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兵变：孙中山请袁入瓮的妙计，袁世凯用"阴谋"如何轻松化解？|北洋政府|南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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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2年2月中旬开始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交接中，一个逐步显露出来的问题引起了人们新的关注。也正是这个问题使得一度沉寂的南北争端再度趋于表面化。这便是南北双方对于“清帝退位，南方举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一语确切含义的诠释上的根本分歧。

1、当选总统的“三项条件”

很显然，就孙中山方面而言，他竭力希望将这次总统的变更局限在他与袁世凯个人的进退的范围，而不涉及到南京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整个政府组成变化问题。

因此，在清帝退位，临时参政院举袁为临时大总统的选举结果既定之后，孙中山即一面向南京临时参政院提请辞职，一面屡屡电促袁世凯本人速赴南京就职。至于北方的管理和秩序维持，孙中山认为，只能“由南京临时参政院赋予袁世凯的临时委任的举荐权”，并声明，袁世凯如虑一时北方无人维持秩序，“当可由执事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守北方全权”。“至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

可以确定地说，直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时，孙中山并没有考虑过因此次总统易手而将引起的临时政府的改组以及北洋军事集团的其他人物在这个政府中的位置问题；更不会涉及到这个临时政府任何既定章程的更动；临时政府除临时大总统一席交袁世凯外，其余均必须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

在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政院提出辞职咨文中，特地附有这样的三项前提条件：

（1）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能更改。
（2）临时总统辞职后，参议院举定新总统须亲到南京受职。
（3）《临时约法》及临时政府所颁之一切章程，新总统必须遵守。

孙中山还特地提出，只有当新总统完全履行上述条件，并到南京就职时，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及国务员始行解职”。他认为有了参议院及宪法，袁就能遵守宪法，服从舆论。

孙中山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意图是不言而喻的。他想以这种“调虎离山”的办法让未来的中华民国政府远离于北洋势力之外，等到袁世凯和他的军事后盾分离之后，再以《临时约法》加以钳制。这样，袁世凯就孤掌难鸣了，不得不乖乖就范了。

三项附约同时也意味着：只有袁世凯依照此约，才能谈得上就任民国总统之事；否则，以往所立协议，均无从谈起，袁世凯自然是两手空空了。

北方的北洋集团对于这个总统职位的看法和南方却有着根本的不同。显然，当他们将袁世凯的个人进退和整个北洋集团的政治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时，新总统的就职和中华民国的政府改组也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2、孙、袁的争执

尚在清帝退位前夕，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人即向南京的孙中山、黄兴、伍廷芳暨武汉的黎元洪提议，要求南京电示：“应推之大总统及政府必要之人员与地点。”

而对于南京临时政府和新政府的组成，他们的一致态度是：

“宣布共和之日，两方政府同时取消，临时大总统并须预行推定，其临时政府必要之人员及临时政府暂设之地点，应由双方共同商定。”

在清帝决定退位的同日，袁世凯本人除了竭力宣布其维护民主共和的态度外，也对于清帝退位后，如何迅速协商“统一组织之法”，表示了急切的态度，并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愿南下就职。

所以，定都问题和新总统南下就职问题，就成为孙与袁之间在北洋政府成立问题上的最后一战。南方明确地表明了把临时政府的首都设在南京的态度，而北方的态度恰恰相反。

我们可以看到，在清帝退位后，由袁世凯以外务部的名义发出的致各国照会中，不但赫然地冠有“全权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领”的名义，而且，在这些照会中，还更为明确地提出：“袁世凯前经咨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很显然，袁世凯想通过这样的措辞向人们表明，新政府组建的法理基础来自于前清政府的勅命，与南方的革命党人并没有什么牵涉。

在同一时期的另一对外照会中亦称：

现在大清皇帝业已辞位，由前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兹奉袁全权命令，将原有之各部大臣均留办事，改名为各部首领。所有中外交涉事件，仍由本部首领遵守各条约，照旧继续办理。

这样，在这一时期的对外交涉中，北京政府已经俨然成了南京临时政府之外的一个新的政权，并且在事实上，在代替南京政府行使着对外职权。此时的北方不但已经把北京作为新的权力中心，而且，作为调和这场南北冲突的一个重要的让步条件，北方对于未来的正式政府的组成，仅仅是同意在未来的新政府中“似可多用南方人”一点上。

按照上面的这个照会，当袁世凯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成立之后，原前清各部大臣均可在新政府内维持原来的地位，而南京临时政府各部及国务员却将从此不复存在。

对此，南京临时政府，包括孙中山在内，均表示过明确的反对态度。孙中山并以“新总统未莅宁受位以前，本大总统暂不解职”为要挟，对袁世凯进行了抵制。

但我们也由此看出了在清帝退位之后，在如何组织南北统一政府问题上，南北双方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分歧。这个矛盾的焦点就是：袁世凯是南下“承受现在南京临时政府之事”，还是重新在北方组织一个新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对此，在这一时期袁世凯致湖北黎元洪的一份复电中曾特别提出：

“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将世凯释放，拟商请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接收之后，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

显然，袁世凯在这里借北洋集团势力对孙中山进行政治要挟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另外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关于清帝退位后“由袁世凯全权组织政府”一说，最早出于清帝二月十二日的退位诏书。

但相当的一些回忆都指出：在该诏书中所有的关于授予袁世凯全权组阁的内容，均为袁自行窜入改动的。这个事实表明，在清帝退位后，由袁世凯组织新政府，即北洋政权受自清朝政府而不是和盘接受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是整个北洋集团的既定策略。

因此，在此后的南北交涉中，北洋集团始终对于这个问题表现了不可动摇的态度。

很显然，在南北双方中未来由谁来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问题上的分歧表现了南北双方在根本利益上的不可调和性。果然，不久，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在新总统交接伊始便极为尖锐地表现出来了。

新政府的定都问题于是便成了上述问题的核心。因为，事实是，定都南京不仅关系着把袁调离北洋势力根深蒂固的北京，使其在革命党人控制下的南京不能再玩弄实力政治与政治阴谋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在两政府事实上并存的局势下，新的政治中心关系着哪一个政权更具合法性象征这一原则问题。

所以，在这一时期，新总统必须南下就职成了孙中山所坚持的辞职的必要前提。

尽管这一主张在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内部曾遭到过相当的阻挠。2月中旬，南京临时参议院以20票对8票的优势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这一议案，孙中山为了改变这一决议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终于使临时参议院接受了将未来中华民国政府设在南京的主张。

3、北京兵变

1912年2月26日，蔡元培、宋教仁、魏宸祖、钮永键、刘冠雄等一行五人及随行人员组成的迎袁专使团浩浩荡荡地抵达了北京。

这个使团强大的阵容显示了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必须迫使袁世凯南下莅职的坚定决心。在和蔡元培同日到达的孙中山的“劝袁南下书”中，孙中山称：“公旆南莅，文当依未光，左右起居，俾公安愉，俟公受事而夕退。”

通篇文字极尽了热忱，并且造成了一种你不来我即不走的强大的压力。在临行前，迎袁使团的各位代表们普经过周密的策划，甚至他们已经预备了最后的一手：倘袁世凯固执己见，拒绝南下，并和南方翻脸，他们便设法挽请孙中山留任，或者干脆重新选举新的总统。

2月29日的兵变大大地出乎了南京方面和北京的迎袁使团的意料之外，也从此使一度柳暗花明的袁世凯的南下就职问题急转直下了。

就在此次事变的前两日里，南京迎袁使团成员不但和袁世凯就南下就职问题达成了具体的协议，而且在北京受到了袁世凯十分热情的接待，宾主双方气氛极其融洽，袁世凯甚至和代表团成员们一起议定了南下各项事宜和具体路线。

除“须妥筹北方善后”之外，袁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愿南下的意思。

兵变在2月29日晚8时发生。其主要力量为袁最为亲信的北洋第三镇曹锟的军队。该军原屯扎奉天，滦州兵变北洋第二十、四十协兵变后，该军先赴滦州弹压叛兵，后于清帝逊位宣布共和时，经袁世凯檄调入京护卫。

29日晚，乱军焚烧东安门及前门一带，整个北京顿时火光燃天，抢掠达旦，商民被抢掠焚烧无数。

兵变不久，迎袁使团下榻的北京法政学堂招待所便遭到劫掠，各居室被乱兵持枪而人，蔡元培等人未及穿鞋，均以越墙而幸免，后逃入六国饭店避难。衣履盘费被劫掠一空。

第二天始，随着京城内乱兵窜入京城外，通州、天津、保定一带北洋各军相继发生劫掠变乱。

而且，随着兵乱地区的扩大，京畿一些地区发生了外国传教士被杀事件。参乱各军虽然部属不一，地点各异，但抢掠理由却极为一致：“吾等欲归，向汝求盘费，速与我，毋他理由也。”

北京的一些外国人居住区，如日本的东华洋行，扶桑馆等处也“稍有损害”。由于各处的巡警“防备并不竭力”，使兵变形势更加恶化。

北京城区内的兵变于次日即得到了“有效的弹压”。兵变后不久，北洋一些重要人物赵秉钧、王士珍、曹锟、段祺瑞等人，闻变均纷纷驰赴袁世凯寓居的石大人胡同请求弹压，推遇叛兵反抗，几罹不测。

驻守京城的武卫右军奉令不准向乱兵开枪攻击，“以免人民涂炭”。但随着武卫左军和禁卫军的相继参与“平乱”，兵乱终逐渐得到平息。

在兵变次日由北京向全国各地发出的通告中，除曾轻描淡写地大致介绍兵变情形外，惟称：

驻京畿第三镇兵第三营，以讹传项城大总统有克日南行之信，众心动摇，复以小故争斗启衅，山队纷逃，乘机抢掠，触翻灯烛，以致起火，延烧多处，直至天明始陆续救熄，现各兵队已分别逃散。事起之后，经各军队与教军及巡警尽力防卫，大总统府邸及南京专使住所暨宫城与各国使馆均安谧如常。

4、南京专使态度的转变

和同一时间由袁世凯本人亲自就兵变情形向孙中山所作的汇报一样，北京方面否认了此次兵变具有任何政治背景。在事变第二天由代表团首席代表蔡元培向孙中山、南京临时参议院所作的情况汇报中，袁世凯的这个通报进一步得到证实：

“…此事闻由第三镇兵变，杂以步军统领衙门所辖及禁卫军等专为抢掠起见，与政治无关，亦未滥杀人！”

帝国主义列强驻京使团对兵变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兵变时，在东郊民巷的使馆区已被立即戒严。外交团决定，每天派最精锐的外国部队在北京的街头巡逻。3月2日，唐绍仪致函外交团领袖，英驻华公使朱尔典，发出情势紧急，请其设法保护北京的请求。

英、日、法、美、德各使遂商决：自天津商调各国士兵入京，惟暂不采取“积极行动”。3月3日，英军1000人，美、法、德、日各200人到北京（一云美军500人），并于次日(3月4日)在北京进行了示威性的阅军式；3月5日，日、俄兵各千人，德兵百人，分别自旅顺、哈尔滨、青岛等地开往天津；至此，各国因中国兵变调入北京的军队已不下4000人，其中人员华日军一部由山海关调入北京；一部则在秦皇岛紧急登陆。与此同时，在入华的外国各军队司令举行的天津会议上，列强再一次强调了《辛丑条约》中关于天津附近20里内不许中国驻军的规定。

列强的军事压力使北京陷入了自辛丑变乱以来又一次极其严重的外交危机中。自此，不但北京城内人心浮动不安，而且整个中国北方的局势都因此空前紧张了起来。北方各省的督抚们纷纷通电反对袁世凯南下就职。袁本人则建议暂留北京6个月，先请黎元洪到南京任副总统，并代行总统职权。

北京兵变的内忧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猖狂出兵使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局势出现了相当难以预料的前景，迎袁专使们也因此改变了他们最初的主张。

对于当时北京方面的局势，蔡元培在这一时期的一份报告中解释：

去此数日间，袁公未尝离京也。袁公最亲信之将士，在北京之若是也。而忽有此意外之变化，足以证明袁公离京与否，与维持北方秩序非有密切不可离之关系。然自有此变，而军队之调度，外交之应付，种种困难，急待整理。袁公一日万机，势难暂置，於是不得不与南京政府协商变通之办法。

于是，本着“谋精神之统一，而不拘于形式之统一”的原则，在经过紧急的磋商之后，迎袁使团的代表们已决定牺牲此行目的，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要求迁就袁世凯，以达到稳定局势的目的。

因此，在3月2日蔡元培致南京临时大总统的通电中，除详细地汇报了兵变的情形之外，特地提出了他们通过研究磋商之后的关于局势的四点最基本的看法：

（1）宣布新选大总统袁世凯不必南行就职；（2）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3）袁在北京举行就职仪式，与南京、武昌商定内阁总理，即电所拟任内阁总理之人，请参议院承认后，由总理在南京组织政府，於南京现在之政府办理交待，组织完备，乃偕参议院迁往北京；（4）请参议院及内阁全部迁往北京时，用重兵护卫，以巩固政府，弹压地方。

从表面上看，蔡元培等人的这个关于新政府的提案是介乎南北之间的一个折中的方案。

但事实上，这个方案已放弃了当初南京方面制约袁世凯的两个最关键的措施：即临时政府首都设在南京和维持南京现有的临时政府的基本框架。因此，这个方案的提出并且被通过，已经基本上表明了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在上述两个方面努力的失败。而南京方面代表在袁世凯南下就职问题上的妥协，显然是和北京兵变以后北方形势的迅速恶化有关系的。

在3月2日蔡元培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的一份报告中称：

“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兵人京，设使再有此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目睹此情形，集议认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重要问题，余尽可以迁就，以定大局。”

5、南京态度的转变

迎袁使团在袁世凯南下就职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对于南京临时参议院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蔡元培等人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南京临时参议院的认可。在3月6日通过的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政府组织办法六条”中，基本上包括了蔡元培在前一日电文中的全部内容：

(一)由参议院通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二)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覆电认为受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就国务总理及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其同意；(五)国务院总理及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待事宜；(六)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起始行解职。这个通电，除了电复北京的袁世凯和蔡元培等外，并同时电达了国内各省。

确切地说，这只能算是新总统任职所必须履行的程序而非前提条件了。南京方面的“六条办法”和最初关于袁世凯就职问题的三项条件，已有根本性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上述蔡元培等人的报告中已经有了详细的解释。除此之外，在南京临时政府看来，他们也须通过这样的妥协以迅速成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并希望以此来取得列强在财政上的支持——当时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极为关键的。

一位西方的观察家这样评论南京方面在这一时期的妥协和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