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马右行！成都是全国第一城|公路|右行|左行|成都市|汽车|部分路段|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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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马左右行，是指车马等交通工具以及行人在路上行进方向的规则。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虽然当时的成都还没有汽车出现，但已经拥有“超前意识”，率先实施车马靠右行，比1946年全国统一汽车靠右行的规定提早了近半个世纪。

成都实施车马靠右行时间最早也是最长，但中间过程却是一波三折……

不要自由行，成都超前选择靠右行

旧时成都的车马行一直奉行宋太宗赵炅御批“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但这所谓的“交规”，仅算得上是个“礼仪”，并非近现代社会的法则，这个“礼仪”也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后戛然而止。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山西巡抚岑春煊调往四川任总督，创办了四川警务学堂，次年，四川省会警察总局成立。当时清廷实施“新政”，岑春煊提出了学习西方警察制度，要在成都创建警察局并引领示范全川。

自有警务以来，成都初步结束了街头无人理事的状态，警局牵头开始进行了一些近现代性质的社会管理，包括社会治安、城市消防、城市交通等50余条管理条例。诸如建立城市消防，预防火灾，组建义务消防队伍；促办街道卫生，整顿交易集市，建立交通规则，维护交通秩序，扶持幼孩教育，力戒鸦片赌博，破除封建迷信等等，可谓是成都城市化管理的超前探索，特别在城市交通秩序管理上最为显著——在成都第一次实施“车马与行人一律靠右走”。

▲民国初年，成都的人车靠右行。图片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

至此，成都车马从无序到有序，从无规矩到有规矩，井然的交通秩序让“靠右行”得到了良性循环，一路走去就是30年。

▲20世纪20年代，成都客运马车靠右行驶。（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那时的成都人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已诞生汽车，更不知汽车的方向盘在左在右，成都当初为何选择了“车马靠右行”，成因至今是个谜。

上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世界各国的公路建设与汽车运输日益成熟，汽车运输规模不断扩大，车辆在路上的行驶方向也逐步明确下来。但是世界各国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海岛派的“来右去左”，即行驶车辆靠左行，以中英印日澳等国为代表；另一派是大陆派的“来左去右”，即行驶车辆靠右行，以美苏德法加等国为代表。

▲按“行车靠右”而设计的美制道奇 T234车型是典型的“大陆派”车辆。（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在这问题上，成都是个少数派，当时中国的绝大多城市选择了车马靠左行。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匈牙利人李时恩第一个把汽车引入中国，对于这两辆美制小汽车，上海当局按其外形似同马车，称为“无马马车”。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上海交通监理依照英国汽车、马车靠左行驶的规则，规定车马一律靠左行驶。有汽车的上海车马一律靠左行，是依照英国规则；无汽车的成都车马一律靠右行，靠自主选择。这个“依照”和“自主选择”，几乎同时出台。

▲晚清时，上海靠左行驶黄包车。（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晚清时，成都靠右行驶的黄包车。（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此后，成都逐步强化“车马靠右行”的城市交通管理，1922年，成都市政公所成立，将市政交通管理明确作为政府管理职能。1926年3月，省会军事警察厅长黄鳌下令：“来往行人各靠右手边走，以免妨碍交通、致生冲突，违者，值班巡守，严行干涉。”同年5月，省会警察局发布《马路交通规则》，对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如何行走等作出十二条规定，规定也包含“车马靠右行”。

▲20世纪20年代，成都客运车靠右行驶。图片来源：邓长春藏

1928年1月，省会警察局再次专门制定了黄包车行驶交通条规，主要内容有，“各靠右行，不准并行；需超前车时靠右超越；不准沿街停放；夜间要点灯；遇行人挡路要响铃铛；遇挑重担的要绕道避让；听从巡警及督察员指挥”等。频频出台的交通管理规则，说明当时的成都已将“车马靠右行”的管理深入到了行人与人力车业。

▲20世纪30年代，成都民用小汽车正在靠右行驶。（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国统一，成都车马改左行

1934年7月，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要求从基本日常生活做起，达到社会风气革新，其中就涉及到交通出行。

▲民国时期“新生活运动”的搪瓷宣传盘。（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同个时期，公路交通安全设计委员会成立，陆续在南京、上海、杭州、长沙、成都等各大城市举办公路交通安全运动会，广泛宣传交通出行规则。但在成都却遇上了麻烦，“新生活运动”宣传册中要求“一切车辆靠左行”，然而成都实行车马靠右行已经有30年，成都的“右行”撞上了全国的“左行”，咋个办？

▲ 上海“新生活运动”宣传册中有“一切车辆靠左行”示意图。（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这30年的惯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当时成都街头的交通秩序猛然回到了“自由行”一般，有的人记住了新规靠左行，有的人戒不掉习惯靠右行，这个“形式主义”制造了成都街头的混乱。

▲ ”新生活运动“时期，成都黄包车正靠左行驶在陕西街。（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山东军阀韩复渠更是在演讲中说：“新生活运动，兄弟我双手赞成，就是一条，行车靠左走，着实不妥，那右边留给谁呢？”

▲”新生活运动“期间，成都四轮马车正在靠左行驶。（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新生活运动“期间，成都照相馆的模型小汽车也是靠左行驶的。（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这是全国第一次统一选择车马靠左行，无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或世界趋势，但总算是有了统一方向的步伐。

1936年9月，四川省会警察局又颁布6项交通规则，即《管理汽车暂行规则》《管理人力车暂行规则》《管理脚踏车暂行规则》《考验汽车驾驶员暂行规则》《市街交通管理暂行规则》以及《管理交通罚则》，除了再次规定机动车、非机动车行车靠左行之外，也有“道路及人行道，行人靠左走”的内容，这也是成都改为“车马靠左行”后涉及街面行人的规则。

▲”新生活运动“期间，在成渝公路上行驶靠左的长途客车。（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新生活运动“期间，成都靠左行驶的客车。（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服务抗战，成都再次改回靠右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多的抗战物资从美国运送到了中国，汽车增长量尤为突出，但美国汽车到了抗战大后方西南诸省市运行时却是极其不便利，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美国本土交通规则是车辆一律靠右行驶，车里方向盘及灯光设置均按美国交通规则而设计，到了一切车辆靠左行驶的中国，自然是“水土不服”。

战时运输管理局火速提出对策“一切车辆改为靠右行”。理由有三：

一是顺应世界上大多数靠右行驶国家的习惯；

二是车辆靠左行驶的改造费是车价的10%，费用高昂，于抗战工作不利；

三是新旧车同时改造的时间周期过长，不利军需物资运输。

1945年6月22日，军事委员会下令，由战时运输管理局全面筹办车辆改右行驶。战时运输管理局不敢松懈，于1945年7月就发布了第4513号训令：

我国公路及市区行车习惯历来靠左行驶，抗战末期，我政府拟打开国际公路，输入大量盟国车辆以配合反攻。为适应汽车技术上的需要，节省庞大改装费及迎合世界公路行车习惯之趋势，我最高当局毅然决定改革以往习惯，令饬全国车辆改靠右行。

四川省公路管理局也于8月28日下发《有关公路行车章则修改办法》，“甲条汽车部分”首先明确汽车一律靠右行驶，并有靠右行的公路会车超车的4种规则，其中有“下坡车让上坡车”，似乎对应了宋太宗赵炅“去避来”的祖制；“丙条行人部分”则与汽车相反，规定“有人行道的在行道上走，无行人道的行人紧靠路左行走。”

然而车辆统一改右行的公告发布不到1个月，实施期限又变了。9月15日，四川省公路管理局下发紧急公告“特急四川省公路管理局全国公路车辆原订本年10月1日改靠右行兹奉军委会，改为明年元旦起实行。”究其原因是因为抗战胜利，为使陷落的收复区能同时改进，决定车辆靠右实施期限改为1946年1月1日。

1945年12月11日，四川省公路管理局同天连发两文为宣传车马右行做准备：包括张贴汽马行人交通图、推广交通警察指挥手势及驾驶人行车手势图、悬挂“1946年1月1日起车辆改靠右行”白布横幅标语等等举措，旨在提醒市民成都又将开始车马靠右行了。

▲1945年12月11日，四川省公路管理局发文，所有行驶之车辆左右两边及后端一律张贴标语。（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946年，成都在全国公路统一改车辆靠右行驶后，正靠右行的威利斯小汽车。（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在全国公路统一改车辆靠右行驶后，成都地区公路上靠右行的汽车。（此图由张建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成都在1946年正式改车马行靠右，其效果如何呢？作家李劼人的《天魔舞》中描述：

成都市街上行道的秩序，自清朝办警察时起，就训练着‘行人车辆靠右走！’二三十岁的人早已有此素习了的。忽然由于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一次手令，二次手令，强迫改为‘行人车辆靠左走！’说是必如此才能救国，也才是新生活。几年来的强勉奉行，大家又已渐渐成为素习了。现在政府说是要将就盟友驾驶的方便，又要改回来，仍然行人车辆靠右走。而且宣传上又这么说：‘倘若一齐靠右走，则行人脑后没有眼睛，车辆从后冲来，岂不有性命之忧？不如改为车辆靠右走，行人靠左走，不一齐右倾或左倾，那吗，行人车辆迎面而行，彼此看得明白，便来得及互让了。’这是聪明人的想法，实开世界行道秩序之新纪元。总府街的行道秩序，可以说恰是在作这种宣传的实验。

兜兜转转，成都的车马行，终于又回到了靠右行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