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国共合作全面抗战阶段。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随即开赴华北战场开展抗日斗争。为抵抗日军进犯和蒋顽进攻，保卫陕甘宁，中央决定成立绥德警备区，并任命陈奇涵为绥德警备区司令兼防空司令。
陈奇涵是江西兴国人，早年投笔从戎，参加了滇军和北伐军，后进入黄埔军校做教官，许多高级军官都是他的学生。后协助朱德创建军官教育团，任参谋长。1927年蒋介石公开反共后，返回兴国组织农民革命暴 动，任赣南特委军事部部长兼省军事部办事处主任，红军第3军教导团团长，红3军、红4军参谋长等职，参加了反“围剿”和长征。在任绥德警备区司令之前，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教育局局长。
绥德警备区是国共合作共管区，军务由中共方面负责，政务由国民党派员管理。警备区离延安不远，有晋绥公路直达，为陕北通往华北的交通要道，且濒临黄河西岸，河防长达数百公里，还有宋家川、螅蜊谷、太平等重要渡口，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该区黄河之东，有日本数个师团相对，南、西、北三面被国民党30万大军包围封锁，虽然建立了国共统一战线，但摩擦与反摩擦斗争时有发生。
在绥德地区，国民党控制的行署专员叫何绍南。他是江苏武进人，是个著名的“反共”摩擦专家，手下有3000多名特务和4个保安团，还是“抗敌后援会绥德分会”主任，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任副主任。
何绍南当了主任以后，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保安队四百余名，收买了“铲共义勇队”和一群兵痞、匪徒，合编了五个保安大队，分驻各县，蓄意摩擦。于是，陈奇涵领导的警备区，不仅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同时，还得跟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激烈、复杂的斗争。
1938年5月，何绍南指使国民党保安队在子长县杨家园子村袭击八路军干部，打死一名八路军连长，制造了“杨家园子事件”。事后，他还百般抵赖，否认是他们所为。陈奇涵立即派人到出事地点，在当地群众支持下，取得大量人证物证，迫使何绍南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是他们所为，还写了“协议书”，虚伪地保证以后类似事件不再发生。陈奇涵不仅未被何的虚伪保证所迷惑，还进一步查明，何绍南制造的“杨家园子事件”，是为配合日军向河防进攻的一个预谋行动，其企图是通过袭击八路军，杀害八路军干部，以削弱八路军防务，配合日寇进攻绥德。“杨家园子事件”及其背景真相地揭开，既揭开了何绍南假抗日真反共、引狼入室的罪行，还打破了日寇利用何为内助进攻八路军的阴谋，既教育了群众，又打击了敌人。但何绍南不思悔改，仍继续作恶。
1939年以后，何绍南按照蒋介石“溶共”“防共”“限共”的密令，一方面与日寇暗中勾结，派特务与日军暗通情报，为敌机指引目标，轰炸八路军工事；另一方面进行反共骚扰活动，派所谓“打狼队”，袭击中共人员；组织“美女队”勾引我军战士逃亡；以保安队冒充八路军进行偷盗、抢劫、私贩烟土等为非法活动，败坏我军声誉；又鼓动地主反攻倒算，唆使他们到处拍电报，并欺骗不明真相的学生集会游行，上街“请愿”，妄图把八路军赶出警备区。
对于一述种种阴谋诡计，陈奇涵沉着应对。他派出我方人员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无情地揭露顽固分子假抗日、真反共投降卖国的桩桩罪行，揭露顽固分子冒充八路军进行为非作歹的件件卑劣行为。同时他采取依靠群众力量，保护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分子的政策，争取上层进步人士，孤立打击少数反动顽固分子，终于打击了何绍南进行反共的种种举动，平息了他们挑起的“请愿”骚动。
在任绥德警备区司令时，陈奇涵经常与何绍南斗智斗勇，屡屡失败的何，总想挽回些面子。
1939年，何绍南从胡宗南那里要了个“少将法官”的头衔，即大摆宴席，宴请各界，想耍一耍威风。酒过三巡，何绍南佯装大醉，竟奚落陈奇涵说：“奇涵兄，兄弟我是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现在又是少将法官。老兄你是什么衔级呢？”
陈奇涵厌恶地瞟了何绍南一眼，淡淡一笑，回击道：“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为做官。若你一定要论衔级，那么，你好好想一想，我在黄埔军校是当教官的，陈诚、胡宗南都是学校的学生，你说我该是什么衔级呢？”
何绍南一听，瞠目结舌，脸红耳赤，恨不得直往地缝里钻，无地自容。要知道当时的陈诚已经是武汉卫戍司令和第六战区上将司令长官，而胡宗南是第34集团军上将总司令。
陈奇涵说这话的意思很明确，你家上司都是我学生，你算个球！
何绍南当然不甘失败，他于1939年底撕下了伪装，纠集了13个保安队，公然袭击绥德警备区八路军部队。八路军奋起反击，将保安队大部歼灭，何绍南也灰溜溜地逃出了绥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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