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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军事法转型，对当时的军事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此，学界研究甚少。研究晚清军事法转型，对于研究晚清军事历史，分析晚清军事建设发展缓慢的原因，总结其经验教训，极有意义。本文拟从晚清军事法转型的状况，对甲午战争的影响及军事法转型缓慢原因三方面，对晚清军事法转型作一深入探讨。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身为封疆大吏的李鸿章惊呼此乃“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在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西方的军事法律思想也同西方的商品一样，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
面对西方的凌辱，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学习西方不仅要引进坚船利炮，而且还要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由此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长技主要指军事方面：“一曰战舰，一曰火器，一曰养兵练兵之法。”洋务派自信地认为，“若火器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并在引进西方先进武器的同时，开始了军事法改革，中国军事法由此开始向近代转型，所取得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兵制改革的进步。
清朝的军队，不管是八旗还是绿营，实行的都是“世兵制”，父子相承，当兵为业。此制度在清朝统治中原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到清末，八旗和绿营内部腐化现象日渐严重，官兵素质低下战斗力损耗殆尽，世兵制的弊端愈发凸显。
近代中国兵制的转型，发轫于１８５２年湘军的兴起。在曾国藩的创制下，变实行了两百多年的绿营制为勇营制，曾国藩亲自带人到乡村去招募，对官兵的招募、选拔、营制营规、薪饷发放、训练制度和武器配备等进行了极大改进，调动了官兵的积极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继湘军之后，李鸿章创建了淮军。正如李鸿章所言：“湘淮营制，同一家法”。淮军较之于湘军更为先进的是已开始装备洋枪洋炮，并采用西式操练方法。
湘军、淮军属于临时组建的勇营，并未列入经制兵序列。清政府的绿营在镇压太平军时节节败退，湘军、淮军成为镇压的主要力量，其实力的崛起开启了兵为将有的先例，对中央政府产生了威胁。
于是清政府在抑制勇营的同时又开始整顿绿营，名为“练军”，并认识到“练兵为久远计，用勇不如用兵”，主张裁汰勇营。后经斟酌，清廷决定保留部分勇营，驻防各战略要地，改称“防军”。
因此，甲午战争前夕，清朝陆军主要由绿营改制的练军和由湘淮军改名的防军组成，其战斗力相比绿营有了很大提高。
晚清还开始了中国近代海军的组建。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之后，清政府终于痛下决心，将“精练海军”作为“第一要务”，决心创建近代海军。
１８７５年５月３０日，清政府发出加强海防上谕，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为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后来决定北洋先成一军，由清政府每年投入４００万两白银进行海防建设。
在筹建北洋海军的同时，李鸿章即着手制定海军章程，确定了“拟参酌中心，画一规制”的指导思想，并于１８８８年９月在海军衙门的主持下制订颁布。章程中“大半采用英制。其力量未到之处，或参仿德国初式，或仍遵中国旧例。”
《北洋海军章程》的制定，使中国海军的建制、内部管理和运作机制有章可循，标志着北洋海军的建立。《北洋海军章程》共十四款，即：船制、官制、生擢、事故、考校、俸饷、恤赏、工需杂费、仪制、钤制、军规、简阅、武备、水师后路各局等，内容细致完备。
章程对各类战船编制体制作了较为明确细致的规定，是中国海军按照舰船性能进行编组的开端。在官制方面，不仅设立了较明确的等级制度，而且对军官的选拔、晋升、服役年限等作了较明确的规定：军官应受过专业训练，从海军学堂毕业生中选拔；军官服役有一定的时间和年龄限制；军官晋升要考核业绩，依次序进行。
章程对海军学生的选拔考试方法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北洋海军官兵的选拔招募，打破了绿营因袭了几百年的世兵制，是制度上的革新。
军事训练法的丰富
“李鸿章以西法治淮军，以购买外国枪炮为先。”引进近代化武器，必然导致军制的近代化，学习现代军事操练和战法。“淮军本仿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后之湘军又更效之。”
李鸿章对使用先进武器高度重视，从１８６２年起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旧式兵器改为新式兵器，先后设立洋枪队和炮队。淮军采用西式军事训练方法，包括教授新兵新武器的使用，实行西方军队的操练规则，甚至连操练的口号也模仿洋人。
这种纯用西方规矩的训练在当时被称为“洋操”。李鸿章还专门从英、法、德等国聘请教官来华督练。但由于对军事训练的组织实施、考核评定、训练的保障和奖惩制度均未加重视，造成淮军军事法改革的失败。
为培养一批掌握西方先进武器装备操作的军事人才，在洋务派官员的主持下，各地设立了新式军事学校，包括福州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并制订了学堂章程，依章培训人才。
此外，清政府还派遣海军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并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留学章程，如订于１８７６年的《学生出洋章程》，对学习项目、薪费、路费等均有规定，对提高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人才后来成为甲午战争中清军的中坚力量。
海军训练方面，依据《北洋海军章程》的规定，舰队日常训练分为小操、大操、会操、会哨、合操、操巡、校阅七类。各级人员的任用，也皆以技艺为本，遇有缺额或升迁，都以公开考试作为甄选的标准。特别是在总查英国人琅威理的严格要求下，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训练效果。
１８９４清廷年还颁布《海军大阅章程》，根据清末海军几个不同的系统和基地，分为《北洋海军大阅章程》、《旅顺海防大阅章程》、《大连湾海防大阅章程》、《烟台海防大阅章程》，对海军会操的组织时间、行海信号、考核检查等都做了进一步规范。
此外，还颁布了《轮船训练章程十二条》等专门训练条例，进一步丰富了军事训练法的内容。北洋海军的各项军事训练基本做到了有章可循。
军人待遇法的改进
古代中国军队，官长殴打士兵、克扣士兵军饷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士兵伤亡，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军人复员，生活没有保障。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自由、平等学说从西方传入中国，国人逐渐产生权利观念，法制变革过程中也遵循了权利与义务均衡、自由与秩序并重的原则。军事法一方面要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报效国家为己任，以战死沙场为光荣；
另一方面，也开始规定军人享有的各种权利，诸如日常衣食、军饷津贴、奖赏抚恤等。绿营士气低下、战斗力差的原因之一是兵饷太低。
平时月饷为马兵２两，战兵１两５钱，守兵１两，根本不够５口之家食用，而湘军士兵平均每月饷银６两，官员的薪水更高，解除了官兵的后顾之忧，调动了从军的积极性。
此外，湘淮军还有较为完善的抚恤制度，如《晓喻新募乡勇》规定：“打仗阵亡者，颁给死亡抚恤金银五十两，烧埋银十两。”此外，还规定根据伤残的程度给受伤的士兵发放赏银，同时对诈伤冒功者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海军的待遇更为优厚。如《北洋海军章程》列有俸饷、恤赏二章，其中兵匠等每月饷银１２至２４两，水手、练勇等每月１０两上下。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海军薪饷算是比较高的。
饷银发放方法也与过去不同，由洋教习与中国军官当场发给现洋，而不是单纯由指挥官发放，克服了军官克扣士兵饷银的现象，调动了官兵的积极性。
《北洋海军章程》虽然也有恤赏的相关规定，但极为简略，仅仅规定员弁遇有病故或阵亡，给予赏恤，没有明细规定。
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才接受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建议，匆匆补订《海军赏恤章程》。规定：“其有奋勇立功、捐躯死事者，应优于赏恤，以昭激励。”
“其阵亡各员、副将、参将、游击给恤银六百两；都司、守备四百两；千总、把总、外委及管驾、管轮教习、炮目等二百两，受伤者按照官阶减半给予养伤之费。”
同时，还对匠役兵勇阵亡或受伤应得的恤赏，按照等级和受伤程度，分别做出了规定。这些补充规定对进一步激励官兵士气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军事刑法的发展
湘军和淮军的军事刑法散见于营规等文件中。如关于赌博罪，规定：“凡打牌押宝等事，既耗钱财又耗精神，一概禁革”。
奸淫罪规定，奸淫分为和奸与强奸。和奸者，斥责并革职；强奸者，斩决。克扣军饷罪规定，克扣军饷，以保私囊，轻者革职，重者斩首。结盟拜会罪规定，兵勇相互结盟，成立组织，哥们义气应当讲究，但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首。
《北洋海军章程》中关于军事刑法的规定主要在“军规”款中，针对酗酒、聚赌、损坏器械军火等轻微违法行为和对较低级别军官的违反军令等，赋予了军事指挥官一定的权力，以惩治罪行较轻的违反军律行为。
另外，第９条针对临阵脱逃者，赋予了指挥官“斩立决”之权力，其余较为严重的军事刑罚则由提督援引《大清会典》所载《钦定军规四十条》参酌办理。
针对甲午战争中出现的一些消极作战现象，清政府进一步修正刑法。１８９４年９月１日，清廷谕令：“倘遇敌船猝至，有畏缩退避情事，定按军法从事，绝不姑宽”。
１８９４年９月，大东沟海战中，“继远”号管带方伯谦因“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瑏瑤而被杀。方伯谦是否该杀一度成为史界争论的焦点。
根据《北洋海军章程》的规定，北洋海军刑罚权集中于提督一人之手，但对高级官员来说，最终决定权还是在清廷，即最高统治者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程序，在主观认定上，容易导致不公之处，或者令人产生不公正的疑虑。
另外当时也没有军事法庭，难以服人心。黄海海战遭重挫之后，清政府于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５日发布《海军惩劝章程》，其中规定：“拟嗣后海军各舰遇敌退缩即以军法从事”。由此可见，北洋海军刑法越来越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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