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党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准备建立新中国。此时的王稼祥为了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和有关外交方面正进行筹备事务，非常忙碌。10月20日的晚上，新中国第一个外交大使王稼祥，和随行人员一起，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在所带去的文件当中，王稼祥把普通的内部材料都交给了秘书刘铮携带，只有一封毛泽东亲自写给斯大林的信和国书，他始终都带在自己的身边，形影不离。

刘铮知道王大使身上有这样东西，早就想看看了，于是再三请求下，王稼祥便轻轻从卧铺上的枕头下，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这封信，生怕会有一丁点的受损和褶皱。打开后，毛泽东那气吞山河的毛笔字跃然纸上，大家的眼睛都为之一亮，这种字体除了毛泽东之外任何人都写不出来的。

刚看了几句，刘铮开始喃喃自语道：“我有一点不明白，毛主席信里那句，‘和你及联共中共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是什么意思？”王稼祥听到后，笑了笑说：“那里边有个错字，‘联共中共’应该是‘联共中央’，下面那个‘联共中央’本来也写成了联共中共，可主席发现改了过来，前面那个没有发现，所以就没改。”

毛泽东当时是看了国书之后立即写的这封信，时间太匆忙了，那怎么呢？刘铮有些担心地向王稼祥问了一句：“恐怕得改过来吧？总不能把有错字的信给斯大林。”但王稼祥却摇了摇头说：“苏方会处理这样的事，斯大林也会明白主席的意思，”大家听到后，都会意地笑了笑。

一见如故

在漫长的革命岁月，特别是在一些历史的紧要关头时期，为了党的事业，王稼祥和毛泽东总是同心协力，鼎力相助，他们崇高而伟大的友谊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929年底，远在苏联学习的王稼祥，听说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国内的革命形势有了蓬勃发展，于是决心回国投入革命的洪流。

1930年，他转道西欧回到了上海。1931年1月，王稼祥出席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向中央提出要到根据地去工作。正好当时根据地急需领导干部加强领导，中央便派出他和任弼时、顾作霖三个人，加上两个共产国际的驻华人员，一起前往江西瑞金。

3月15日，他们一行经过秘密交通线，又在红军的护送下，来到了江西宁都县的青塘。随后王稼祥三人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青塘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王稼祥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朱德等苏区的领导人，他饶有兴味地观察和倾听着毛泽东等人的言谈，为自己能置身于他们其中而感到十分高兴。

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对敌我情况和作战形势作了一番详细的说明和分析，他那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特别是台下的红军将领们对他的信服的神情，都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议间隙时，王稼祥忍不住走过去对毛泽东说：“泽东同志，我刚从白区来，很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听了你们的发言，深受启发。会后我再向你专门请教，可以吗？”毛泽东忙点点头道：“自己同志，莫客气，我也正想向你请教呢！”

会后，中央局和指挥机关离开青塘，转移到五六十里以外的龙冈古镇，古镇虽然不大，却倚山面水，有五六百户人家散住青山绿水之间。王稼祥住下不久，就被请到毛泽东的住处。两人热情握手后，王稼祥说：“毛委员，我早就看过你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井冈山的斗争》等重要文章，真是得益匪浅。”毛泽东说：“稼祥同志，我也拜读过你的一些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

两人没有过多地客气寒暄，一落座就开始促膝交谈起来，善于调查研究的毛泽东首先提问，从王稼祥的个人经历问到他在莫斯科的情况，从四中全会的经过问到他初进苏区的印象。王稼祥一一作答，然后也迫不及待地开始请教对方起来。

尽管他们两人的见解并不是很一致，但却都能坦诚相待地各抒己见。最后，毛泽东兴奋地坐到桌前，打开墨盒，在铺好的土造毛边纸上提起笔，如行云流水般地写下两行字，然后不无得意地对稼祥道：“来，请你欣赏一副对联。”

王稼祥凑近一看，果然一副佳对：“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

王稼祥看了半天，才想起要抄下来。毛泽东看到后，提起对联说：“不必了，这张就是专为你写的。不过不是请你欣赏书法，是为了便于你记得这几句口诀。我们苏区军民，特别是红军指挥员，可算人人背得，并且就是靠这个打赢敌人又发展自己的。”

王稼祥边看边听毛泽东的解释，最后连声赞道：“好，好得很！概括得简单明了，言简意赅。你的书法也很有功力，自成一体，令人佩服！” 毛泽东也笑道：“见笑了，比不得你们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学问家。不过，我这副对联可是哪个洋学堂也学不到的！”

王稼祥忙说：“对，对，你一直在与敌人斗争的第一线，阅历深而广，经验极丰富，我得好好向你学习。”毛泽东接着回答道：“自己同志，不要客气嘛！我可以介绍些文件材料，请你空闲的时候看看，可以从中了解我们的工作和许多情况。有的是本人所执笔起草，也请你不吝指教。”

王稼祥也真诚回道：“是，我们都不必客气。” 毛泽东笑道：“好，一言为定，从今有什么说什么，还可以争论、吵嘴，不过，君子动口不动手！”

毛泽东一边热心地介绍着文件材料，一边伸手去摸烟，谁知掏出来的只是个空烟盒。原来，他们刚才边谈边抽烟，不知不觉一包烟已抽完了。王稼祥一见忙说：“哦，我这里还有一包好烟呢！”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从上海带来的用以掩护身份装阔气的名牌烟。

毛泽东一见高兴地说：“好！三炮台，真难得！”王稼祥打开烟盒一看，不禁摇摇头：“唉！真遗憾，只剩下最后两支了！” 毛泽东道：“那正好，你我二人分而食之。”正在说笑间，外头忽然传来嘹亮的号音。毛泽东道：“哦，起床号，天亮了！我们畅谈一夜，误了你的好觉，抱歉，抱歉！”

王稼祥也深感歉意地说：“不，该道歉的是我，我影响了你的休息，实在惭愧！” “深夜长谈，我是常事，只要你有兴趣，本人乐意奉陪！” “不，不！我告辞了，你快休息一下吧！”王稼祥抱起文件材料，匆匆告别。

走到河边小桥头的时候，红军战士们正破着雾列队开始出操了，家家户户的农民乡亲们也已开始下地耕作，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王稼祥边走边回想着刚过去的和毛泽东彻夜长谈的景象，又联想到自己进入苏区的第一个地点，叫虎岗，而这里又叫龙冈，有着生龙活虎的工农武装和人民群众，更有着毛泽东这样的群“龙”之首，忍不住感叹道：“虎岗、龙冈，真不愧是藏龙卧虎之地。”

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一票

1932年的一天，王稼祥等人转移到安乐县的一处村庄后，在山边一座破庙里，王稼祥主持召开了一个战前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等都参加了。期间飞来了两架敌机，因为很快就走了，所以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过了会，敌机又来了，王稼祥依旧若无其事地继续开会。突然，敌机朝他们的头顶俯冲下来，并扔下第一批炸弹。王稼祥急忙收拾起桌上的文件喊道：“请大家立即跟我到外头隐蔽。”没多久敌机就又回来了。王稼祥先跑出门外，一边招呼大家一边观察情况说：“快跟我来！”

但与此同时，敌机又投下一批炸弹，被王稼祥挡在身后的周恩来连声高叫：“稼祥卧倒，快卧倒！”但已经来不及了。王稼祥当即倒下，弹片穿进了王稼祥的右腹部，加上脑震荡和耳膜出血，伤势十分严重。

做手术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都来到了医院。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太差，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手术一连做了 8 个小时，也没有找到体内的弹片……直到第三天清晨王稼祥才醒过来。在他昏迷期间，毛泽东站在病床边，默默看着，眼中含着泪水，长时间不忍离去。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一天傍晚，红军队伍在一个山村停下来原地休息。王稼祥和毛泽东两人便随即再次偶然相遇，长谈起来。当时的毛泽东虽然已经是中央临时主席了，却处在一个不得过问军事，也毫无发言权，空有正确主张却无法实行的位置。

毛泽东向王稼祥说出了自己的观点，王稼祥积极鼓励毛泽东，说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而毛泽东当时要自嘲地说：“可惜，我现在处于毫无发言权的地位。”王稼祥继续支持他：“未必，我看现在很多同志都会赞同你的意见。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告给他们。”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当时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一边是博古一边是毛泽东，一场严肃而深刻的斗争让现场鸦雀无声，情绪紧张。关键时刻，王稼祥积极地表示，他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随后，又严肃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军事上的错误。

会议最后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王稼祥可以说是挽救了党和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后来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王稼祥带着伤病继续着繁忙工作。一天，他在批阅文件时突然晕倒，中央知道后马上组织医疗组为他治疗，千方百计地为他提供医疗条件。1936年，王稼祥不顾劳累，从后方赶到山西东征前线。

1937年3月，由于王稼祥的身体时好时坏，延安的医疗条件又太差，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治病养伤，直到1938年7月，王稼祥才历经艰险回到延安。

8月，王稼祥刚一回到延安，毛泽东就找他作了长谈，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在苏联以及回国路上的情况和经过。王稼祥一一作了回答，然后将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以及从苏联带回的武器物资清单面交毛泽东。

随后，中央决定王稼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中央的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书记。

到了1943年春，中共中央军委3位副主席中，只有王稼祥常驻延安，所以经常由他协助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各根据地和各军队，向中央做报告请示的时候，也大多数都是先由王稼祥审阅后送给毛泽东批示的。

很多地区负责人和军队方面的高级干部，来延安时都会向王稼祥报告工作，王稼祥也经常和毛泽东一起，代表中央向各根据地和军队里发电报，有时署名“毛、王”，有时署名“泽东、稼祥”。

1943年6月的一个下午，在延安枣园，毛泽东以商量的口吻对王稼祥说：“党成立22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是不是请你抽空儿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好。我完全可以写一篇。”

王稼祥想了一下，又接着说：“纪念党成立22周年，又正值抗战6周年。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不是轻而易举取得的，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果。”

毛泽东郑重地回答他：“我看把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方面作为文章的中心内容。党的历史，是一部不平坦的斗争历史，针对世界局势、全中国的局势，可以抓住几个问题来谈。你以前和我交换过的那些意见，我看都可以写进去。”

文章写好后，王稼祥将它装进大信封，叫警卫员马上将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毛泽东并没有多加修改，而是用电话告诉稼祥：“文章看过了，写得很好，准备交给《解放日报》发表。” 7月8日，文章中王稼祥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

1945年，延安召开中共七大，王稼祥因病未能参加，再加上当时很多代表们也都不清楚王稼祥此前所做出的贡献，于是在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便落选了。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感到十分惊讶，第二天，他立即在会上讲了话：

“他是有功劳的。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稼祥同志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代表们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陆续对王稼祥进行了一番全面的了解，最终在大会在投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时，王稼祥获得了全数票。

出任驻苏大使

1949年春，全国胜利前夕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西柏坡举行，会间，毛泽东拉着王稼祥的手，亲切地说：“你在东北局管理城市工作有成绩。”吸了一口烟后，他接着问向王稼祥：“我们定都何处？你有什么意见？历代皇帝定京城于西安、南京、北京，我们呢？”

王稼祥沉思片刻后，说道：“是不是定在北京？”“你的理由？”“我认为北京离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南京太靠东南，西安似乎偏西了一点儿。”王稼祥慎重地回答。“嗯，有道理。”毛泽东笑着点了点头。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单独找王稼祥谈了话，说：“会议开完了，接着就要进行人事安排。你也不必回东北局了，中央想让你出任驻苏联大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时间紧迫，适合你来担任。”“主席，请你给我一天时间考虑一下。”王稼祥听完之后，慎重地回答说。

“好，你考虑好了就告诉我，到了北平就要宣布了。”毛泽东叮嘱道。新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是要派往当时各国共产党的指导者——苏联，这是一件极其慎重的大事。毛泽东觉得王稼祥既是中央资深的领导成员，又精通外语，熟悉外事工作，又熟悉苏联情况，是驻苏联大使最合适人选。

这一建议当时也得到了各方面高级领导成员们的一致赞同。王稼祥经过认真地思考之后，最终接受了中央提出的让他出任苏联大使的安排。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就率先承认了新中国，并成为第一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10月20日晚，王稼祥离京赴任，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郭沫若，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和百余名群众代表们都来到了站台上，送别王稼祥，大家在列车开始行驶时频频挥手致意，目送它消失在夜幕之中……

周恩来亲自为驻外大使赴任送行，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堪称空前绝后。临别前，周恩来握着王稼祥的手，深情赠言道：“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经验太少，你赴任后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

10月31日早上，王稼祥一行乘坐的列车驶入莫斯科，站台上近百人的欢迎队伍正在迎候着，这对苏联来说也是超过一般礼宾接待的规格。和苏方迎接的官员们一一热烈握手和拥抱之后，王稼祥在站台发表了赴任的演讲：“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驻外国代表，并于现在到达贵国首都，感到非常荣幸……”

王稼祥赴任之际，毛泽东还专门手写了一封信，让王稼祥带给斯大林，尽管带有错别字，王稼祥也没有做出改正，但丝毫不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

在任驻苏大使期间，王稼祥为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友好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他还积极配合并协助毛泽东圆满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访苏的各项任务。随着新中国成立，不少国家都陆续要求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掀起了新中国第一次建交高潮。

在王稼祥的领导下，不长的时间里中联部就和全世界6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建立了工作关系。

王稼祥一生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显，权大更自重，他历经磨难而意志弥坚，身负重伤而忘我工作，饱尝艰辛而信念不移，他用坚定的信仰书写了自己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一生。

这种把自己看得轻、把组织看得重、把功劳看得轻，把错误看得重、把地位看得轻、把责任看得重的崇高品格，在王稼祥革命革命生涯中一脉相承、一以贯之， 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铮铮铁骨和优秀党员的风范风骨。

正如他回忆自己的革命生涯时所说：“要把革命作为终生的寄托。”他的夫人朱仲丽也曾深情地说：“稼祥一生都是一个敢说真话的共产党员，他用宝贵的青春和毕生的热血铺就了一条红色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