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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清末民初袁世凯政治态度的变化，我们不难发现，他之所以能够迅速地由君主立宪倒向民主共和，基本上是出于权力利益的驱动。
把握了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在民国初年，当尚未成熟的共和制度影响了袁世凯的权力运作一换言之，当他意识到他在政治信念上所付出的“牺牲”和“代价”并未换得预期的权力时，蛰伏在其思想深处已久的对于君主立宪政治的倾向便自然而然地死灰复燃了，并最终决定通过帝制的回归来“收回已经作出的让步”。
在当时各种社会危机的综合因素的作用下，袁世凯很快地将这种思想倾向转化为一种政治实践。于是，抛弃民主共和，重回君主立宪政治，在袁世凯时代的北洋政府初期，几乎就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历史悲剧了。
1、载沣的夺权之举
1909年1月，袁世凯的被黜是随着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的相继死去开始的。随着新的皇帝溥仪登基，他的父亲、袁世凯多年的政治夙敌、醇亲王载沣就任了监国摄政王，并且按照慈禧的遗嘱，所有军政国事，都可以由其“裁度施行”。
至此，在自新政以来就开始的袁世凯与皇族的这场政争中，袁世凯显然就处于劣势了。
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我们把袁世凯的这次被黜看成是载沣在政治得势后对自己政治对手的报复，还是看成是这二人长期以来个人恩怨的清算，都是失之偏颇的。
接下来的事实表明，载沣的目标所针对的是整个北洋集团，而并非袁世凯一人。具体地说，载沣的直接目标，就是要解除自新政以来因北洋势力逐步扩大给清廷带来的地方督抚专政的局面，以及由此构成的对于整个皇族集团的权力威胁。
载沣没有能如愿以偿地杀死袁世凯。但是袁世凯被开革以后，载沣还是在各地、特别是在北洋新军中开始了紧张的清除袁世凯党羽的工作，并竭力地企图以皇族势力来取代袁世凯在各地安插的北洋势力。
1909年上半年，袁世凯刚被放逐，载沣立即一方面另编两协(1.2万人)的皇家禁卫军，以皇族少壮派代表良弼为训练大臣兼第一协协统；又派其弟载涛为军咨府大臣，掌管陆军；载洵为海军大臣，掌管海军；载沣自为各军统帅，坐镇中央掌握军权。
另一方面，也是从1909年上半年开始，载沣开始了对各地北洋势力的清洗：
先是邮传部尚书、北洋人物陈璧被开革并永不叙用；不久，袁世凯的好友，学政大臣严修被迫“乞休”；接着，丁未后由袁世凯安插入东北的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被内调邮传部，由锡良继任该职；清廷以“勒追赃款”的名义将原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革职；1909年3月，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致休”，皇族亲贵从北洋系手中接替了警权；6月份，载沣借直隶总督杨士骧病死的机会，以皇族端方接替了这一重要职位；1911年1月，北洋“三驾马车”之一的唐绍仪被迫致休；2月，铁路部局局长梁士诒被撤；随后便是，江北提督、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以病自请开缺”…
1909年初，在载沣最初摄政的时候，他既然没有能够杀掉袁世凯，已足以表明在这场排挤汉族官员的生死斗争中，他和整个北洋集团相比之下的优势也是微乎其微的。
因此，这也决定了他在摄政后的这段时间里，对于整个北洋集团势力清洗所收到的成效极为有限。
事实上，以载沣为代表的皇族集团在清洗北洋势力方面的努力，很快就被这个集团的盘根植固的实力所抵消了。
2、载沣何以失败？
北洋军中，自统制以下的各级军官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非袁不从。满族亲贵们既然无法彻底地更换这一庞大集团的下层，其对于集团上层的局部人事调整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当时隐居河南彰德洹上村的袁世凯仍然和北洋上层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一些朝野要人、外国使节也常常到洹上来“看望”袁世凯。
皇族势力既没有使北洋集团的实力得到削弱，也没有能割断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的联系。
原先存在北洋系内部的个人效忠体系非但未被削弱，相反在新的形势下却被进一步加强了。
很显然，在袁世凯被黜之后，随着以载沣为代表的皇族集团大刀阔斧地清洗动作，使得每一个和这个集团相关的北洋将领们都不能不内心岌岌，大有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忧虑和危机感。因而，他们便都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北洋集团和袁世凯个人的沉浮荣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一点，大概是急于消灭北洋集团的皇族势力最初并没有预料到的。
于是，在当时就有着这么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个以“布衣”、“野老”自居远在洹上村的袁世凯，却牢牢地控制着北洋的几万精兵和全国政局。
当时的洹上村，已经成了北洋集团的一个新的活动中心。这里专门设有电报房，随时可以接到来自全国或世界的电报，袁世凯每天上午都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来办理“公务”；北洋各路将领也随时赴洹上看望袁世凯，请求训示。
北洋集团势力的进一步强化，是在其与皇族集团的矛盾日益激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这种趋势的加强不可避免地加大了这个集团对于清政府的离心倾向，并最终导致了民国元年这个集团对清政府最终的反戈。同时，也为北洋政府的确立奠定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基础。
3、袁世凯东山再起的外国因素
1911年，全国呈现出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革命党人的起义、立宪派的请愿此起彼伏。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1911年10月10日发动的武昌起义则直接敲响了清政府灭亡的丧钟。
辛亥武昌起义战火的迅速扩大，是袁世凯及其所领导下的北洋集团再起的直接契机。但是，这仅仅是一次偶然的导火线。因为自袁世凯被黜之后不久，随着当时国内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来自国内外各种政治派系势力都在积极地活动着，为袁世凯的复出和北洋势力的重新制造着条件。
首先，这种势力来自于英、美、德等国的外交使团。自清廷开革袁世凯伊始，这些国家就在为袁世凯的再度出山向清政府悄悄地施加着压力。
1908年前后，袁任外务部尚书时所力主的联合美、德以抵制日、俄的政策曾经是引起朝廷内部激烈分岐的一个外交问题，而且也是袁世凯被黜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借口。袁世凯离职以后，由于清朝廷失去了一个铁腕人物而造成的政局的恶化，为日本和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因此，日、俄两国在这一地区肆无忌惮的扩张又与英、美、德等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一位在对华舆论方面极有影响的西方记者莫理循在与友人谈到这一时期中国政局的混乱时就断言：
袁世凯是皇室的唯一希望，在中国有好声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以从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人。
列强在当时抱有这种观点的也并不只是莫理循一人。同时期的《泰晤士报》就直接刊文，公开提出要清廷召回袁世凯，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是能够挽救时局的唯一人物。
辛亥革命前夕，清皇室载涛、载洵等人赴欧洲考察，曾受到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一致责问：中国至今奈何不用袁世凯？在列强的心目中，处于“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列”的袁世凯不但关系着中国政局的稳定；更重要的是，这种稳定也关系着他们各自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利益。
4、袁世凯东山再起的士人因素
代表温和派的资产阶级立宪党人，对于袁世凯的东山再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07年袁世凯被开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和内调军机是“丁未政潮”的结果之一。这是和北洋集团势力在这一时期的急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清朝廷的戒畏大有关系的。
但后来的结果却是：满清皇室的这种“阳为尊崇，阴为裁抑”的手段不但没有使袁世凯的北洋势力受到特别的损失；相反，自其内调军机后，他却正好利用了这种“主持枢垣各政”的机会，加快了立宪政治的步伐。
在此之前，人们曾经认为，随着袁世凯入主军机，“政府之前途将更换一局，立宪之前途将放一光明”。果然，自1908年军机重组之后，清政府的《资政院章程》、《钦定宪法大纲》等一系列立宪文件相继颁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立宪机构相继设立，清廷立宪政治的步伐明显加快，这些显然是和袁世凯入主军机有着一定关系的。
袁世凯也由此引起了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好感，他们在袁世凯的身上寄托着中国实行立宪政治的希望。
因为，就当时的实在情况来看，“在晚清的统治层内部，还没有哪一位官员能像袁世凯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改良争取到这样多的东西”。
这其中，君主立宪政治的推进无疑是最主要的部分。“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为实现改革纲领而招募来的日益增多的随从人员的帮助下，他（袁世凯）几乎参与帝国末年发起的在缺席上进行改造和革新的各个方面”。
袁世凯的被黜和中央宪政改革的紧急刹车是几乎同时发生的。
而且1909年后在“立宪”旗帜下逐步显示出来的皇族集权的趋势，使得本来充满着希望的资产阶级立宪党人遭到了兜头冷水。
特别是当1909年底由江苏省咨议局长张謇组织的16省“同志请愿会”在京运动失败和皇族内阁成立之后，资产阶级立宪党人对皇族开放政权绝对失望之余，便重新将目光转向了洹上村，将希望寄托在息影林泉三年之久的袁世凯身上了。
1911年9月初，时距辛亥革命前仅一个月，资产阶级立宪党代表张謇与袁世凯的洹上会晤便是这两股立宪势力再度合作的信号。虽然袁、张两人此次会晤的内容并没有透露出来，但这次发生在辛亥革命前长达数小时的道故论时，无疑关系着当时的国势以及他们将要采取的对策。
而且，袁世凯在一月之后武昌起义爆发时所采取的策略和此次袁、张洹上会晤显然也是不无关系的。
这个策略就是：
利用革命党人的力量再度迫使清廷实行宪政改革。所以，此次会晤结束后，袁世凯一再要求张謇与他合作并向皇帝转达了他的诚意：
“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也就是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个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
资产阶级立宪党人成了袁世凯东山再起的一个重要的支持力量，这就为北洋军事集团在后来的斗争中挫败革命党人以及北洋政府的确立奠定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基础——1912年12月中旬，革命军方面攻下南京，革命中心逐步转向江浙一带，立宪党人在这次革命中开始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在资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立宪党人，包括张謇本人在内亦开始纷纷改变初衷，由立宪营垒转向了革命，“潮流万派，毕趋共和”。
这也为袁世凯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政治转变开辟了道路。
5、革命党人的影响
来自革命党内部的支持袁世凯的势力同样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有材料可以证明，1909年前后，袁世凯曾先后向革命党的核心人物黄兴和孙中山输诚，而且在其输诚失败之后，联络革命党人的企图并没有中断。
在1914年黄兴所作的《旧金山国民公会宴会上的演讲》一文中，黄兴透露，1908年初，由当时直隶总督杨士骧派出的使者曾辗转向黄兴转达了袁世凯的意思，谓袁知黄兴致力于革命，甚为海内外所瞩望，将来必成气候，因此极愿与黄兴和革命党人联合，推翻清室，恢复故国。此次接洽，因黄兴力求共和，反对君宪，而不了了之。
1911年，孙中山在伦敦接见当地《海滨杂志》记者采访中，同样也有着袁世凯向革命党人输诚的记载，孙中山称：“两年前，袁世凯派人来请我时，我不敢相信来使，我认为他是在耍花招。其实，他是有诚意的，他希望能取消对我的通缉，并公开和我一致行动。”
孙中山对此的回答是：请回禀贵主人，我艰苦奋斗十五载，历尽艰险，不是轻易受人骗的。袁世凯联络革命党人的企图因此而失败。
隐退彰德时期，袁世凯仍通过各种渠道尽力地建立着与革命党人的联系，并因此在相当一批的革命党人，尤其是年青人中建立了极好的印象：
“时留东学生之归国者，必绕道谒袁，袁分别其才之高下，以为待遇。其私邸中谈宴游观，无不座客常满，而尤其亲密者，则有金某、陈某等，设有盟誓，谊若父子。旋由金等受袁之囊金，四出收买瘦马，或助党中爆发之资。”
袁世凯在此处以“瘦马”称其所罗列之革命党人，其用意可见一斑了。在宣统纪元以后的许多记载中，我们的确常常可以发现袁世凯靠着“金钱蒸发之力”帮助革命党人揭竿的例子。
1908年4月，爆发于云南河口的一次起义是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一次重大的革命行动，其组织发动者是同盟会员黄明堂。
一位参预了此次起义的人物回忆，在起义的前夕，“则党务方以穷窘阻滞，予立宣布袁助金事，欢声雷动，遂定三日后举事”，“昨袁面嘱，渠已汇金万五千滇边法国某银行，有支取证券在此”，“虽未奏功，而使满政府受无穷之影响者，皆此急救金钱之活力也”。
与前一时期对于立宪运动的态度综合起来考察，我们应该能够看到，袁世凯在这一时期对于革命党人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支持态度和他所惯有的政治手腕是有着极大关系的。
但是，在客观上，袁世凯对于革命所持的这种暧昧态度，使相当的革命党人对其产生好感。因此，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的南北谈判期间，颇有声势的临时大总统“非袁莫属”的呼声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于革命党人的内部各派系。
促使北洋政府成立和袁世凯就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袁世凯迫使清廷退位，这使南方的革命党人陷入了不得不兑现其政治承诺的尴尬境地。
因为，他们曾经郑重地提出过关于“袁世凯迫清帝退位，则南方举袁世凯为民国总统”的允诺，以民国总统席位为条件，换取袁世凯对于革命的支持和推翻清政府，这是南北谈判的核心内容。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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