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的尖兵，为送绝密情报敲下四颗门牙，国家命运因他改变|尖兵|情报|我党|莫雄|隐蔽战线

2021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这风云动荡的100年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期间涌现出来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特别是在那个战争年代，数不清的先辈们前赴后继的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英勇献身。

还有一批无名英雄在那隐蔽战线上默默地战斗，今天我们就要讲述这么一位在特殊战场上作出巨大贡献的英雄。

在2000年曾经上映过一部电影《英雄无语》。这部电影是翻拍自项小米的小说改编，而故事内容就是取自无名英雄，也就是项小米的爷爷——项与年的事迹。

项与年，原名叫项廷椿，1894年在福建省连城县文地村出生，家中排行老四，幼年时上过私塾，后来在叔叔家的药店当伙计。

后来因家庭变故药店关门，于是项与年就在1918年前往南京探望三哥项廷爵。三哥是个进步青年，因此也给他找来很多进步书籍，由此项与年接触到革命思想。后来三哥因工作调动前往上海和南京等地期间，项与年一直跟随在旁，经三哥介绍项与年加入国民党，并在粤军中任职。

在1921年至1924年，项与年参与了多次军阀之间的混战，亲眼目睹各军阀的目的并不是真的为老百姓的福祉，他不愿与之同流合污，随即就在1925年春季来到了他的好友兼同事—宣政在杭州的家。

在杭州时，项与年在宣政家开在杭州的一家丝绸行工作。而这家丝绸行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杭州地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宣政一家早已都是地下的共产党人，经过当地党组织对项与年的考察后，最终由宣政的父亲宣中华引荐，项与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12月下旬，宣中华作为国民党的浙江省代表，去广州参加党代会，项与年因为懂广东话，就陪同一起去了广州。

在广州，宣中华带着项与年见到了时任广东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的区委负责人和东征军总政治部负责人周恩来，同时还有中共海外部的负责人彭泽民。这次会面对项与年的人生轨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彭泽民正打算派一名干部去到南洋开展工作，希望宣中华能给他推荐一名得力人员，正好宣中华就向他推荐了项与年，并介绍了项与年的人生经历，对此彭泽民非常满意，于是决定派项与年到印尼的东加里曼丹省开展工作。

在出发之前，党组织告诫他，在海外要以国民党的公开身份出现，秘密地发展我党的组织关系。 1927年的5月1日，项与年在当地生瓦埠组织了华侨大会，在会上号召全体华侨应该团结一致。

并在大会结束后，组织华侨走上街头抗议当地荷兰殖民者的不公，项与年因此被当地殖民政府逮捕，当地华侨组织于是请愿进行营救，在当年的10月被驱逐回国。

而此时国内已经发生了“四一二”事件，我党已经全面转入地下工作。项与年回国之后，因为有着国民党的公开身份，被任命为上海复炎学校的校长。在上海项与年遇见了共产党中央特科的李逢源，重新和组织建立了链接。在1930年的春夏之际，项与年被调到了中央军委的情报机关，负责情报和联络的工作。

到了1931年，发生了顾顺章叛变的重大事故，这一事故对我党造成极大的伤害，我党在上海的所有情报部门全部受到了破坏，大批的同志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和杀害。

但项与年设立的联络点因为是周恩来总理特意命令中央军委设立的，没有和中央特科一条线才幸免于难。这条隐蔽的战线在此危难时期也掩护了不少我党的重要领导同志进行转移，为我党后续工作留下了重要的火种。

后来在1934年3月份，经过党组织的巧妙安排，项与年得以化名梁明德进入到国民党在江西德安专区的机关，担任了情报参谋。

当时国民党德安专区的保安司令兼专员是莫雄，他是项与年的旧相识，并且莫雄虽然是国民党元老人物，但是对共产党极为认可，甚至一度想加入共产党，最终虽然没有入党，但是以一种特殊的身份在国民党任职。

莫雄多次利用国民党的身份帮助我党，还多次为我党暗中解救一些重要人员。莫雄在1933年就开始出任国民党江西德安保安司令兼专员，而在此时莫雄的手下就陆续被安排成了我党的秘密人员。

在1934年9月，蒋介石采用了德国顾问的计划，决定针对中央红军开始第五次围剿制定了“铁桶计划”。为此，蒋介石在九江的牯岭召开了五省联合军事会议，而莫雄座位德安的司令员也参与了这次的会议，在会议召开一周的时间后，根据德国顾问给出的建议制定出了铁桶计划，就是打算集结150万的兵力，在同一时间统一出动，形成以瑞金为中心，方圆达300华里的军事包围圈。

在牯岭会议结束的当天，莫雄就回到了德安专区，同时带回来铁桶计划的所有详细资料。莫雄深知一旦把计划告知我党，他必定自身难保，但经过反复思量，莫雄还是决定义无反顾地把计划告知了项与年等地下党。

项与年得知消息后大感震惊，深知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事关红军的生死存亡，立即把计划的要点以电报的形式发往苏区政府，同时决定把详细的全部计划以人工的形式送往苏区政府所在地—瑞金。

当下就把计划用密码的形式写到四本学生字典上，计划由项与年带到苏区政府。从德安到瑞金要途经永修，新建，南昌等8个县市，途中有高山阻隔，河流纵横等险径，还有几十道关卡，其中的艰险可想而知。

但项与年还是毅然决定亲自护送计划。最终扮成教书先生的模样，连夜出发赶往瑞金。在一路突破重重困难，经过多道关卡后，到达南昌的后，项与年发现随着距离瑞金越来越近，路上的盘查也越来越严格，如果还是这样以教书先生的模样前行很可能会露出破绽，而且密报写到四本字典上目标太过于明显，很容易被发现。

于是当机立断，把所有的内容重新密写到薄纱纸上，藏到鞋底。即便是这样，项与年还是觉得不够稳妥，项与年在路边用一块石头强忍着疼痛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就这样以流着鲜血的形象继续上路。

经过这一路的舟车劳顿，彻夜不停的赶路，形象也变得蓬头垢面，而且衣服也被刮的破破烂烂，一眼望过去衣裳褴褛的，这样看上去像极了一名乞丐。

最终项与年以这个形象顺利通过路上的盘查，安全地到达了中央苏区瑞金，把情报完整的交到了苏区政府。

在此之前苏区政府虽然也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蒋介石要对苏区发起围剿，但由于不清楚细节，党内还有一些犹豫情绪和不同的意见。

但是项与年将这个完整的围剿计划送到党中央后，立刻就达成了一致的共识，党中央决定进行2万5千里长征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果当时没有及时跳出包围圈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毛主席也在长征路上说过，说当初中央政府为什么那么急切地从中央苏区离开，要开始这2万5千里的长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搞情报的同志立下了功劳。

此后项与年就加入到了长征的先遣侦察队。但是不久之后项与年就被上海地下党调回，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在当时为了反击敌人的围剿，党中央决定炸毁敌人运输的交通线—南浔铁路。而项与年的任务就是带领执行爆炸任务的同志到达目的地。

为了安全起见，党组织没有透露项与年的身份，只是告诉爆破的同志他是我党在国民党内部的友好人士。在途径南京下关码头时三人被国民党特务抓住。但是项与年利用国民党的身份作掩护，没有暴露。

后被押送至南昌时，项与年抓住时机，在随身携带的明信片上写好密报，通过渠道把信息传送出去，同时拖延时间，为地下联络站的转移赢得宝贵时间，然后自己找准机会黯然脱身，辗转回到上海。

1935年，因为项与年有海外斗争的经验，党中央把项与年派往香港进行秘密联络工作。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也对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进行破坏，使得项与年的妻子王村玉和7岁的女儿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此后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一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之后，经过我党的营救，最终他的妻子和女儿才得以释放。

但是他的女儿在狱中已经身染重病，背部在出狱的时候已经烂出了一个大窟窿。出狱后王村玉就带着女儿回到福建老家，可惜在回去不久后孩子就不幸夭折了。

在妻女被捕之后，项与年就与家人们失去联系。项与年到达香港历经波折，在1936年调回天津，化名梁民德继续工作。在西安事变后，负责中央和华北联络局之间的交通工作。

1938年初项与年回到延安，后来在1939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此后就一直在边区负责统战工作。1943年时因为一直联络不到妻儿，误以为妻儿已不在人世。悲痛万分，组织为了关心他，经组织介绍和批准再婚，并领养了一位烈士的女儿，取名叫梁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