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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有起义之势，清廷遂派端方为署理四川总督，率湖北武昌第八镇的两个标前往镇压。此时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党瞅准时机，欲举事推翻清廷，其中湖北的呼声最为强烈。
在湖北革命党中共进会和文学社影响较大，共进会以海外人士为主，起初在会党发展成员，因会党散漫难成大事且多次起义暴露自身，后转向湖北新军，到 1911 年 5 月，武昌新军里已有 1500 余名共进会成员。文学社源于湖北新军底层士兵，扎根基层宣传革命，争取了大量新军士兵，人数一度多达 3000 余人。
鉴于革命形势，同年 5 月两团体打算合并起义，但因领导权问题产生分歧。文学社成员多出身贫寒，共进会领头人多有留洋经历且家境优渥，如会长刘公是襄阳首富。关键时刻同盟会成员谭人凤促成双方于 9 月 23 日合并，统称革命党人，刘公为军政府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
随后制定了武昌起义行动方案，在起义前夕孙武在俄租界制造炸药时发生意外爆炸受伤，起义花名册遗落被湖广总督瑞澂获取。瑞澂据此展开搜捕，起义指挥机关遭破坏骨干被捕，蒋翊武因貌不扬侥幸逃脱。
按常理起义已暴露应宣告失败，但瑞澂向朝廷报捷后，清廷因目光在四川，未加理会还让瑞澂酌情处理，甚至建议销毁花名册以免牵连。瑞澂自认为大功告成放松警惕，师爷张梅生提议继续搜捕却被拒绝。汉阳知府陈树屏等人提议当众烧花名册安定军心也遭拒绝。瑞澂不仅懒政且其出身纨绔，靠祖辈蒙荫当上湖广总督，毫无责任心。
消息在新军传开后人人自危，尽管指挥机构受损，但革命党基层组织完整。1911 年 10 月 10 日熊秉坤等人率先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因瑞澂躺平，楚望台军械库守军支持革命，革命军获大量武器弹药，城外革命党人也响应起义，集结三千余人，推选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兵分三路进攻湖广总督府和第八镇司令部。
城内炮声响起，瑞澂惊醒后惊慌失措，在廖克玉（其续弦为地下革命党）及陈德龙劝说下，从后花园凿洞逃走，躲到楚豫号兵舰上睡觉。当时武昌城内有五千清军，周边还有巡防营，若瑞澂稳住局面，起义可能失败，但他的不作为彻底改变局势。
起义爆发后何贯中等人炸断漕河铁桥阻清军南下，张彪率清军顽强抵抗局势僵持。革命军组织敢死队前往总督府放火照明，发现总督府无人便点燃，利用火光炮击，清军因总督府被烧且瑞澂逃走，军心大乱纷纷溃散，仅 12 小时武昌就被革命军占领。
武昌起义消息传至清廷，按律瑞澂当斩，但因与载泽有姻亲关系，仅被 “革职留任”。革命军攻克汉口、汉阳，武汉三镇光复，瑞澂逃到九江，又因九江革命军悬赏捉拿，他逃到上海租界后又逃往日本。
瑞澂的临阵脱逃开了恶劣先例，各地督抚纷纷效仿，形势不利就弃城而逃，这使得革命避免了许多流血牺牲。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武昌起义成功主因在瑞澂一逃。瑞澂得知清帝退位后返回上海，于 1915 年去世。
晚清的这种种乱象充分显示出大清已病入膏肓，官员腐败无能，对革命毫无警惕，内部矛盾重重，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这种亡国之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封建王朝走向覆灭的真实写照。
武昌起义的成功以及瑞澂的一系列行为，无疑是大清王朝腐朽没落的一个缩影。从朝廷对起义的忽视，到瑞澂的懒政、逃遁，再到各地督抚的纷纷效仿，都揭示了这个王朝已经失去了统治的根基和能力。
官员们的腐败和无能，使得民众对清廷失望透顶，转而支持革命。而革命的浪潮一旦兴起，便如汹涌的潮水，不可阻挡。大清王朝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中，逐渐走向灭亡。
这一历史事件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一个政权若要长治久安，必须保持官员的廉洁奉公，对社会的变化保持敏锐的洞察力，积极应对各种挑战，而不是像晚清那样，陷入麻木和腐朽，最终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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