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04年出生，曾经也是一个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1927年，23岁的他依然参加轰轰烈烈的北伐，4月就加入我党。
早年，他先后在集美师范学校、上海大学、中山大学读书，理论功底扎实，文笔也不错。
在那个战火连绵的时代，军人是最吃香的，能打仗的人也是各方势力争抢的人才。他能文却不能说（主要是因为说闽南方言，别人听不懂），武的方面更不擅长。
因此，他一直从事的就是宣传工作。1931年，与他同岁的王明已经是颇受共产国际重视的“中央领导”，而他还是被同班同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年级1班）王明呼来喝去的宣传工作人员。
1936年，32岁的陈伯达因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而在党内开始有了一定地位。在他的身上，颇有一种“老夫子”的文人柔弱气息，人们很难想象，他能够后来步入正国级领导的行列。
从1927年4月12日“四一二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中入党后，他一直干的就是进步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如《北方红旗》。
1931年，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出狱后，他曾到吉鸿昌的部队工作，还和柯庆施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他出任北方局宣传部长，而在党内开始有了一定地位。当时的北方局书记是刘少奇，是他的顶头上级。
1937年7月，北平沦陷。组织上让他进入“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北平市委工作。陈伯达却希望到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从事著述工作，他提出想去延安。
就这样，他到了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讲授的课程并不受欢迎，主要原因就是他的闽南方言无人能听得懂，上课还需要带一个翻译。
为此，他长期坐“冷板凳”，心里甚是苦闷。直到有一次，他在参加一场关于孙中山思想的辩论时，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加以阐述的发言引起了教员的注意。
从此之后，他开始了开挂的人生。可以说，教员是他的人生贵人，更是他的伯乐。之后，陈伯达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研究工作，撰写了大量的宣传文章，如在抗战时期发表的《评〈中国之命运〉》，算是他的开山之作。后人评价，这也是陈伯达写得最好的文章。
他也因此被人赞誉为“我们党最好的理论家”。他也是教员秘书中职位升得最高的——1969年，在九大上，他进入政治局，排名第四，排在康生之前，成为正国级领导。
他的发迹，除了个人、贵人等因素，最重要的是遇上了特殊时期，他在1967年的“批刘批邓”的风潮中积极鼓吹，靠政治投机赢得爬升资本。
因为“极力”反对刘、邓等人，他的地位迅速上升，刘、邓等人因此深受其害。随着地位攀升，他的野心越来越大，企图进一步靠政治投机获取更大政治权力。
先是依附“四人”集团势力，后又攀附林，1970年在庐山会议上公然与教员唱反调，完全不顾大局。
很快，他被捕入狱。从政治巅峰到跌落，也就一年时间。从此，他消失在公众视野，直到1980年，他出现在“两案公审”的法庭上，被依法判刑18年。
鉴于他对革命有功，次年就被保外就医，由儿子照顾。1982年，组织上请他出山从事理论研究方面的工作，他欣然允诺，从此笔耕不辍，大量阅读书籍报刊杂志。
1988年，他刑满释放，次年病逝，享年85岁！这个人的名字叫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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