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医学与哲学》杂志在第4期发表文章《告别中医中药》，作者是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张功耀。文中，作者说中医药“不文明、不科学、不人道，危害生物多样性”。由此引起一片哗然后，又在10月7日，发起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征集网络签名活动。短短几天，签名过万。
这并不是个案。事实上，从晚清列强入侵中国，西学东渐，西医在中国落地生根，中西两种异质的医学体系并存，冲突在所难免。从那时开始，中西医论争日益激化，医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因此从道光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都曾制造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
民国时期的名人中，曾有反对国医（中医）的风潮，其中还有不少重量级的人物都曾经反对过中医，如：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鲁迅、陈独秀、胡适、傅斯年……我们回顾一下吧。
北洋时期，政府开始无视中国传统医学、一味推行西洋医学。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西医)，完全把中医药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这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首先公开批评北洋政府的医学教育政策，拉开抗争序幕。当时，他指出清末民初两次制订学制均以日本体制为蓝本，而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就已推行废除中医的政策，其不列中医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决非“漏列”。
1913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在接见京师医学会代表时毫不掩饰地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接着，在教育部公布的教材中，把中医摒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
上海 “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通函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进京向教育部、国务院请愿，力请将中医纳入学系。各地民众也纷纷抗议。迫于压力，政府搪塞说不会废除中医中药，但仍拒绝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计划。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1922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管理医士暂行规则》，出台了种种摧残中医医生、束缚中医医学的条款，受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上海中医学会迅速行动起来，各地纷纷响应，派出代表赴南京请愿，内务部被迫宣布暂缓实施《医士规则》。
最早提出“反中医”或“废禁中医”观点的代表人物，则是一个叫余云岫（xiù）的人。
余云岫字岩，号百之，谱名允绶，1879年9月14日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余岩村，年少时习中医，后到日本求学。在日本，他发现汉医（即中医）在日本已被废止；他比较日本的西洋医学和自己早年学的中医，觉得相形见绌，遂立志于医学革命。
回国后的第二年，即1917年、他写成《灵素商兑》一书。这是一本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的奠基著作，在书中、他把中医批得一无是处，如“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说中医“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声称“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
1929年请愿团。左起（后）张梅庵、张赞臣、蒋文芳、岑志良（前）陈存仁、谢利恒
接下来的时间里，余云岫一直鼓吹中医是“杀人的祸首”，主张“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开始时，余云岫的名气不大，他的言论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到了1929年2月，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时，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提出：取消旧医药（那时中医中药被称为旧医药），全盘否定中医中药。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会，提交了议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结果除“一个‘医学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外，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
这里需要交代一句，这次会议没有一位中医人士参加。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率先将此事公诸于众；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然刊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消息一出，医界鼎沸，全国震动，立即爆发了中医历史上空前的一致抗议。
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国医学院、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采取统一行动，于1929年3月17日，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15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
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为此以“中医药界奋斗号”一刊发起了对取消旧医药的抗命。同时，叶开泰（汉口叶开泰，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广州陈李济，号称中国四大中药房)由时任管事陈让泉连同其他两位请愿者赶赴南京，于行政院议事厅中舌战余云岫，据理力争，最终迫使卫生部长薛笃弼现场表态：“对于中西医并无歧视，当本良心主张，对于中西医学，断不有所偏袒。”
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也都电请保存国医。1930年5月7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最终于第226次政治会议上，正式确立了中医药的合法地位。为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而事实上，这次废止中医失败，中间还另有隐情。当时恰逢汪精卫的岳母患恶性痢疾，请遍当时名医，都没什么效果，病人奄奄一息。后来，请到了老中医施今墨；他不多说话、只是把脉，就一一道出病情，惊得病人连连点头。开药后，施今墨充满自信地告诉病人：安心服药，3天后痢疾就会停止，5天后胃口就会好转，10天后痊愈了，不必复诊。
后来，施今墨的说法一一被验证，病人服下汤药，很快痊愈。于是，汪精卫不仅不再废除中医，而且还题赠了“美意延年”的牌匾给老中医施今墨。
虽然这次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政府的反中医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废止中医一直在以变相的手法进行着。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号召力很强，是中医界一个强有力的组织。1931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强令解散该会。其后，全国17个省市及南洋、菲律宾等223个团体的457位代表参加请愿，惊动了蒋介石。他先是煞有介事地撤销两部公告，但等代表一撤马上就推翻了自己的诺言。
为了缓和中医界的愤怒，1930年3月，应焦易堂等人提议，仿照国术馆之例，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国医馆，并在各省及海外设立分馆、支馆。名义上是国民政府每月支给五千元，但从第二个月起就减半发给，使得国医馆迟迟办不起刊物、开不起训练班。
我们再回到2006年，说张功耀的投票。三天后的10月10日，国家卫生部注意到此事，并给出了明确的态度，说反对并取消中医中药的言论和做法是“对历史的无知”。
卫生部的这个评价可谓非常准确。因为2006的这次中医风波，即便在新中国也不是首例；其中，有的影响还很大。如1985年，北京、上海的62名西医专家，出于争取科研经费等原因，联名上书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医不科学，中医可能是伪科学”，呼吁“国家不能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中医研究上”。
尽管每次风波都没有能够把综艺中医废止，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中医都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对中医的认识不足，不只是医疗从业人员的问题，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更成问题。所以，很多有责任感的医学界人士都是寻找一切机会，替中医站台。
曾担任过黄克诚、陈云保健医师的段向群在一次讲座现场，被一名女生提问问题：“鲁迅先生是中国的大文豪，如果中医如您所说的那么伟大、无懈可击，他又为什么要反对中医？消灭中医呢？”
段向群对此的答复是：“鲁迅先生是我们中国一位很伟大的文豪。但他在日本学的是西医，自始至终，他对中医没有进行过任何研究，这是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其次，他对中医的反感缘于自己的成见，因为他的父亲被庸医治死了。另外，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鲁迅先生患肺痨去世时只有56岁，西医并没有将他治好。我敢肯定，如果他选择中医，有希望活到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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