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反对求助国联，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为自始至终，自1931年9月23日发出梗电始，迄1933年初日本退出国联，中国求助国联政策失败止，冯玉祥始终宣示反对立场，一直未改初衷。
国民党内胡汉民、李宗仁、孙科等人虽然也认为国联不足为惧，但他们基本上在李顿报告书公布后才秉持这一立场，此前并无明显表示。
这使他们与冯玉祥略有不同。一为旗帜鲜明，他通过发通电、提议案、出专著等方式，向国人明白昭示自己的立场。
他这种毅然决然的态度，是其他任何名人无法比肩的。他堪称反对求助国联政策第一人。
冯玉祥为何大声疾呼不可向国联求助呢?其中原因，可以列为以下两点。
(一)基于冯玉祥对国联的深刻认知
九一八事变前，冯玉祥未曾直接置评国联，但他在特定场合的一些言行间接反映了他对国联的基本倾向。
如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英、日屠杀中国同胞及国联的沉寂使冯玉祥清醒地认识到，“现今时代，公理人道，全不可恃”，“现在世界，无公理，无人道”，“如依公理人道，而求民族自决以救国家，实如梦想”。他甚至说“世界之无公理，强凌弱，众暴寡，已成国际定例”。
中原大战失败后，他归隐山林，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著作，思想进步相当快，他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认识也深深烙上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印记。
九一八事变后，因国民政府将国联视为主持公道的救星，冯玉祥力陈其非计，才得以将自己对国联的具体看法宣示于国人面前，其实这些看法在九一八事变前即已形成。
1931年9月23日冯玉祥发出致全国同胞电话，明确指出“中国数十年来积受帝国主义压迫之惨，国际公理究竟安在?国人稍有常识者皆知，国联组织不过一列强宰割弱小之屠场耳。”三天后，他在复熊希龄的电文中，又一次重申:“宰割弱小民族之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任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
1932年1月20日日记，他再次感慨:“操纵国联的几个列强，都是侵略的帝国主义，谁能替半殖民地的中华民族伸冤呢?事实上恐怕连公道话也不会说一句的。”在冯玉祥看来，日本固然可恶，但操纵国联的英、法等国也非善类，它们在欺压弱小民族问题上是一致的。
他后来干脆称国联为“强盗组织”，日本为东方的大强盗，“当然强盗是互相帮助的”，中国求助于国联，就是“找强盗们谈公理”。
国联调查团来华，他目之为“一群着洋服的强盗”，来华的目的无非强迫我国接受卖国条约，以便与日本协调，“对我实行瓜分共管”，因为帝国主义的本性“离不了分赃”。
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揭露国联的本性，如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议就称国联为“强盗机关”，9月30日，中共中央为九一八事件发表第二次宣言，强调“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希望国际联盟来帮助中国，无异与虎谋皮”。
这些措辞与冯玉祥的表述几无二致。从中不难看到，冯玉祥对国联本性的认识极为深刻。在他看来，国联既为帝国主义强国宰割弱小民族的机关，中国向它求助，要么无济于事，要么落得“国际共管”的下场，对中国不惟无益，且贻大患。这是他坚决反对求助国联的出发点之一。
（二)源于冯玉祥坚定的民族气节
1893年，12岁的冯玉祥迫于生计，投身清军，逐渐萌发了朴素的反帝观念。进入民国后，随着军职的不断升迁，冯玉祥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大，他的反帝观念愈加炽烈。多年来与列强打交道，使冯玉祥认识到“对待帝国主义，非用强硬态度不可，盖我若退一尺，彼便进一丈，只要理由充足，即勿妨以革命精神，与相抗衡也。”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对日本侵略奉行不抵抗政策，对此，冯玉祥从民族气节出发，力陈其非计，主张对日强硬，坚决抵抗。9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以为此时应成立雪耻军以对日人”。
在9月23日发出的对全国同胞电话中，他呼吁“统一革命力量，一致对外，先行对日绝交，准备对日决战”。翌日，他在日记中又提到“国事如此，伤心万分，除与日寇拼命以外，别无善法，如不问人家如何，我总应先去拼拼，为全国倡”，提出处此严重国难局面之下，“须以对日为主，对内为副”，后来他甚至说:“国家的事到了如此地步，我要不能抗日，莫如即日死了为好”。
1931年12月25日，他于太原致电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向大会提交“实行以武力收复东北失地”案，建议迅即组织国防委员会，挑选劲旅，集中最前方及其它重要地带，实行征兵制及全国总动员，总之，“除以武力与暴日周旋以外，别无保全领土主权之良策”。
正因为冯玉祥甚有民族气节，坚决主张抗击日本侵略，他对蒋介石的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依赖国联的政策当然难以苟同。虽然军事上不抵抗与外交上依赖国联并不具有前后因果的必然联系，但外交上依赖国联确实为国民政府实行军事上不抵抗政策提供了凭借。
查193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发表的告国民书，其中提到“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合理之解决，故已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这段话表明两者之间的关联已再清楚不过了，难怪冯玉祥在指斥蒋介石的种种行径时，也常常将“不抵抗主义”与“依赖国联”连在一起。
冯玉祥既然在抗日问题上态度最为鲜明，主张最为激进，他在挞伐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同时，当然也要反对依赖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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