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晋武帝司马炎，晋朝人和后来人都有不少议论：当时人的评价，大抵上是毁誉参半；后人的议论，往往着眼于晋武帝统治政策和措施的种种失误，并追究其诱发“八王之乱”和西晋短期崩溃的责任，自然是毁多誉少；20世纪下半叶的学界，更是把晋武帝与当时门阀士族的腐朽联系起来，有全盘否定的倾向。在此，我们又如何看待晋武帝和他的统治呢？
如上所述，晋武帝的治国方针具有他所处时代的明显特征，并受到其父祖辈的直接影响，他标榜“仁俭”和孝道，尊崇名教礼法，本身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也受到了当时人的称誉；他的一些治国政策，大都能顺应时势变化而有所兴造或调整。总体上说，在我们所讨论的“治国方针政策”方面，晋武帝是成功的，至少在他统治的前期是如此。干宝《晋纪总论》称：“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话中虽不无溢美之处，但太康治世的存在，则属无疑。《晋书·武帝纪》唐太宗制曰：“于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这是后人对于晋武帝的统治，也有肯定的评价。
然而，我们在肯定晋武帝于制礼作乐、立制垂范有所建树的同时，却不能不注意到事情的另一面，即晋武帝的统治中包含着不少弊病。例如，刘颂上疏晋武帝，指出“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终”，即建立制度之后未必能认真地贯彻其精神并予以落实；干宝则批评他多“苟且之政”。王夫之从“用人与行政”的关系评说晋武帝的统治，既显明其“行政”之得，亦揭露其“用人”之失：“晋承魏之安处，时非无贤，而奖之不以其道，进之不以其诚，天下颓靡，而以老、庄为藏身之固，其法虽立，文具而已。”当时人的见解和后人的评断都表明，晋武帝是一个相对缺乏治世精神的君主，故而其统治表面上“宽弘雅正”，骨子里却积弊深重，难怪刘毅把他比作汉世之桓、灵二帝。对于晋武帝缺乏治世精神的后果，当时人已有深切的认识，《晋书》卷三三《何曾传》称：“国家应天受禅，创业垂统。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然而，就晋武帝本人而言，他非但认识不到危机的存在，反而在平吴之后，因群臣称颂功德、鼓动“封禅”而萌生骄心，以至于奢靡淫逸，怠于政事，西晋王朝的统治危机也就伴随着晋武帝的这一转变而益发深重。
探讨晋武帝统治的得失，我们终究还是要落实到寻绎诱发“八王之乱”的原因方面来。《晋书·武帝纪》唐太宗只把八王之乱的起因归结为晋武帝“建立非所，委寄非才”，即立惠帝失当和托杨骏辅政失策，两者中当以错立惠帝为关键。宋人叶适的议论，对“惠帝定嗣”及此事所牵涉的政治纠葛有精当的分析，《习学记言》卷二九称：
晋武帝时大议论有四：惠帝定嗣，一也；贾后为冢妇，二也；贾充、荀勖进退，三也；齐王攸去留，四也。晋之治乱存亡虽在此四者，然不过一本。昔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武帝二十五子，惠之无慧，帝自知之，而终不决者，恃愍怀尔；又明见充女不可，然竟纳为妇，以成愍怀之酷，实勖辈弥缝其间；末年恐攸挟众望夺嫡，又为逐去，以速其死：帝本于一事不了，故四事无不然。
晋武帝时朝廷内党争不断，此伏彼起，后来党争的焦点便集中到惠帝废立一事上，叶适所论清楚地揭示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可以说，晋武帝明知惠帝不慧而执意要立他为嗣，是导致在他去世后政局失控的直接根源，对这一点的认识，可谓古今一辞，并无异议。
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晋武帝明知惠帝不慧，还要立他为嗣而不改易呢？按《晋书》卷三一《武元杨皇后传》所说，杨皇后以“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为辞，打消了武帝的废立之念。《晋书·武帝纪》则称：“爰及末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这是说武帝寄希望于皇孙司马遹（愍怀太子）。我们认为，就细节而言，这两点都会对晋武帝立嗣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晋武帝对自己亲手建构的政治权力秩序感到比较放心，相信惠帝在大臣的辅弼下，能够保住司马氏的基业；晋武帝晚年能够“怠于政术，耽于游宴”，也是基于这一判断。
然而，“八王之乱”正是在晋武帝建构的政治权力秩序这一“沃土”上萌发的。八王之乱由杨骏擅权、贾后干政的宫廷斗争发端，继之则拥有实力的宗王先后登场，角逐中枢权力。在此过程中，晋武帝生前培植的后党（杨氏）、太子妃党（贾氏）只能假皇帝之威行事，力量较为脆弱，真正具有强大实力和持久影响力的变乱主角无疑是司马氏宗王。那么，宗室诸王的实力从何而来？又如何能够参与到中枢权力斗争中来？归根到底，晋武帝实行的分封宗室、宗王出镇和宗王参政等一整套制度，为宗室诸王参与中枢权力斗争提供了实力基础和相应的参与机制，八王之乱“是西晋宗王政治派生的宗王参政、宗王分封、宗王出镇等一系列弊端所引起的必然结果”。要而言之，关于八王之乱的成因，尽管说法很多，但我们倾向于基于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的“多因素论”，即八王之乱是晋武帝“建立非所，委寄非才”的人事因素与重用宗王的制度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鲁力最近的一项研究，使我们对八王之乱成因的认识趋于具体化。他把八王之乱中先后上台掌握或争夺中枢权力的各种势力作了排比，进而对这些势力先后上台和灭亡的原因作了剖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就是，在晋武帝生前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自上而下依次为：皇帝（晋武帝），外戚（后党、太子妃党），宗王（尊亲、至亲、疏亲），门阀。这个权力结构是由皇帝一手构筑的，同时也由皇帝来操纵。晋武帝死后，即位的惠帝是弱智，来自顶端的操纵力量不复存在，后党、太子妃党、尊亲、至亲、疏亲于是依次上台和灭亡。整个事件之所以发生，追根溯源，都是因为皇权与门阀这一矛盾的存在，中间的所谓外戚与宗王，都是为加强皇权而在门阀之上人为培植出来的叠加势力，八王之乱不过是这些叠加势力的汇演。令人眼花缭乱的外戚与宗王掩盖了八王之乱的本质，待这些人死丧略尽、尘埃落定之后，门阀势力才居于主导地位，出现东晋的门阀专政局面。
如果我们作一番联系的考察，则王夫之评论晋武帝定制说：“魏之削诸侯者，疑同姓也；晋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疑天下也。疑同姓而天下乘之，疑天下而同姓乘之，力防其所疑，而祸发于所不疑，其得祸也异，而受祸于疑则同也。”我们认为，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小农经济社会里，皇权是最重要的社会统合力量，一个健全稳定的皇权，是社会繁荣进步的前提条件；而在皇位传承的“家天下”体制下，一姓皇室为了维护独享的皇权而加强皇族力量，本身也无可厚非，但要有效地维护皇权，最根本的还在于皇权体制下的理性行政因素，包括皇帝自身的行政能力、健全的官僚制度和官吏奉公守法等。晋初的情况有其特殊性，如曹魏禁锢宗室的前车之鉴、门阀势力日益增长等；在这样的形势下，晋武帝为了防范门阀势力，“疑天下”而过分重用宗王，另一方面又忽视皇权体制下的理性行政因素，由此造成其统治倚重倚轻的失衡局面，这或许是其统治政策失败的症结所在。
本文节选自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增订本）》中篇第六章“论晋武帝的治国之策”，注释从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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