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边塞诗是古诗词中家国情怀的最好体现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开创了中国诗词抒发家国情怀的五种典型样式：
第一类，去国之思，离国之痛。
《卫风·河广》云：“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客居异乡，遥望思念自己的家国，情深而无奈。这类诗词在宋朝达到了极致。
北宋鼎盛期，版图只有唐朝的1/5至1/3；南宋偏居一隅，再来一个腰斩。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的“燕然”，苏轼“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云中”，岳飞“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贺兰山”，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轮台”，都不在宋朝版图之中。
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陈亮“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辛弃疾“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去国之思上升为离国之痛，终于到最后成为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亡国之悲。
第二类，怀古忧今，盼国中兴。
《王风·黍离》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远行者经过故都，见宗庙宫室遗址上黍稷离离，内心忧伤不已。这类诗词发展为后来的怀古诗词。其中的不少诗词，不仅仅停留于怀古，还深藏着对国家中兴的期待。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是曹操期待结束生灵涂炭、恢复天下一统的沉思，“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是王昌龄、杜甫的深情呼唤，“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是刘禹锡、杜牧对历史兴亡的感慨。
第三类，舍家报国，一往无前。
《秦风·无衣》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对于这首诗歌，曹植的名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堪称最好的概括。这类诗词在唐代边塞诗中达到了高峰。
唐代的边塞诗，题材广阔，意象宏大，基调昂扬，大气磅礴，歌行、绝句、律诗各种体裁兼备，堪称唐诗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亦是古诗词中家国情怀的最好体现。
高适“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祖咏“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李白“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卢纶“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李贺“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李颀“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严武“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唐代的边塞诗有牺牲的悲壮，却没有屈辱的悲伤。这是大唐的精神，也是值得推崇的家国情怀。
唐代的边塞诗是高峰，但并不是说之后这类诗词就没有了。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清代将军杨昌浚“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读来依然让人血脉偾张。
第四类，时运不济，忧国忧民。
《小雅·节南山》云：“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无缝承接这一忧国忧民感情的人，当数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传诵千古，绵绵不绝。
之后，唐代大诗人杜甫亦堪称代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如此悲天悯人的情怀，让杜甫成为公认的“诗圣”。
李白与杜甫之高下，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窃以为，就艺术的天才性而言，杜不如李；就思想的深刻性而言，李不如杜。这个思想的深刻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家国情怀上。
杜甫之后，白居易“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忧民多于忧国。北宋李纲“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明代于谦“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也值得一记。
第五类，歌颂英雄，安邦定国。
《大雅·皇矣》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这里，歌颂的是周王文治武功、开疆拓土，救民于水火。
汉高祖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是对自己的歌颂；唐太宗李世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是对重臣的歌颂；唐朝诗僧贯休“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是对吴越王的歌颂。
上述五种类型经常交织在一起，甚至在同一位诗人或同一篇作品中都有交织，使得任何分类都有些顾此失彼。但不加以条分缕析，又会失于笼统和混沌。
从“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家国情怀”从来都不只是摄人心魄的文学书写，而更近乎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精神归属。
（作者：上海市写作学会常务副会长、上海江东书院创始人 韩可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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