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百年探索,如今已经可以确认,上古中国“满天星斗”,这种“多元”文化经过融合之后形成“一体”。因此,“多元一体”不仅是民族上的,也是文明上的,是史前中国诸多古族共同努力的结果,并非单独某一古族的成果。

但“多元一体”是宏观层面的总结,那么具体如何形成的呢?本文就此话题作一些探索。由于这一话题太大、而且极具深度,因此本文只是从制陶、农业、天文三个方面作简单介绍,其中或有不足、乃至错误还请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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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制陶与其衍生发明

距今263万年前,山西西侯度人举起人类第一个火把。长年用火让泥土变得坚硬,或许这就是制陶的灵感源头。距今2万年前,中国掌握制陶术,位于江西上饶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就曾出土过一件陶容器,是公认的最古老的陶器,西亚最早的陶器距今不到9000年。

距今万年左右,农业大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由此或让陶工职业化,同时也出现了对炉温要求更高的彩陶。想要制作彩陶,需要制作矿物颜料,“炉温”至少600至800度,马家窑彩陶的炉温为900~1050℃。而炉温,是一切金属冶炼的基础。下图,义乌桥头遗址陶壶,距今8、9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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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7000年时,中国古人发明“陶轮”,起初是“慢轮”,河姆渡遗址出土过相关遗存,到距今5000多年时,山东大汶口、江浙良渚、屈家岭文化都出现了“快轮”。从技术路径上说,“车轮”理应起源于“陶轮”,中国有更多理由发明车辆,因此车辆起源于西亚值得商榷。

其中,因为制作陶器,古人发现更坚硬的红烧土,由此逐渐演化出“烧砖”。更为重要的是,铜的熔点为1083.4℃,制陶炉温已经接近这一高度,6500多年前的姜寨遗址出现铜器,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出现大量炼铜坩埚,显然不是偶然,而是制陶与炉温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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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炉温更高,一方面制造更利于燃烧提温的陶窑,一方面改进燃烧材料(春秋战国时肯定已经使用木炭),一方面使用类似风箱的工具助燃(夏商肯定已有相关鼓风器,不然无法炼制那些巨大的青铜器)。更高的炉温出现,奠定制造陶瓷、瓷器、以及冶铁的基础。

总之,制陶、车辆、冶铜、青铜、冶铁等的演化,在中国相对比较清晰,基本上是步步演进,一步一个脚印,是中国长江黄河流域众多文化合力的、融合的、以及需求推动的结果,由此也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西方8900年前才有陶器,且是低温粗陶,最终却突飞猛进,几乎以直线的方式快速演进,速度远超中国,实在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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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农业与其衍生文化

距今1.4万年前,中国制陶术没有太大的飞跃,但农业却出现一个飞跃。位于湖南永州道县的“玉蟾岩遗址”,不仅出土了陶器,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经过至少4000年的探索,浙江金华上山文化时出现稻作产业链,包括各个环节的工具,但当时对水稻的驯化尚在初期阶段,野生稻比例更大。

距今7000年时,中国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进一步发展,已是完全人工培育水稻。同时,该遗址还出土骨耜,即用牛肩胛骨制作成类似铲子的工具挖地。后来,四川金沙遗址出土与今天铲子近乎一样的木质工具,因此铲子的原型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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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谈到的鼓风装置,古人根据这一原理,最迟汉代时发明扇车或风扇车,是用于清除谷物中的颖壳、灰糠及瘪粒等的一种农具。

关于古代农业工具,同时代的更先进的工具几乎都在中国,其中很多是现代农具的技术原型,比如鼓风机、还有犹如现代自动播种机的耧车。比如,秦汉时期中国已经使用深耕犁,但罗马还在使用浅耕犁,且一直沿用到中世纪。因此,苏美尔、古埃及、古希腊之类文明,缺少发达的农业基础,养活不了多少人口的。别说什么粮食贸易,其他地方农业也很差,到哪买大批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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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需要统筹组织、需要分工协作,这无疑将推动国家的形成。上层建筑的形成,又会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同时上层脱产“闲人”越多,那么艺术、哲学等就会越来越丰富。其中,因为洪水并非单个部落可以治理,大禹治水必须要联系多个部落或古国共同参与,由此为农业生产的治水就推动了王朝的出现。

总之,农业生产的需要,推动农具、水利等的发展,以及促进社会分工、乃至国家形成,还促进了天文出现,这是一个综合性行业,对文明的影响之大远超一般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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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文与其衍生文化

天文出现之前,古人肯定会仰望星空,但这种仰望星空更多的可能出于好奇,真正驱动古人了解天文的是农业。上图陶寺遗址观星台模拟,濮阳西水坡表现的是分至四时,陶寺人把一年划分为20个节气,最后古人划分出24节气,可以看到中国24节气的演化。

中国四季分明,一旦错过“农时”,结果不堪设想,因此这就驱动古人必须要尽可能准的掌握“农时”。对此,古人做了很多探索,史书记载有“虞幕听协风(春风)”,还有“律管候气”等,但其中最为可靠的是“观象授时”,即夜观天象、昼用立杆测影,于是天文学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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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上,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大,因为除了天文本身之外,由其衍生出了很多东西,比如以下两点:

其一,衍生出了数学。想要研究天文,必须要有数学,两者密不可分。其中,最典型的是勾股定理,就源自立表测影,即阳光照射“表”(股腿骨,表又称股),在圭尺上“勾”出影子,如此就形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在长期实践中古人发现勾三股四弦五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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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衍生出了汉字。绝大多数汉字与天文无关,但最初的汉字应源于天文,其中最典型的是“龙”。现实中没有“龙”,古人是根据天上星象勾勒出“龙”,甲骨文中“龙”就与星象高度一致,而8000年前的查海遗址已有“中华第一龙”。掌握这种造字法后,又据此创造了其他文字。

除此之外,天文还衍生出地理学、建筑学(古代都城布局与天文高度相关),乃至政治等,其中“立中”或“居中而治”的观点影响中国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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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中华文明不是突然形成的,而是在长江黄河流域众多文化交融中(苏美尔、古埃及的区域都很小,文化交融的力度要低于中国),一步步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此及彼的演化而来,最终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在此过程中,吸收引进一些西方事物,实属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并不改变中华文明原生的本色。因为些许西方事物,比如小麦、山羊、车辆、青铜等,有网友就说中华文明是西来的,无疑是以偏概全、混淆表里。其中,青铜技术西来说并非公认,国内还有不少学者认可本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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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些物产来自西方,比如小麦、山羊等或有一定道理,但像车辆、青铜技术等,以中国技术基础与演进来看,似乎更可能源自本土。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考古得到的是幸存者偏差的“默证”,考古没有发现不代表实际没有,因此判断一些技术起源,或许也需要考证演化链,据此中国车辆、青铜等起源问题,更不能武断的说“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