任。”当时，何应钦等主战，提出要轰炸西安。
冯玉祥极力反对，他忧心忡忡，担心内战又将掀起，而力争和平解决。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宣传和工作，事变很快在有利于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事后，冯玉祥逐渐理解联蒋抗日、促成广泛的联合阵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决策，他更加信任中国共产党，努力与各方抗日力量相联系。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合作抗日的建议。
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冯玉祥与宋庆龄、何香凝等13人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与汪精卫等投降派几经斗争，终于获得通过。冯玉祥又进一步提出《促进救国大计》案，其中一条为“励行议而必决，决而必行之精神”。这时，蒋介石已不再公开反共反苏，国民党政府逐步转向抗日方面。此后，冯玉祥进一步开展促进中苏友好，实现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活动。为此，又遭到特务的诬陷和攻击。
“七·七”事变爆发后，冯玉祥先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上海方面战事；9月，平津失陷后，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前往津浦路北段指挥各军。冯玉祥本欲驰骋疆场实现杀寇夙愿。但是，蒋介石对他却是“既不予以钱，又不予之权，复不予之兵、械”，而且所属各军不听指挥，使他无法组织作战。其中不是蒋介石的嫡系直接受命于蒋，就是受蒋的不抵抗主义影响，认为蒋不主张抗日，若打胜了怕蒋不高兴。
蒋介石一面想利用冯对旧部的关系，阻挡日军南下；一面又害怕冯重新掌握对旧部的指挥权。迎合蒋介石需要的萧振赢居间挑拨，宣扬“拒绝冯玉祥，罢免张自忠，推倒宋哲元，拥护冯治安。”使各部发生摩擦，为了保存实力，不肯协同作战。冯玉祥被迫南撤。11月初旬，冯玉祥回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蒋介石取消六战区，冯也被免职了。
冯玉祥总结在前线所见，向蒋介石提出扩大抗日宣传、发动人民全面抗战等多项建议，蒋介石表面应承，实际上根本不予理睬。不久，冯玉祥从李宗仁处得知汪精卫等勃然作色责备主张抗战者而另谋妥协的情况。从此，冯玉祥将真正抗战的希望完全寄托到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方面。为此，他曾先后派遣一部分人员到延安学习。
二、反对妥协宣传抗日
冯玉祥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广泛宣传抗日救国。他勉励他的旧部一定要坚持抗战，信中写道“余平生不求尔等，只此一次，即全力抗日也。……试问，黄河以南，岂有汝等容身之地？”。他鼓励他的部属到河南、山东等地组织民众武装抗日。他经常向国民党中的部分人员宣传必须抗战到底，并列举八路军的胜利来说明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亲自撰写了《日本并不可怕》、《我们一定胜利》、《战区民众组织》、公战区难民救济》等著作，并多次向蒋推荐蔡廷锴、孙良诚等尚无职位的将领，希望起用他们参加抗战。
蒋介石不愿他宣传抗战，曾先后两次派他到平汉线南段和豫西、豫南、鄂东各地视察国防工事。冯玉祥就在沿途所到之处进行抗日宣传。冯主祥见到人民群众抗日热情很高，对他十分信任，真的把子弟送来当兵打日本，使他深受鼓舞和教育。有人曾劝他：“假若您前往率领起来，不难有数十万或百万大军起来抗敌。”冯玉祥虽然深以为然，但是一想到蒋介石，只能叹道：“情况不许可，何能下手！”
在此之前，冯玉祥曾邀约进步人士续办《抗日军报》，他提出三条编辑原则，拥护中央政府、蒋委员长；抱着抗战到底的决心和精神；不持派别成见，言论公允。冯玉祥还在武汉创办《抗到底》、《抗战画刊》刊物，兴办了“三户印刷所”。“三户”是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意思，表示抗战必胜的信心，三户印刷所曾大量印刷《列宁全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新华日报社论》单行本及其他有关抗战的小册子。
冯玉祥在视察各地工事时，沿途见到缺臂少腿的伤兵生计无着而十分痛心。他除发动各县设法收容外，并且与基督教教会联系，鼓励他们组织起来，做救护伤兵和难民的工作。早在1905年，冯玉祥住医院时，初次听到基督教义。1912年前后，他经常参加礼拜和查经活动，1914年并且受了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当时他认为信基督教的人都放足、识字、讲卫生、不吸鸦片，教人平等博爱，有反抗精神，有牺牲精神。因此，曾把基督教义引入军中，作为练兵的辅助方法遂有基督将军之称。直到“五卅”惨案发生后，他认识到帝国主义借助基督教进行文化侵略，遂通电与他们断绝联系。而这次再一次联系，则是发动基督教的力量做抗战的工作。
冯玉祥为坚持抗战而奔走呼号，早已为中国投降派所不满。一日，汪精卫问冯玉祥：“什么叫抗战到底？‘到底’是什么意思？”冯说：“收复失地，不但东北四省，连台湾、琉球各省都要收回。一直打到倭寇投降，这就叫抗战到底。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样子？”汪精卫十分气恼涨红了睑说；“这是作梦！”冯玉祥说：“作梦，各人不一样，有人作梦当主人，有人作梦当奴才”。冯玉祥针锋相对地揭露了汪精卫一贯媚日投降的丑恶嘴脸。
蒋介石集团虽然被追抗战，但坚持片面抗战，反对和害怕发动民众，压制民众运动。冯玉祥为了集中力量抗日，时常注意克制自己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并且不断地向蒋出谋划策。冯玉祥认为应发动民众抗战，他说：“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基本力量，是基于伟大的民族意识的人力。机械固是利器，但机械要靠人来制造，也要靠人来使用”。他主张要以各种方式来抗战，“集团的和侨寇攻战，游击战争的扰乱，以及个人的拼命”，他认为应“随时随地的直接间接的战斗，利用各种机会袭击楼寇”，使敌人“八面受敌，惶恐慌乱”。为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他编写了《民众救国问答》、《抗日的伟大民众》、《抗日游击战术问题》等，在民众中广为散发。
1938年9月，冯玉祥被任命为督导长官，负责检阅新兵。他由长沙、常德、衡阳等地到桂林，后来还到贵州、四川等地视察。所到之处，仍然演讲宣传抗日；检阅部队训练情况，指点训练方法；向蒋介石反映不利于抗战的军政、民政事项。
1938年10月下旬，冯玉祥在桂林得知国民政府放弃武汉，蒋介石对于是和还是战更加摇摆不定。冯玉祥打消一切顾虑，决心阻止投降，极力劝说蒋介石应坚持抗战。他赶到衡阳，又追到长沙，用《三国演义》上鲁肃劝孙权的话来劝蒋介石“任何人都可以言和，惟主公不可。”他又鼓励蒋介石应有拔剑击案那种决心，对众宣布，如再有敢言和者，即是汉奸国贼。冯玉祥又提出十多条急待改革的事项，蒋介石表面上仍唯唯应承，实际上却依然故我。1938年12月，汪精卫从重庆出走投敌。冯玉祥几次力主通缉严办，均被蒋介石所阻。冯玉祥作《黄花菜》一诗痛骂汪精卫叛党卖国，蒋介石的宣传部门下令各报不准刊登。
督导长官是个有职无权的闲散差事，可是冯玉祥却认真对待这项工作，指导各地新兵训练，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并不断揭露国民党军政方面的黑暗、腐败，社会影响很大，引起蒋介石集团的震惊。
蒋介石、何应钦等不愿冯玉祥在各地宣传团结一致抗日，更不愿他接近士兵，遂用搁置督导长官部编制和调回军委会等方法，来扼制冯玉样的督导活动，到1939年5月以后，冯玉祥已无法执行督导任务。但是冯玉祥仍然没有灰心丧气，他利用出席纪念会发表讲话，到电台广播演说，写文章等，大力宣传抗日主张，痛斥恐日病、失败主义及唯武器论等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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