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推出依赖国联主持公道政策之初，国内各种政治派别，除中国共产党外，对这一政策或赞成或默认，反对者极为罕见。在此背景下，冯玉祥大声疾呼，力陈求助国联之非计，颇为社会各界侧目。
只是形格势禁，冯玉祥的这一政治主张未能对国民党决策层产生丝毫的影响。那么，应该如何评价冯玉祥反对完全依赖国联的政治主张呢?
这两个问题要分开来看。总体来说，冯玉祥的这一政治主张建立在深刻把握现实的基础之上，抓住了能否依赖国联这一问题的本质，代表着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因而值得肯定。
反过来说，国民政府完全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实为一种误国政策，并不可取。首先，国联根本没有为中国伸张正义的意愿。
国联表面上标榜维持世界和平，实则为强国维系既有世界秩序并宰制弱小民族之工具，大权完全掌握在英、法、德、意、日等五个常任理事国手里，其中主要受英、法二国控制。
这些强国的代表往往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来行事，追求的是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根本没有公理与正义可言，自然对于涉及强国的争端态度模糊。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争端牵涉到国联的常任理事国日本，但因为这一争端系国联成立以来最大的国际争端，各方高度关注，国联如果不出面，很可能意味着它在道义上破产。
当中国代表向国联提交中日冲突的照会时，国联的反应并非十分激烈，甚至一度屈从日本的压力，赞成日方由中日直接交涉的主张。只是由于中国代表的据理力争，加上舆论的压力，同时为了表达对日本欲独占中国东北的不满，国联才于1931年9月30日及10月24日分别通过要求日军撤退的决议。
日本不惟不履行，反而以不断扩大侵略作为回应。此后国联对于中日争端实行采取拖延与敷衍的态度。
国联调查团从1931年12月10日国联通过决议组织遣派到1932年10月2日李顿报告书公布，前后历时竟达十月之久，而报告书既认定日本侵略东北并非自卫，又不允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却提出近似国际共管的建议，实际上变相地承认了日本在东北的优势地位，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与利益。
报告书公布后，国联中的许多中小国家认为既然报告书已认定日军行动系侵略行为，那么根据国联盟约的有关条款，力主对日实施经济制裁，对此大国又根本不予理睬。国联的种种行径表明，它无意于真正为中国主持公道。
它通过要求日军撤退的决议及认定日军进军东北并非自卫等，无非欲借此向日本施压，反对其独霸远东，从根本上说，仍属强国之间利益争夺使然。其次，国联完全没有替中国主张公道的能力。国联成立之时，本身就是一个极为松散的国际组织，它所依赖的国联盟约并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
它之所以还能处理部分较小的国际争端，无非是利用大国的影响力来处理事务，一旦遇上中日冲突这样的棘手争端，国联的表现就极为软弱无能。冯玉祥1932年3月10日日记称国联为“纸老虎”，所喻至当。
1932年，颜惠庆取代施肇基成为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他在日记中也特别感慨“国联行政院非常软弱”。事实正是如此，1931年10月24日，国联通过决议，要求日军在11月16日前撤回9月18日前所驻地点，但主持国联事务的法国外长白里安等人又称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规定，理事会一切决议应得理事国家包括当事国在内一致通过，才能发生效力。
这不过是强国实用主义导致的对国际公法的曲解。
日本即借口日方投了反对票，声称理事会决议未得一致同意，不能算通过，日本将不受决议限制，终使撤兵决议成为一纸空文。
不久日方为了拖延中日事件的解决，为在中国东北扩大事态，成立伪满洲国，造成既成事实创造条件，忽然一改先前坚决反对国联派遣调查团来华的态度，表示同意国联调查团之行。
国联舍此亦无其他办法，不得不借此敷衍世界视听。后来国联报告书公布，日方因其未能完全满足其欲望，强行退出国联，终使英、法等国企图利用国联来约束日本的希望完全落空。
其实根据国联盟约第十六条，国联各成员对于被认定为侵略的一方可以对其实施经济制裁，胡适等人曾敦促西方大国“能履行其所应尽之义务，立取有效行动以维世界和平”，但英国等国正陷入席卷全球的严重经济危机之中，法国面临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威胁，自顾不暇。
它们不愿冒着直接卷入中日冲突或招致日本报复的风险而对日实施制裁，本质上因为惧怕日本，不敢采取有力行动，终使国联对中国的支持始终是口头式的、会议式的、纸面上的，没有任何实际效果。由上可见，国联对于为中国主持公道既无心也无力。
随着国联对日软弱日渐昭著，国人对国民政府完全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不断发出质疑声音，李顿报告书公布后，质疑声浪达到了高潮，如李宗仁曾在广州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无论如何都不能依赖国联。事实上，国联对于东省事件，有无解决的诚意，固然成问题，恐怕有无解决的力量也还成问题呢。
事至今日，国人应该彻底觉悟，国联无论如何是依赖不得的!要收复失地，只有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李宗仁的这一看法呼应了国内主流民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颜惠庆在晚年曾对此反省，颇有感慨，他指出: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对国联寄予重望，最终“陷于一种复杂错综，似有所为，实无作为之机构中，无以自拔。失望愤恼之余，认为已被强国所卖，从而感觉国联也者，无非强国的方便工具，徒供其达到自私自利的企图而已。”
颜惠庆作为中国驻国联的首席代表，他的反省应该是极为深刻的。从其回忆中可以看到，他晚年对国联本质的认识与1931年9月冯玉祥两次通电对国联性质的判断几乎完全一致，坐实了冯玉祥的先见之明。当然，冯玉祥反对依赖国联的主张也存在不足。
他既然判定国联系帝国主义列强宰制弱小民族的强盗组织，当然对中国在国联开展活动持否定态度。尽管他也认为“各帝国主义势力在远东之冲突已到了白热的程度”，但最终仍会调和妥协，走上分赃一途。
他夸大了列强妥协分赃的一面，却忽略了列强之间也有可能因分赃不匀而发生你死我活的争斗的另一面。
1932年12月，他在《谈谈中俄复交》一文中甚至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与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势不相契合。
实际上，国联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其内部操纵事务的英、法等强国并不甘心日本独霸远东，与日本矛盾重重，国联中的大部分成员系中小弱国，它们对中国均抱同情态度。
中国正可以利用国联这个平台，揭露日本侵华真相，争取更多支持，扩大国际宣传，以便在中日舆论战中争得先机，占据主动。
如果将国联这一平台拱手让予日本，日本更加可以混淆视听，肆意妄为，给中国带来更大恶果。国民政府将中日争端诉诸国联，本身并没有错。它错就错在未能谋求自救之道，而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国联身上。
冯玉祥反对完全依赖国联，当然是正确之举，但他不提倡中国在国联开展活动，似有矫枉过正之嫌。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汲取了九一八事变后的惨痛教训，在向国联申诉的同时奋起抗战，从而迈上了历史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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