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如此浩瀚，为何没有高级外星文明穿越虫洞造访地球？|地球|外星文明|宇宙|星球|智慧生命|虫洞|达尔文

关于宇宙中智慧生命的稀缺现象，我们可以这样来概述费米悖论的精髓：宇宙之浩瀚孕育了无数星系，诸多星球在适宜的环境下，理论上应孕育出众多的文明，其中一些本应与我们有交集，然而现实却是寂静无声。

数学公式可将我们可能与之沟通的文明数量表示如下：

基于现有数据，我对于“宜居星球”以及“生命在该星球的出现”持相对乐观的态度，毕竟地球上生物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已是铁证。

然而，一些人过于乐观地估计了“生命将进化为智慧生物的概率”。似乎有生物存在，经过足够长时间的洗礼便会“进化”为智慧生物。这是真的吗？许多人所理解的“进化论”似乎是一种有“方向性”的过程，即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似乎就是进化的“目标”。“进化论”在很多人心中变成了“生物进步论”。

达尔文真的正确吗？

让我们看看乔治·威廉姆斯的著作《适应与自然选择》。在这部作品中，他提出了质疑，即“高等动物”是否真的比“低等动物”更为先进。

就基因数量而言，人类甚至不如我们日常所食的稻米。水稻的基因数是人类的1.7倍，而简单的线虫基因数也有近2万，与之相比人类是2.7万。甚至小鼠的基因数量都超过了我们。实际上，任何脊椎动物的基因数量都不少。

就复杂性而言，人类确实拥有最复杂的大脑，但我们的皮肤却比不上鱼类的复杂，而鱼类的皮肤复杂性又超过许多陆地哺乳动物。从“适应性”角度来看，最简单的细菌与人类相比毫不逊色，而我们身边的蟑螂适应性也是极强。在人类与细菌的斗争中，人类谈不上全面胜利。还有许多生物出现了“退化”现象，不信就摸摸你自己的尾巴。

简而言之，“进化”是没有固定方向的，它本质上只是变化，是适应环境的变化。

达尔文本人曾说过：“经过长期的思考，我无法认为所有生命体都有着自然的、必然的进化趋势。”

变化实际上是自然选择的副产品。如同古尔德的观点，“适应”只是适应包围着物种的具体环境，在适应过程中，生物可能走向复杂，也可能走向简单。那么如何解释一些生物比另一些更复杂呢？从简单到复杂，在简单的一端虽然生物种类众多，但在复杂的一端也有一些生物存在。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古尔德打了一个比方：

简化的一侧有一道墙，因为简化不能无限进行，到了细菌这种复杂程度就已是极限，不能再简化了。而“复杂”这一侧没有“墙”，可以无限延伸。古尔德做了这样的比喻：一个醉汉在路上摇摇晃晃，他的右侧是一堵墙，左侧是一条沟壑。醉汉可能会向左右任一方向迈步，既无既定的规律也无方向上的偏好。然而，墙限制了他的右侧移动，他时而向右撞墙，时而向左接近沟壑，当某次向右走得更远时，他就会跌入水沟。醉汉们虽然频频跌入水沟，但向左移动并非必然，这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偶然，是被动的。

也就是说，生物走向高度复杂是一种被动而偶然的现象，并不是某种必然。醉汉本身并不想落入沟中，是环境逼迫他如此，如果环境足够好，他可以不掉入沟中。这个比喻说明，生物走向复杂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此外，“复杂”并不代表“智能”。这是人类的自负，将自身的特点视作某种顶点和标准。复杂可以是任何适应性的特异化，智能并不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现在，你应当理解了，“智慧生物”的出现并不是必然的。如果历史重演，人类可能不会出现。

有人认为“智慧生物”占据了某种生态位，因此一定会有生物出现来填补这个空缺。但恐怕这种想法过于一厢情愿。以澳大利亚为例，这个孤立的大陆上进化出了与其他大陆的许多“平行动物”，但他们并未出现蝙蝠、大象或人类的“平行类”。澳大利亚并没有出现有袋类的灵长类。这一点说明，别说智能了，就连“灵长类”都不是“必然”。即便澳大利亚的动物与我们有着共同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