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台北张学良的住所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他们是中央广电总局组织来台湾表演的艺术团体,此行拜访少帅住所,也是为了见一见这位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

此时张学良气色尚好,很有精神地和大家进行了亲切的交流,当大家邀请他有机会可以回家乡看看的时候,他眼底流露出一丝哀伤。

表演完一段小品后,在沈阳生活的黄宏想请他给家乡人民写几句话,张学良停顿良久,提着笔在纸上写下三个字。

众人看后心中不免酸涩。

张学良写了哪三个字?他最后有没有回来看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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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台演出

随着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倒行逆施的蒋介石自知回天无力,他一早就在寻找可以安身立命的最后退路,举着眼镜在中国地图上反复观察,最终还是把目光锁定在东南一带四面环水的岛屿上。

这就是台湾。

1949年渡江战役之后,解放军唱着胜利的高歌踏入南京总统府,蒋介石连夜乘飞机逃往台湾,并且将他大陆那一套官僚体系一起搬了过去。很快与共产党形成了对峙格局。

其实以当时两岸的实力悬殊,大陆可以采取武力攻台的策略,但是美国方面为了保留其在亚洲的势力,对中国内政强加干预,再加上顾虑重重到台湾军民的情谊,最后决定暂时搁置,虽好还是以和平的方式收复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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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两岸之间就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相互对立和音信隔绝,好几次甚至都擦出了火花。

直到1987年前后,台湾对大陆的态度才开始放松一些,尤其是1988年蒋经国逝世之后,蒋家王朝在台湾的统治时代即将结束,原本极端的对陆策略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1988年1月19日,台湾组织探亲团回到北京,之后两岸就“探亲”、“寻根”,甚至是文化交流、经贸合作等当面展开了一系列合作,两岸关系的坚冰逐渐破开,民间团体的沟通也越来越多。

90年代初,两岸的娱乐业迎来了交流的一个巅峰时期,不仅很多台湾艺人在大陆受到追捧红极一时,大陆也兴起了组织明星赴台演出的热潮。

1993年,中央广电总局组织了一个文艺团体,选了倪萍、姜昆、冯巩等一干很有名气的艺术工作者到台湾去,希望能够让台湾人民感受到大陆如火的热情,同时也能了解大陆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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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宏作为优秀的小品演员也被考虑在名单之列,但他毕竟是军队文工团出身,关于是否要将他一起带上还让广电好一阵头疼,后来也是因为实在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才下定决心,从这里也能看出,在两岸关系稍稍缓和那几年,大陆对台湾人民的关怀和谨慎。

他们一行人到达台湾之后,赢得了不少群众的喜爱涉及到相声、小品等语言类节目更是观众不断,座无虚席。

几次演出都取得了成功,这让黄宏萌生了一个想法——张学良会不会喜欢呢?

此行除了演出之外,他还有一个埋藏在心底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见一见被蒋氏父子囚禁了几十年,前几年刚获自由的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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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宏在沈阳长大,工作,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起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讲起那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耳濡目染,让他对“少帅”产生了钦佩之情。

沈阳那座大帅府已经翻新,每每从那里经过,黄宏都会想到如果张学良能回故居看看该有多好,因此在得知自己即将随团赴台表演的时候,他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

其他人也很支持他,毕竟如果能够说服张学良回大陆探亲,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两岸关系来说,都是一大进步

于是他们开始想办法联系张学良,碰巧的是,当时团队里有一位乐工正好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森相识,经过二人引荐,他们终于如愿受到了张学良的邀请。

出发去张学良住所前,他们还讨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到时候如何称呼这位曾经指点江山的风云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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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张先生”、“张将军”似乎都不太妥当,要么是容易勾起张学良对伤心往事的回忆,要么就显得生硬又疏远。

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决定顺其自然,没想到刚到目的地,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因为来指引的佣人称他们为“少帅的客人”。

张学良那天的穿着格外朴素,还是戴着他那副标准的茶色眼镜,虽然脸上长出许多斑点,但是并没有疲惫和老态。

他一见到大家就亲切地打招呼,还准备了瓜果点心来招待,当黄宏问候他:“张伯伯,祝您高寿!”

张学良先是一乐,然后摆摆手道:“不要高寿啦!再高就成老妖怪了!”

当即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之后他们依次向张学良表演了才艺,哪怕过了那么多年囚禁生活,张学良对一切新鲜事物都还保有一份热情和憧憬。他当年也是风流多才的少帅,对京剧等传统艺术也是信手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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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会客厅里热闹起来,张学良在大家的鼓励下还难得地唱了两段。

在听完黄宏的小品表演后他有些发愣,停顿一会儿拉着黄宏问道:“你是哪里人呀?”

黄宏立刻明白,是自己的口音里带着张学良熟悉的味道

他答道:“我在沈阳工作,就是以前的奉天。”

听到“奉天”两个字,张学良立刻精神起来,他盯着黄宏看了半晌,呢喃道:“奉天好啊,我也在那里长大。”

黄宏再接再厉:“我小时候听老人们讲您的故事,大帅府还好好地在那儿呢,前两年刚刚翻新过,父老乡亲都盼着您能回去看看。”

他话音落下,张学良眼里那一簇火苗有些熄灭,整个人的情绪都低落起来,淡淡地说道:“我妻子生病了,我得去美国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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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四小姐的确生了重病,在美国等待手术,其他人一看情况不对,立刻岔开话题。

又听了一段单口相声,张学良才终于笑起来,时间快到的时候黄宏再次站起身,希望张学良能为家乡人民写几句话,让他带回去。

在桌子上铺好了纸,张学良提笔想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写下三个字递给黄宏:“我年纪大了,写别的字怕出错闹笑话,就写自己的名字吧。”

黄宏笑着接过去,一行人最后离开了小院。

其实只写名字,或许是张学良几十年囚禁生活遗留的谨言慎行,或许是他“功过任由后人评说”的率性洒脱。

而在生命尽头这几年,张学良始终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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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清切

是他不思乡,不盼归吗?

当然不是。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通电全国,扣押蒋介石。

在各方的努力斡旋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也毫发无伤地返回了南京。可就在张学良亲自护送他回去后不久 老蒋即刻以军事法庭的名义将张逮捕,之后又玩了一招恩威并施,以“家法”代替“军法”,拿读书做幌子,把张学良囚禁在自己的老家,开始了长达50多年的囚禁生活。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李宗仁曾经主张赦免张学良,那个时候已经打算撤离的老蒋临走前还是不忘把张学良带上,坚持不肯还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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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监禁的日子里,张学良几乎与世隔绝,只有妻子赵四小姐相伴,在漫长枯燥的生活中他熬走了蒋介石,熬走了蒋经国,熬到蒋家王朝在台湾“寿终正寝” 。

终于在1990年,他终于迎来了久违的自由。

张学良被释放这一消息在当时也算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毕竟和他同时代的人大多已经逝去,作为唯一一个当年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不少人想要采访他,从他身上获取一些史料中没有提及的秘辛和隐情。

但张学良说话很有技巧,毕竟是曾经在政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很难让人抓到把柄,不过这些探究的目光也加剧了他的警惕之心。

其实张学良很早之前就有回大陆的想法,他想去看看他长大的大帅府,奉天城,去看看东北军遗留的老部下和他们的后代,想看看这片他曾经为之努力过牺牲过的山河现在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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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何世礼的孙子要结婚了,作为当年追随他父子二人一起打天下的老人,张学良自然要前去观礼道贺。当时他计划参加完何家的婚礼之后,自己就可以顺势在大陆逗留,到时候还可以将父亲的坟茔迁回老家安葬。

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何世礼的妻子突然病逝,小两口顾及到风俗问题,直接在加拿大领证了。

之后还有一次,是九一八事变60周年的时候,张学良有了极其强烈的回乡渴望,他甚至与好友王冀商议,看能不能请中央或者邓小平同志出具一份邀请信,他上半年先在美国盘桓一段时间,下半年正好可以从美国飞大陆,不至于受到台湾当局的约束。

在得知好友的心愿之后,王冀上下奔走,终于在不久之后把消息送到了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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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中央也一直关注着张学良的动向,很希望他能在重获自由之后落叶归根,于是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们立刻反应到了小平同志案头。

小平同志也知道张学良的为难之处,立刻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邀请函,请张学良回家看看。

可是就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事情发生了变故。

大陆的邀请函被台湾当局截获,他们直接拿着这封信去找到了正在收拾行李的张学良。

趁张学良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就先发制人,针对张的返回大陆“背叛台湾”的行为进行了声讨,同时还质问他,是不是早就和中共“串通”?

这一通质问逼得张学良无路可走,他本来就是个念情意的人,不然也不会被老蒋一家堵在绝境,台湾当局对他来说毕竟有“释放之恩”,他做不到对他们的发问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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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两岸关系刚刚有所缓和,但毕竟有几十年的隔阂夹在中间,台湾对大陆时刻保持警惕,自己作为一个不安定因素,随时都会触碰到台湾当局敏感脆弱的神经。

更何况,陪伴自己几十年的赵四小姐的确也生了重病,很需要自己去美国照顾她。

再三思考之后,张学良还是选择了放弃,纵然他对故国故土有着说不尽的思念和眷恋,纵然那片土地上沉睡着他的父母兄姐。

受困于当时紧张的局势和他自身的抉择,张学良最终还是只能在遥远的大洋彼岸,隔着奔流的海水遥望家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