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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0年起,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进入发展的全盛时期。

1、红三军团的组建前后

1930年5月23日,红五军前委在鄂东南致中央的报告中“建议集中三、四、五军力量,立即夺取江西,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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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滕代远、何长工、谭政文等由上海返回鄂东南,带来苏代会和红军代表会议的指示精神,指令湘鄂赣边境地区的红军“帮助鄂南与鄂东南地方暴动”,“占领大冶、切断武长路等,进迫武汉”。

随即,红五军在大冶刘仁八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由滕代远等传达苏代会和红军代表会议的精神。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成立红八军和红三军团

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总政治委员,下辖五、八两军。原红五军第五纵队与鄂东南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八军,军长李灿(因李患病,由何长工代,不久何为军长),政治委员邓乾元。

原红五军第一、二、三、四纵队改编为红五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分别由彭德怀和滕代远兼任(后由邓萍和张纯清接任)。并决定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战术,首先占领大冶,切断武长路,以威胁武汉。

红三军团组成后,立即向大冶下陆发动进攻。6月12日,在下陆击溃敌第二十六师郭汝栋部一个团,接着,又歼来援之敌一个团。13日晨,攻克大冶县城。当日下午,又乘胜攻占黄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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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彭德怀在大冶主持召开了前线指挥部会议,总结鄂东南斗争经验,并讨论如何执行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6月10日指示,即:

“在争取湖北全省首先胜利”的总目标下,“在最近期内要坚决的完成鄂东南一带的地方暴动”,“第五军沿长武路南北向武汉发展,第八军从长江向武汉发展”,“红军应当猛烈的扩大”。

经过讨论,会议决定红八军的两个营,由柯庆施、陈奇、郭子明等率领,留在鄂东南坚持斗争和扩大红军(扩建红八军第四、五纵队)。红三军团主力分兵向鄂城,通山等县进击。

会后,红三军团主力离开大冶地区,在连续攻占铁山、金牛、鄂城等重要市镇后,于23、24日又相继攻克通山、崇阳两个县城,并控制了咸宁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武汉行营大为惊恐,急调驻岳州的钱大钧部两个师计12个团共4万余人,星夜赶往武汉,加强武昌防务,岳州守敌仅剩王东原旅的直属队和一个团。

2、攻占长沙战略决策过程

根据敌情变化,25日,红三军团在通山县城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夺取岳州,并进行具体部署。随即,挥师南下,直取岳州。从30日至7月1日,先后占领蒲圻重镇赵李桥、羊楼司和临湘、城陵矶等地,完成对岳州的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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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消灭王东原旅一部,一举攻克湘北重镇岳州城,缴获大批弹药、军用物资和粮食,其中有75野炮4门,山炮12门。自此,红三军团开始有炮兵建制。

攻占岳州后,三军团前委得悉“张桂军已退衡、宝,何键大部已跟踪追击去了,长沙空虚,可以夺取。5日,部队主动放弃岳州,开抵平江,准备向长沙进攻。

红三军团到达平江后,“补充新兵数千,整理训练,召集湘鄂赣边特各县党紧急会议,计划夺取湖南,汇合湖南工农武装直下武汉,决定七月二十五日由平城动员,绕浏平边界向长沙前进。”

并由滕代远写报告给中央军委,通报“先夺取长沙再夺取武汉”的决策。

会后,前委和边特委积极进行准备工作。湘鄂赣边工农兵革命暴动委员会发出《为实行湖南总起义敬告全湘民众书》,号召工农劳苦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夺取长沙,实现湘省总暴动;动员平、浏、修、铜等县游击队,赤卫队20多个团,还有许多没有正式编制的担架队、运输队等,共计20万人左右,支援战争。

7月22日,数万人参加了在平江天岳书院广场举行的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和攻打长沙誓师大会,与会军民的情绪,极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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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蒋、冯、阎军阀鏖战正酣,国民党在湘各军,已源源北开,防守长沙的主力只留第十五师危宿钟部王东原旅。何键虽然感到省防单薄,形势比较紧张,但以为红军不可能进攻长沙。

3、攻占长沙

因此,仍以四路主力追击张桂联军残部,只是由衡州、永州调回罗树甲旅加强长沙防务。7月19日,何键以危宿钟为“剿匪”指挥官,率王、罗两旅分向平江城“追剿”,另派教导团王咸一部及贺石生、郭步高两“剿匪”大队,驻浏阳永安市掩护右翼,他自己则坐镇长沙,静候捷报。

23日,罗旅之邓尚骥、刘建文两团向天岳山、鲁肃山、三角塘“进剿”。

不料,红军已先于一日在平江西瓮江镇附近之双江口进行了埋伏,侯敌军正在行进中,红军突然从两翼奋起夹击,罗旅两个团遂被击溃。随即,又歼第十五师一个团,俘敌团长侯鹏飞,余敌溃退到距长沙城130里的金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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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拂晓,红军乘胜追击,与危宿钟部战于金井。敌我双方反复冲杀五六次,战斗异常激烈。红三军团在湘鄂赣独立师增援和人民群众助战下,将何键的主力部队危宿钟师大部歼灭,余部退守梨市、七里巷一带。

何键在金井再败后十分恐慌,他一面电刘建绪星夜撤回入桂部队,驰援长沙;一面令长沙市公安局和长沙县招集民伕,沿浏阳河构筑工事。同时,令危宿钟率部在梨市一带分段固守,拼死抵抗。

27日,敌陶柳团(第十九师五十七旅一一四团)的两个营,独立第九旅吴燮周团和徐传团各有一营赶来增援。但红军声势壮大,进攻猛烈。危宿钟督率11个团作困兽之斗,仍难以支持。激战至午后4时许,敌向河西溃退到长沙东南郊杨家、陈家垅、烂泥冲、猴子石一带,何键遂三败于梨。至此,长沙外围防线,全部被红军突破。

眼看红军兵临城下,何键决心孤注一掷,死拼到底。

他不准部属搬迁家眷,不准运军火出城,以免人心恐慌。并令危宿钟与总部参谋长刘膺古率卫队一排前往城东阵地督战,以期挽回颓势,稳住阵地,固守待援。但是,防线的崩溃已无法阻挡。红军从小吴门、四十九标、韭菜园、浏阳门等处,陆续攻入长沙市区。当日午夜12时,控制了全城,长沙宣告解放。

“平江、金井、梨、长沙四役,共缴得步枪三千支左右,机枪二十八架,手提机关二十余挺,迫击炮二十余门,山炮两门,无线电九架,子弹、炮弹几百担,其他军用品无算。俘虏敌兵四五千人”。

“四千枪八千人的红军,打败敌人十团以上的兵力,使何键‘铲共'最著名的(头子)败于共产党之手,不敢正看红军什么海陆空的‘会剿',对红军的围困穷追的战术一点也不得逞,反而被红军的穷追损失了绝大兵力,失了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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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何键曾叫嚷:“本主席守土有责,势必与城共存亡”,而今只得割须易服,狼狈逃窜沅江。他在给蒋介石拍发的电报中说:长沙失守,“致上始钩座南顾之忧,下辜湘人倚托之重,俯仰自愧,悲愤无以。“

4、湖南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红军进城后,捣毁了省政府、法院等反动机关,救出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缴获了军火、物资仓库。

28日,红三军团指挥部、政治部,分别设立办公处于浏阳门正街,积极组织各种革命团体,开展革命工作。

29日,红三军团前敌委员会发布《告群众书》,阐明革命形势,提出革命主张和任务。三军团总政治部还创办了《红军日报》,即日发行创刊号,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日下午,长沙约10万工农群众,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迎红三军团和赤卫军攻取长沙的胜利。

30日,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李立三任主席(因未到职,由王一分即王首道代理),彭德怀、李宗白、杨幼麟等13人为委员,公布了苏维埃政纲,颁布了《暂行劳动法》和《暂行土地法》。

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创办《苏维埃日报》,成立肃反总司令部,处决了出卖工人运动领袖、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的叛徒苏先骏。此外,还组织了没收委员会,“没收了几家商店及帝国主义的堆栈、洋屋及领使馆、贪(官)污(吏)豪绅的财物,分给贫民劳苦群众。”并“召集了近郊农民分田,组织纱厂工会及各行业赤色工会五六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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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均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在此期间,红军扩大了4000多人。

这时,经湖南省委决定:

“以湘鄂赣边境的红军独立师集合平、修、铜、岳各县的赤卫队,编为红军第十六军,以胡一鸣同志为军长,孔荷宠同志副之。”

编入红三军团序列。这支红军,后来成为湘鄂赣根据地的主力部队。

8月2日下午1时,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和庆祝省苏维埃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团体达80余个,共10万余人。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

5、长沙的失守

正当长沙军民欢庆胜利之际,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开始向长沙反扑。

何键调集他所属部队,从各地直奔长沙;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一面调动军队保守武汉,一面急调中央军罗霖、公秉藩两个师,自湖北开入湘境沿罗一带,陶广师亦逼近长沙,王东原旅则由三汉矶渡河向红军进攻,刘建绪、罗藩瀛两个师自湘潭直奔长沙。敌众我寡,形势极为严峻。

由于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和湘鄂赣特委,囿于中共中央占据长沙,进而夺取武汉的指示精神,未作撤离长沙的准备,此时,形势陡呈危急,才仓促决定撤退。5日晨,何键军攻入长沙市区,与红军进行激烈巷战。两小时后,红军撤出长沙,向平江、浏阳地区转移。何键集中兵力,分三路追击。红三军团退到平江以东长寿街地区转入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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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攻占的唯一省城。

此举给予国民党反动派以很大打击,政治上造成极大影响。蒋介石惊叹:“此次长沙祸变,尤足痛心。”

湖南反动势力也指责何键:

“夫疆吏失城,事所恒有,若一人一月之内而前后两失省城,实所未见。设令何键再据湖南,则长沙不难一年十余失,然则吾民尚有唯类耶?”

至于工农劳苦大众,则感到一扫“马日事变”三年来的沉闷空气,“工农群众热烈异常,全城气象豁然开朗,如严肃纳闷之寒冬,急转燕语莺歌之新境。”

但是,从全局来说当时红军还处在比较弱小的时期,虽然在条件许可下,乘虚攻占某个城市是可能的,但企图固守大城市,则是不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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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毛泽东所说:

“如果把第一次占领长沙作为一种暂时行动,而不企图守住它并在那里建立国家政权,也许还能产生有益的结果,因为这将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引起非常巨大的反应。但是在后方苏维埃尚未巩固的时候企图把长沙当作根据地,却是战略和策略上的错误。”

6、红一方面军的成立

红三军团退出长沙后,何键10个团尾追而来,其左路进驻浏阳永和市,右路戴斗恒旅进驻浏阳文家市,妄图伺机袭击红军。

这时,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正在南昌附近活动。8月3日,在奉新得知红五军消息后,“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五军,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击敌,直取长沙,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遂率部西进。

18日,进抵万载的黄茅,获悉红三军团已退出长沙,及追击之敌戴斗恒旅已到浏阳东南文家市和孙家一带,遂决定乘敌立足未稳,奔袭该敌,尔后会同红三军团,“以消灭敌人主力,直下长沙。”

20日,红一军团分三路奔袭文家市之敌,歼敌第三纵队三个团又一个营,击毙纵队司令戴斗恒,俘敌1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500余支,各种子弹数十万发。浏阳赤卫队配合作战,歼灭敌人运输队一个,缴获银元200多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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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斗恒旅被歼后,因何键迅即率部退守长沙,红三军团向永和市侧击而扑空。23日,红一、三军团在永和市胜利会师。遵照中央指示,两个军团合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

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滕代远任副政治委员,朱云卿为总参谋长,杨岳彬为总政治部主任。

同时,成立党的总前委,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军团,共3万余人。这时,还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

红一方面军的组成,进一步集中了兵力,对于实现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促进湘鄂赣根据地的发展,以及尔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7、再攻长沙

在红一方面军成立后的第一次总前委会议上,“决议再打长沙,扩大红军直下武汉。”

对此,中央给予很高评价,强调指出:

“再度占领长沙”,“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坚决照此战略执行。“并指令在“占领长沙后便须立刻召集广大的群众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这是中央临时政权)。”

“并积极准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一个月内召集,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正式政府”。“与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对立起来”。

24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永和市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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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红军分三路向长沙进军。正在浏阳城内的何键,惊慌失措,立即率部退回长沙城内。红军未能实现在长沙城外歼敌一部的计划。29日,红军进抵长沙近郊。这时,总前委获悉长沙守敌有近30个团的兵力,并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

自南郊的猴子石起,经新开铺、石马铺、阿弥岭、杨家山、五里牌、湖蹟渡直至北面之捞刀河口止,全长数十里。

工事分三道,第一道是巨型鹿寨;第二道为密布的竹钉;第三道是高大的电网。

工事之后,碉堡林立,夜晚,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扫来扫去,如同白昼。

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定采取“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战术,故部署兵力在城郊待机歼敌。

敌军除在9月3日以第三十师由猴子石等处出击,被红军歼灭两个多团外,其主力始终没有脱离坚固的阵地。10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于田心桥发布《强攻长沙城的命令》。

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多次联合强攻,并突破了第一道和第二道工事。攻第三道工事时,曾用“火牛”冲破了一些电网,突进了一些部队,但终因守敌准备充分,工事坚固,火力过猛,红军大队受阻于变压电网之下,攻城未能奏效,反而遭受较大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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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只得在城外构筑工事,与敌形成对峙局面。此时,总前委获悉敌援兵将到,决定撤围长沙。全军遂于12日从长沙城郊出发,转移到株洲、醴陵、萍乡、攸县地区,寻机歼敌。

13日,总前委在株洲召开会议,决定回师江西,攻取吉安,以便将赣江两岸根据地联成一片。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向江西进发,使部队又一次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

同时,也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求攻打大城市的战略是错误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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