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因为写作的思路被游荡的灵感拦腰砍断而无法继续，出门散步的时候，发现有簇黄花草盛开在路中央的一个破洞内，如路的中央摆着一个上帝忘在那儿的花盆。
因为遗忘，没有人去给它浇水，也因为那路虽然破损，但不彻底，使那簇野花的根须无法真正和大地取得交通联系。
它借着一场雨的恩赐和人们的脚与车轮的宽容，终于盛开到了如一个少女在广场人流中的亭亭玉立，可到了她最需要钱物来武装自己的美丽时，却又囊中羞涩，贫穷成了她唯一固定的家产。
那簇黄花终于在七月的干旱中有些羞愧而低下了头去。
贫穷让她意识到美和富裕的世俗联系，这是今天中国都市倩女对人生共有的感悟。
我站在那簇共有五株的黄花草前，看着它们筷子一般高的苗条身材，片刻脚下的迟缓和目光的暧昧后，我几乎是未加思索就回家灌出一瓶水来，浇在了上帝忘在路中央的花盆上，并且神经质地写了个纸牌，挂在了那簇野花上：“凡有情人的人，都为她浇次水吧！”
后来的事情，发展得奇妙而神秘。路中央的那盆野花，在连续三个月的干旱中，再未缺过丝毫的水分和肥养。
而我在每天的写作之余，出门散步时装模作样地私下观察，却总是双目空空，如便衣警察徒劳无为地守候，从未见过有人去给那簇黄花浇水和施肥。
因为小说中故事的流畅而让我的写作时间变得丰沛而压缩，为了打发多余的空闲和无聊，我终于做了一个最为有趣的警察和小偷：每天午时和接近黄昏的下班时间里，我都躲在一片树林里偷窥，终于在一天中午豁然发现，那个每天自己开车上下班的中年人，每次路过那儿都停车下来，左右望望，去车上取出一瓶矿泉水浇在那簇黄花草下，然后开车施施然离去。
还在一个黄昏时发现，住在这个院里的一个台湾女人，四十余岁，在中关村经营电子公司，生意兴旺如高楼失火之烈焰。
而她也在每天下班的时候，停车下来，在那花旁看看，视旱涝情况而给那簇野花浇水或施肥。
还有一个经常到这园里装修施工的工头老板，也会有事无事散步到那儿，绐那簇野花施肥和浇水。
那时候我的小说《风雅颂》写得快捷而顺畅。
写作之余我最少偷窥到有六到七个住在园里和常在园内的男人或女人去给那挂有“凡有情人的人，都为她浇次水吧”纸牌的黄花草浇水和施肥。
直到那簇黄花草因为水肥过量，反而有些淫害伤病，露出水涝而黑的花叶，才在另一天的黄昏里，夕阳布满天空之后，总是从一个花草满园的人家奏出钢琴弹奏声的女主人公把我写的纸牌取下来，又挂上了她写的纸牌，上书四个大字：“适可而止！”
后来的事情，出现了一个最无趣的结局：这个园子真正的大主人——张总让他的部下把那簇黄花草移栽到了路边的一处空地上，而用水泥把路中央的天然花池填了起来。
张总前半生的梦想是做画家，后半生这园子就是他的人生杰作了，他像梵高容不得向日葵上有个苍蝇一样，容不得园子的路上有着野草、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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