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编辑三年，两年都在做这本书|吉姆·莫里森|新浪潮|瓦尔达|电影手册|编辑|这本书|阿涅斯的海滩

之前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为《阿涅斯的海滩：瓦尔达访谈录》写一篇编辑手记。一度打开了文档，后又关掉。一方面，是因为对把做书的过程讲述出来这件事抱迟疑态度，另一方面，也觉得自己的文字风格不够吸引人，担心读的人会觉得没意思。但那天线下新书分享会上，译者曲老师和于是老师讲述的内容让我有所触动，这段时间也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很多读者阅读后的小发现和感悟，这些让我意识到，关于这本书，我也有一些想要分享的东西。顺便可以借这个机会，梳理一下做这本书以来的种种。毕竟，在我目前短暂的三年编辑生涯里，与这本书相关、与瓦尔达相关的时间就占据了三分之二。

《阿涅斯的海滩》英文书名为Agnès Varda: Interviews，原书是国外出版社电影导演访谈系列中的一本。系列里的书此前国内已有引进。但我关注到这个系列不是因为已经在国内出版的书目，而是因为瓦尔达。我自己还算是喜欢电影，早些年看过瓦尔达晚期的几部作品，也了解一点“新浪潮”的信息，当时不免留意到，国内出版的书中，跟“新浪潮”相关的，谈论最多的永远是戈达尔。尽管瓦尔达“新浪潮祖母”的名号已经如此响亮，国内关于她的书却非常少。我在搜索瓦尔达相关的外文出版物时发现了这一本，随后在这个系列里看到我同样感兴趣的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于是决定着手做这两本。（预告一下，安哲的访谈录明年能出）

上述发现选题的过程发生在2022年的春天，当时我来到上海成为一名编辑不到一年。之后，我便在恢复正常上班后开的第一个选题会上提交了这两个选题。其实内心是有顾虑的。当时也人品牌成立不到一年，几位编辑都是历史背景出身，储备的选题也大多与历史相关，不涉及电影。这是不是意味着要开辟新的图书产品线？有没有把握将它延续下去？如果做不到，孤零零的两本会不会显得突兀？但当时想把这两本书做成的念头盖过了疑虑，也从部门和社里获得了认可和支持。接下来，便开始了漫漫漫漫漫长的授权之路。

两本书的版权情况比我一开始想的要复杂。原书是访谈合集，采用的是编著形式，即英文原书的编者将各处的采访文章搜罗集结后编成书。这些采访大部分在其他平台单独发表过，它们来自世界各地，可能连使用的语言都不一致。比如，瓦尔达访谈录的英文原书中就有很多篇是从法文翻译来的。英文原书在出版时获得了各篇访谈权利人的授权，但当我们要以简体中文出版时，仍需要从原始权利人手中一一重新获得授权，Ta们有的是个人，有的是期刊。

签完合同后，外方向我提供了写有各个权利人名字及联络方式的清单。但是，英文书出版已有一些年头，清单信息没有更新过，而且书里很多采访发生在数十年前，情况早已发生变化。权利人或是已经离世，或是已不在原机构任职，原来的邮箱地址早已失效，于是，发出去的邮件收不到回复成为常态。在意识到不能依赖清单后，我开始试图从其他各种渠道联系对方，通过名字搜索社交平台账号，询问各自供职过的机构，联系出版过Ta们作品的国外出版社，发邮件给Ta们曾担任过评审的电影节官方，这些方式全部尝试过。粗略算一算，在联系这两本书权利人的过程中，我发出去的邮件有数百封。好在联络瓦尔达各篇访谈文章的权利人时，译者曲老师分担了很多工作，并将Ciné-Tamaris介绍给我，那时我还不知道Ciné-Tamaris与瓦尔达的关系，也不知道后来还要跟它打那么多交道。

瓦尔达电影开头出现的Ciné-Tamaris 的Logo

我依然记得收到第一封回复邮件时的情形。那天刚好有部门聚餐，晚上回去后我查看了邮箱，收到一封来自权利人的授权邮件，于是立即兴奋地在微信群里分享这一消息。这位权利人的名字叫Jean。发邮件的时候，我完全忽略了他是一个法国人，称对方为Madam，所以他在回复里一开始就指出“Jean, is masculine, so I am a man”。他非常慷慨地无偿授权给我们，并在邮件末尾写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他说“congratulations for your editing choices”。想必这位Jean先生现在已经收到我们寄给他的样书了。

然而，不是所有授权都是无偿的，有些开出了我们难以承受的价格，比如大名鼎鼎的《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阿涅斯的海滩》豆瓣条目下，已经有读者发现并指出21篇访谈中没有一篇来自《电影手册》。是的，这的确太不寻常了。作为“新浪潮”的阵地，它本来是最不应该缺席的。英文原书中，其实包含了两篇来自《电影手册》的访谈，一篇的时间是1965年，另一篇是1977年。我当时的确和杂志社取得了联系，但是对方开的费用甚至是全书版权预付金的数倍，这个成本我们完全无法承担。我甚至发了数封情真意切（bushi）的邮件去跟对方讨价还价，但并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无奈只能放弃。

奇妙的是，书里，瓦尔达谈到了自己身处美国时被法国电影圈遗忘的苦涩，她专门提了《电影手册》。“去年，也就是 1980年，《电影手册》杂志出版了两期专门介绍法国电影的特刊。这两期都没有提到我，也没有提及我的任何一部作品。天知道里面谈到了多少人……如果多年来邀我做过多次长篇访谈的《电影手册》杂志都将我排除在外，那真的感觉像被放逐了。”我后来在编书的过程中读到这部分时，不禁自我安慰式地想：好吧，我们这本书也不包含《电影手册》的内容，但这一次，权且当是我们将它放逐了吧。

2018年6月的《电影手册》封面

收到《阿涅斯的海滩》的译稿是在2023年12月初，接下来我的整个12月都献给了瓦尔达。之所以立马着手编辑，是因为想要赶特殊时间节点，但最终也没有赶上。去年12月，我都是在白天看稿、晚上看片的模式下度过的。瓦尔达的作品里，我以前只看过《脸庞，村庄》、晚年两部自传式电影以及早年的《五至七时的克莱奥》。她的大部分作品我都没有看过，为了核对书里的内容，只能慢慢补上。除了本人的作品外，瓦尔达还在访谈中谈到了很多其他导演的作品，有一些细节也需要看了电影才能确认。这使得我去年12月的观影量创了个人历史新高，达到了27部。布努埃尔的《黄金时代》、安东尼奥尼的《呐喊》、德米的《柳媚花娇》都是在那个时候看的。

因为瓦尔达在访谈里分享了很多电影细节，有些地方需要不断确认，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天涯沦落女》。瓦尔达在《与瓦尔达谈 <天涯沦落女> 》这篇访谈中说起了电影里的十几个跟镜头，她逐个镜头地分析，介绍依次出现的物件和前后画面之间的关联。例如，瓦尔达提到了全片第二个跟镜头里出现的一个路标，原文写的是，on the second road sign we read: “Go Slow: School Zone”，译稿中是，在第二个路标上，我们读到：“慢行，学校区域”。对照原文，并没有问题。但在看这个镜头时，我发现路标上的并不是文字，而是画着表示前方有学校的图案，所以用“读到”不太合适，遂做了修改。就这样，在瓦尔达与采访者不断深入探讨电影画面时，我也反反复复见证着女主角莫娜在寒风中流浪的过程，好像离瓦尔达创造的这个最神秘难测的角色更近了一些。然而像瓦尔达一样，我也只是“略知她一二”。

瓦尔达与莫娜的扮演者桑德里娜·博奈尔

做这本书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让我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比如，瓦尔达1995年为电影百年而拍的那部大牌云集的《101夜》，它的时长刚好是101分钟。抱怨电影圈忽视了自己时，瓦尔达说道，“是身高不足五英尺的人被忽略了吗？不，尚塔尔·阿克曼也在里面。只有我被遗漏了”。就这样，我从瓦尔达奶奶口中得知了阿克曼的身高。书中正文前的人物生平里出现了吉姆·莫里森的名字，提到他在巴黎下葬时，瓦尔达是五位送葬者之一。作品年表里，在《千面珍宝金》的配乐一栏中，列了大门乐队。而在我高中第一次听说吉姆·莫里森时，除了知道他是大门乐队的主唱，了解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他被葬在巴黎的拉雪兹神甫公墓。那时我还没听说过瓦尔达，直到读了本书才知道二人间的这段交往。

因为这本访谈录，我也与瓦尔达相关的一些其他人事物产生了交集，例如前面提到的Ciné-Tamaris。它是瓦尔达在1977年成立的制片公司，她后来作品的制片方基本都是自己的公司，瓦尔达在访谈里自嘲道，“我借着同时成为片场的雇主和（无偿）雇员来掩盖我失业的事实”。公司就设在瓦尔达在巴黎达盖尔街的家里，现在依旧在那里，由她的女儿罗莎莉·瓦尔达打理，处理与瓦尔达、德米二人作品版权相关的事务，不知道是否还有制片公司的性质。《阿涅斯的海滩》书里的彩插照片就是从Ciné-Tamaris获得授权的。当时我选中了16张照片，但我们最多能负担对方开价的一半，不得不减少到8张。刚刚过去的7月底，我发邮件给Ciné-Tamaris，表示书已经出版，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寄书过去，但是对方说：我们过几天就要关门了，要到8月底才回来，你9月份再寄过来吧。好吧，大概是度假去了。编书的过程中，为了求证一个与他相关的问题，我在社交平台上发消息给马修·德米，瓦尔达和德米的儿子，而他很热心地解答了。我印象里的马修·德米还是《纪录说谎家》和《功夫大师》里的小孩模样，而现实中，他也已经年过五十了。

《纪录说谎家》（1981）里的马修·德米

撇开个人作为观众对瓦尔达的喜爱，作为编辑，我在做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收获了很多。这是我第一次与山川老师合作，估计也是山川老师第一次遇到封面在版式之前完成，且整个周期拉得这么长的案子。这一切都是因为那想赶却没能赶上的节点。我们错过了瓦尔达诞辰95周年，也错过了她逝世5周年的日子，最终还是在这一年把书给做出来了。7月份书出来后，我们在深焦DeepFocus上进行了首发。从深焦7月12日关于瓦尔达的那期播客节目中，我了解到，录制嘉宾之一的柳莺老师曾在《脸庞，村庄》戛纳首映时面对面地采访过瓦尔达。因为《阿涅斯的海滩》带来的契机，我还结识了很多同行，包括最开始为我解答版权方面疑惑的守望者的两位老师，还有一起聊选题兴趣的雅众的老师，以及《我妈笑了》的责编老师。阿克曼曾表示过，她与瓦尔达之间有种暗暗竞争又惺惺相惜的关系，瓦尔达在书里也不吝对阿克曼的夸赞，二人都是女性电影史上绕不开的人物。也人与新行思一起，进行联合宣传活动，这本身就是一件美妙而又具有别样意义的事情。当我看到营销编辑同事为联合赠书活动做的海报时，心中真切地感受到一种触动。海报里，两本书放在一起，瓦尔达和阿克曼各自的照片也被组合到一起，她们都看着摄影机，她们都在拍摄、都在创造。

写到这里，想起来我的标题是“三年之痒”了。其实也谈不上所谓的“痒”，就当是我为这份充满琐碎细节的记录起了一个略微“吸睛”的标题吧。成为编辑的三年里，似乎没有经历太大的起伏，目前的状态也算符合最初的预想（好吧，比预想的要更累一点）。毕竟，我一开始就没有期待着行业整体形势会发生扭转，一夕向好，更不会祈祷某个“爆款”图书从天而降。如果要谈当下这个阶段具备的特征，大概是最初的新鲜感淡去，但又没有熟悉到能应付自如吧。依旧觉得自己看稿速度太慢，想着为什么每件事都落后于进度，依旧会在看到有意向的选题时踌躇，反复衡量自己对它感兴趣的程度和能将它做好的把握，依旧不知道还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在这些方面有明显提升。但只要这一点自由和空间以及由书或人带来的欣喜还在，好像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想到在也人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阿涅斯的海滩》终于和读者见面了，想到它会出现在巴黎达盖尔街的Ciné-Tamaris，出现在瓦尔达生活和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还是有一些成就感的。希望在我不知道会有多长的编辑生涯里，这样的成就感能再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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