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行这位烈士是个传奇人物，可他曾经却……丨乃清叙史|上海|乃清叙史|传奇人物|浦东|烈士|闵行区

张乃清，闵行区文史专家。长年研究乡土历史文化，著有《上海闵行文史丛书（第一辑10卷，第二辑11卷）》《人文闵行丛书4卷》和《上海闵行非遗丛书》10多卷。史海钩沉，“今日闵行”与张乃清老师携手推出“乃清叙史”，让我们在一段段闵行史话中，感受江南人文的魅力——

闵行区革命烈士蔡钓徒是个传奇人物，其经历复杂，身份多变，1938年遇害时成为上海滩重要新闻。他是被日伪特务机关谋杀的革命志士，却曾被诬为“汉奸”。历史的真相不容歪曲，烈士的英名不容污蔑，且看如下史实故事。

特立独行

蔡钓徒（1904—1938），本名蔡安福，乳名安宝，字履之，陈行镇西街（今属闵行区浦锦街道）人。1919年，就读于上海县立闵行初级师范学校，后入闵行农业专科学校。1923年，先后考入上海私立震旦大学、大同大学。肄业后，在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分校（1932年改称黄渡乡村师范学校）任教。

蔡钓徒喜欢舞文弄墨，思路敏捷，时常给上海滩上的休闲报刊投稿，结识了不少文化人。

1925年春，年仅21岁的蔡钓徒决意到上海城区闯一番事业。他在浙江路九江路口租了住房，创办三日刊小报，因自己属龙而取名《龙报》，自任主编，专请画家张大千题眉。次年，因经营困难，被迫停刊。娶李佩文为妻，两人志同道合，决心携手闯天下。

1928年1月23日，蔡钓徒在南市翁家弄创办《礼拜六》期刊。他个性耿介，敢说敢干，借助休闲阵地，公开揭露社会黑暗和官场腐败。结果，遭到警察当局拘押审查，幸有同乡好友丁仁科（字冠颜）出面保释。1929年初，他遭龙华淞沪司令部逮捕关押，又由丁仁科设法保释，免除劫难。

不久，蔡钓徒进入《新闻夜报》社，在著名报人严独鹤属下做编辑，发表文章常自署“海上钓徒”，因此人们不叫其本名而称其“蔡钓徒”。

1931年，蔡钓徒出任浦东同乡会常务理事及恒社票房总干事，由此得到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庇护。他擅长交际，娴于应酬，交往甚广，被称作上海滩出名的“文化白相人”。其实，这些仅是他为了闯荡上海滩而借用的“外衣”。

1934年3月，蔡钓徒重起炉灶，在福州路望平街（今山东中路段）东华里南洋广告公司内，租了张办公桌，自行创办《社会晚报》。几经周折，逐渐打开销路。他还几番经商，探寻用武之地。

1936年4月，蔡钓徒所著长篇言情小说《花落瀛洲》由社会书局出版发行。

蔡钓徒热衷为家乡办实事，为建造浦东同乡会大楼四处奔波，广受好评。1936年11月，他主编了《浦东同乡会会所落成纪念特刊》。

1934年浦东同鄕会行奠基礼时，衣西装立杜氏后者为《社会晚报》蔡钓徒。

结识地下党

当时，蔡钓徒居住在法租界蒲柏路赓余里（今太仓路239弄）7号。当初在黄渡相识的盛慕莱（1908—1949，学名盛毓琳，黄渡镇人，电影《51号兵站》中“小老大”的人物原型）请他帮忙找住房，他就介绍了隔壁5号的房子，两人成了邻居。

盛慕莱1934年26岁时担任黄渡镇镇长，实是中共地下党联络员。他的妹夫蔡志伦（1913—1952），又名蔡辉、蔡悲鸿，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新港乡人，也曾就读于黄渡乡村师范（因闹学潮遭开除），1932年，新陆师范毕业后，担任川沙民众教育馆馆长，因开展革命活动被免职，遂去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3年正式加入共产党。1936年，因出版秘密刊物《求生》而被法租界逮捕，判刑一年。此时，蔡志伦刚出狱，需要荫蔽之处。于是，盛慕莱请蔡钓徒帮忙，让蔡志伦借宿在他的住处。

由此，蔡钓徒结识了蔡志伦。两人坦诚交往，结为知己，建立了单线联系。蔡志伦经常借用蔡钓徒的汽车和电话。蔡钓徒受其影响，更明白了人生价值走向。

1937年冬，蔡志伦到浦东组建“浦东抗日救国宣传团”，并任团长。

1938年，蔡志伦在苏北担任江南抗日义勇军干部，通过盛慕莱联络，在上海采购物资，秘密运往苏、常、太抗日根据地。受盛慕莱之托，蔡钓徒经常为苏北新四军办事、购物。

办报“三不怕”

1937年上海沦陷后，蔡钓徒不顾日方的压力和流氓张啸林的再三训斥，坚持爱国立场，他亲自负责新闻版面，将里版副刊小品委托姚森和王定元主持。为了深入报道上海各界人士抗日救亡活动，他坚持“三不怕”：一不怕坐牢，二不怕罚金钱，三不怕“吃生活”。《社会晚报》在大量广告的遮掩下，连续报道“谢晋元和八百壮士”退守沪西孤军营坚持抗日的详细情况。许多商家特地将广告送来刊登，以示支持。

12月15日，蔡钓徒又创办《社会晚报晨刊》（12月18日更名为《社会朝报》，一周后更名为《社会晨报》）。印刷厂来不及印刷，就委托《中华日报》代印，每天一早一晚，报纸风靡上海滩，发行量狂增到25000多份。

1938年1月，日本特务机关指使汉奸组织“东亚黄道和平会”头子常玉清胁迫《社会晚报》《社会晨报》停刊。1月25日夜间，《社会晚报》报社遭手榴弹袭击，蔡钓徒还接到威胁电话，但他仍坚持“三不怕”。

于是，日本特务机关向“黄道会”杨家驹发出指令，设法将蔡钓徒带往虹口的新亚饭店。而黄道会骨干秦锡康的骈妇正好居住在蔡钓徒赓余里住处隔壁，其二房东王振祥以及秦锡康本人都与蔡钓徒熟识。经过王振祥的居中牵线，2月3日（农历正月初四）杨家驹以介绍蔡钓徒加入黄道会，设法缓解日方对《社会晚报》的压迫为名，将其骗往北四川路新亚大酒店赴宴。在那里，蔡钓徒惨遭日本特务许斐亲自动手暗杀，时年仅34岁。

2月6日，蔡钓徒的头颅被悬挂在法租界总巡捕房附近萨坡赛路（今淡水路）口的电线杆上，还附有“斩奸状”声称“请看抗日分子结果，各报馆主笔论以上语言，照此对待”，一时舆论大哗。

2月8日，《申报》刊出“中央社上海通电”揭露了事实真相，全文如下：

法租界顷发现一尸身，身首异处，兹悉被害者系《社会晚报》经理（蔡钓徒），头上贴有纸条一纸上有“恐怖派”字样，并谓“余等以断然手段对付死者，望其他中文报纸主笔，知所警惕”。按：《社会晚报》前被日方禁止发行，近该报与日方交涉，企图重行出版。消息传出后，上月27日即有人掷弹于报馆内，并有人由电话警告经理，如继续与日方交涉，则将以最后手段对付，惟该经理显然置之不理，致肇此祸。

1952年，苏南行政公署通过查证，追认蔡钓徒为革命烈士。家人将其安葬在陈行村七组家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