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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恺

为了让“气候变化社会学”及其研究早日形成“气候”背后的故事

作者 | 宋国恺

作者单位 |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工作系

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

原文 |

应《社会学研究》编辑部邀请写“作者手记”,承蒙厚爱,我欣然应允,实为尝试。既然是手记,我就不喜欢板着脸再讲一通枯燥的学术,而是很自然、随性地说说完成这篇文章背后的故事,目的是让读者既感受到这篇手记与文章有关联,但又不是在复述文章,同时又感觉有故事有意思,如果对读者有启发那就更好了。

“学则须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从事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意识至关重要,在不疑处有疑问,善于质疑。2021年1月初,我学习了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中国实现2030前碳达峰目标及途径》一文,当时读到这篇文章时着实有点懵,一方面感觉这个选题离我们有点远,似乎遥不可及,有“杞人忧天”之感;另一方面,我对文章中的好多学术术语、概念以及碳排放的基础知识都不懂。众所周知,2015年,中国提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行动目标,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20年9月,中国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可见,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任务。坦率地说,我对这个问题一点儿也不敏感,甚至可以说不怎么感兴趣,因而没有静下来心来了解碳达峰、碳中和究竟为何物。我在读胡鞍钢教授的这篇文章时,是硬着头皮去学习的,读罢深感自己孤陋寡闻。这促使我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发现国内已有不少研究在关注这个主题了,但多为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环境保护等学科或领域。我再回过头看看国内社会学界对这一主题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结果发现国内社会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远远落后于上述学科和领域。国内社会学界拥有这样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关于这个主题的相关研究论文却仅有百余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也就50余篇,发表在社会学专业期刊上以“气候变化”命名的论文仅有2篇,分别是张倩的《牧民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脆弱性——以内蒙古荒漠草原的一个嘎查为例》(《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6期)、洪大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及其社会学意义》(《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2期)。碳达峰、碳中和已上升为我国国家战略任务,但为什么国内社会学界对这一主题却并没有表现出像公共管理学界、经济学界等学科和领域那样的兴趣和热情呢?我对此很疑惑。既然国内社会学界是这个状况,那么国际社会学界对这一主题取得了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呢?正是带着这样一个又一个疑问,促使我不断质疑、不断探索、不断总结,最终产生了这篇文章。

“做早晨三、四点打鸣的公鸡”。我的导师陆学艺先生生前反复强调并教导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同志,“要做早晨三、四点钟打鸣的公鸡”。为什么呢?公鸡报晓早了,招人烦讨人嫌;报晓晚了,天已基本大亮了,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而早晨三、四点报晓,恰到好处。这个比喻意指做社会科学研究要有超前意识,要起到为决策者警示提醒、出谋划策的作用。这样既恰逢其时、踩准时点,又能先于决策半步。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简称IPCC)综合评估报告是迄今最大的全球变暖科学评估报告。早期的IPCC评估报告基本都是自然科学家完成的,很少有社会科学家参与其中。随着气候变暖,社会科学家也参与其中,但多数为欧美、日本的社会科学家。他们专业背景深厚,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加之语言的优势,基本把持和左右全球变暖的评估进程。而在我国,主要是中央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和个别有影响力的学者在参与其中,整体而言我国学界参与的时间较晚,参与的人数很少,参与的广度、深度也远远不够。

IPCC综合评估报告不仅要求在理论上有建树,而且要求在方法上有特点,还要求评估结果需建立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气候变化的国际争论已演变为地缘政治,而在地缘政治和气候谈判中,更加迫切要求从社会科学角度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用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和专业知识予以回应。基于上述认识,在未来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及参与国际气候谈判中,如何贡献社会学研究智慧、发挥社会学专业智库作用,则给我们社会学界提出了更新的期待,更高的要求。这也是促使我完成这篇文章的初心。

“文章是逼出来的,文章是改出来的”。写文章是一件苦差事,文章多是逼出来的。对不少学者而言,同时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往往使得个人手头上的事情千头万绪,文章多是在急急忙忙、抓耳挠腮、熬灯费油的过程中被逼迫着写就。初稿出来后,文章一遍又一遍地经历修改,最终才能定稿。《气候变化社会学:研究进展及其中国意义》一文经历了这两个环节,尤其是第二个环节让我对“文章是改出来的”这一句深有体会。

这篇文章投稿之前已是数易其稿,与初稿相比面目皆非。投稿后,我很快收到匿名专家的意见,专家意见非常专业、到位,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专家的期待很高、要求很严,工作量也很大,这促使我又阅读了大量的英文文献。匿名专家尽管对整体框架作了肯定,但对每个部分的要求几乎都是大修。《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要求更加严格,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我也不记得修改的具体次数了,总之是修改了N次,这在其他刊物是不多见的,实在令我印象深刻、刻骨铭心,甚至可以说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洗礼。定稿前,编辑部互校后,又给我发来了一堆细节性问题。我继续回应和修改,最终才定稿了,真可谓“为伊消得人憔悴”。定稿与初稿对比,可以说是“面目全非”。这也让我结结实实地体验了一把“文章是改出来的”的深刻意义。

还有一个细节给大家分享一下。文中有一张通过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做出来的“与气候变化社会学研究相关的出版物及被引频次分布(2000-2023)” 图,这张图是我通过检索数据库自动生成的,但是责编要求按照《社会学研究》的规范要求去处理这张图。我本来天资愚钝,结果就为这张图折腾了5次,最后责编建议把原始数据发去帮我来做。我看就最后一步了,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的事甩给责编,通过自己的“钻研”,最终使图片达到了社研的要求和规范。说实话,最终我也学会了做类似的图,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这里再次向《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严谨表示深深的致敬。

另外,这篇文章是综述性文章,这就要求尽可能将所有相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一网打尽。其中最为棘手的就是要去获得这些资料。尽管现在已经有很多获得资料的渠道了,但还是有一些资料是不容易获得的。我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只要发现了文献线索,就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获得。部分资料虽然能够访问查阅到相关信息,但是不能获取原文,我就拜托朋友同行替我下载转发过来,甚至有些文献只能复印。有些资料不能访问,我便托朋友、同行替我查找,最终如愿以偿。我还发邮件给国外学者本人咨询部分资料的情况,也得到了积极反响和回应。在这里要衷心地感谢为我提供资料的各位朋友和同行。

拙作《气候变化社会学:研究进展及其中国意义》最终在《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4期见刊,自己一方面深感幸运,另一方面深感《社会学研究》门槛之高,发表不易。拙作的发表是气候变化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我借此机会希望与关注气候变化的同行们一起携手继续开展深入研究,让“气候变化社会学”及相关研究早日形成“气候”。

是为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