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营造了一种特殊的语境|文章|文言文|白话文|诗歌|诗词

用文言文写成的书籍很多，流传下来的不少。很多人崇拜文言文，认为文言文才是汉语的根，学会了文言文，也就学好了白话文。其实并非如此，“五四”以后倡导白话文，很多语法结构来源于西方的语言，而不是根源于文言文。文言文本身营造了一种特殊的语境，具备极高的审美属性，但同时也有一定的排他性。

隋唐以前没有科举制度，有钱的人才可以读书，有权的人也可以读书。官僚阶层大多都是士族的人把持，而民间的读书人一般进不了官僚阶层。士族阶层的人世世代代为官，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即便昏庸无能，也仍然可以接替官职。他们写诗作词，写文章，都要用到文言文。文言文的优雅属性是他们欣赏的，但文言文有一定的难度，并不是老百姓平时说话用到的语言，而是一种典雅的书面语言，言约义丰，容易产生很大的歧义。对于知识阶层来说，阅读文言文属于一种自我陶醉，或者叫做知识阶层的自恋。即便他们用文言文写民间老百姓的贫困生活，也一样不能准确还原，而是具备了一定的审美属性。白居易写的“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似乎体察劳动人民的辛苦，也有一定的反思，但白居易不是劳动人民，他没有真的去割麦子，而是写了《观刈麦》。《水浒传》中的小诗：“赤日炎炎似火烧，田里禾苗已枯萎。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属于山歌俚曲，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诗歌，但写出了阶级对比。即便这样的诗歌，底层劳动人民也仍然听不懂。他们没知识，没文化，只能看热闹，做无谓的看客。不管是文言文还是诗词歌赋，对他们来说都算是不懂的文体，也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

即便隋唐以后有了科举制度，民间读书人增多了，也仍然没有改变文言文这种文体。虽然明清时期有了白话文，比文言文更加通俗易懂，也容易改编成评书或戏曲演出的底本，但直接让老百姓看，他们仍然看不懂，因为他们不识字。白话小说中插入的一些诗词歌赋，有着游戏之作的嫌疑，当然也有一些是作者的独创，但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诗词歌赋，只是为情节服务的。就像《红楼梦》中的诗词歌赋一样，大多为情节服务，而不是纯粹的诗词歌赋。文言文以及诗词歌赋创造的语境比较高雅，只有读书人能够适应，也能够运用。这种特殊的文体已经具备典雅属性，也具备言约意丰的效果。其实文言文用的字比较少，和当时字比较少有关系。字用的少，产生的意义却很多，现在理解起来，如果不借助工具书，就很难从字面上获得正确的解释。读文言文必须借助工具书，甚至还要看一些名家的翻译，不然就容易误入歧途。文言文是只有古代的知识阶层才可以读懂并应用的文体，一般老百姓读不懂，即便要写状纸，打官司，也要找一个秀才来写，或者找一个书馆的先生来写，因为他们没知识，没文化，不认识字，就更别提写文章了。

倘若文言文变成了人们平时说话的一种文风，语言完全采用白话，人们怎么说话就怎么写，就很容易写成。可是这样写文章，就很容易让文章弄得庸俗不堪，没有什么凝练的属性，也不具备言约意丰的效果。而在文言文出现之前，人们写文章基本上都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太多固定的套路，而那时候文字很少，只是用几个字来记录事件，甚至几个字就可以构成一篇简短的小散文，后代的人却要查阅史书，看很多解释，才能具体知道写了什么意思。上古时期有《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寥寥八个字，被后代文人们吹捧得神采飞扬。至于《诗经》中很多古朴的文字，就更被文人们吹捧得神乎其神了，颇具审美意味。其实只是后代文人们牵强附会的说法，进行了一番炒作，诱导后代人去读，而《诗经》中的一些诗却是晦涩难懂，不合韵律，甚至庸俗不堪，并没有文人吹捧的那么文雅。即便有“孔子删诗说”，也不能改变诗歌文字本身的庸俗。

社会分工以后，有了专门的文人。文人会依附于权贵，为权贵出谋划策，为权贵写文章，而且专门打造一种用文言写成的文体。这种媒体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变，会不断发展，不断创新，最终走向白话文。但文言本身有一定的排他性，排斥知识阶层以外的人，其实就是把老百姓排斥在外，而知识阶层只是用文言文写文章，写诗词歌赋，互相酬唱，互相吹捧。即便有很多自恋的成分，也仍然在所不惜，甚至他们在金石篆刻方面、音韵学方面以及文字学方面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却从来不会主动打破文言文文体的限制，不会废除文言文，采用白话文。直到被外国的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之后，很多知识分子才开始觉醒。文言文改为白话文之后，并不只是语言文字的改变和文体的改变，而是人们思想改变了。到了现在，文人们已经完全抛弃了文言文写作，也就抛弃了那种典雅的、言约意丰的、具有明显排他性的文体。毕竟民智渐开，人们的文化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大多都读书识字了，至少初中毕业就能够阅读简单浅显的文言文，会使用白话文写一写小作文了。不用文言文写作，至少可以去除很多的文字障碍。用白话文写作，和日常的语言应用有很大的关系，似乎手到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