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一位来自湘西凤凰，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乡下人”，来到吴淞中国公学做大学生的教师。他是沈从文，为了第一堂课，他做足了准备。然而当看到教室里黑压压挤满了学生，他突然仿佛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年轻时的沈从文
连续五分钟，教室里一片沉默，学生们都伸长了脖子等待这位新来的老师发表一些什么言论，沈从文却傻愣愣地站在讲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教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呼吸的声音，为了缓解尴尬，他故作轻松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对不起，请同学们等我五分钟。”
他想要利用这五分钟让自己冷静下来，可学生们越是沉寂无声，他越是紧张得满头汗水。沈从文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开始讲课，可是原本准备了一个小时的内容，却只用了十分钟就全部讲完了。距离下课还有漫长的几十分钟，沈从文只好向同学们表达歉意：原谅我的第一次上课，我有些紧张。
教室里响起一片善意的笑声，同时也夹杂着些许抱怨。有人在课后去校长胡适那里“告状”：这样一座学府，竟然聘请了一位毫无经验、毫无见识的家伙来给学生上课。胡适一边安抚学生，一边维护沈从文的颜面：“他站在台上十分钟没开口，同学们却没有轰他下去，这便是成功了。”
或许沈从文那一天的紧张是命中注定，因为在讲台下的学生中，便有他今生不肯错过的那个人。
她叫张兆和，出自名门，是民国著名教育家张武龄的女儿，遇见沈从文的那一年，张兆和十八岁。此时的她温文尔雅，才气略显，在学校里小有名气。
沈从文只是看了一眼这个学生，就把这个学生记在了心里，在后来的授课之中，他慢慢喜欢上了张兆和，于是他不顾师生身份，对她展开热烈的追求。而他的追求方式，就是写情书。
张兆和身边从不缺乏追求者，高傲如她，对那些追求者的名字根本就不会上心，只是把他们称作“青蛙1号、青蛙2号、青蛙3号……”而到了沈从文这里，也不知道是青蛙多少号了。
若是换作以往，张兆和懒得看这些追求者送来的情书，但是第一次收到老师沈从文送来的情书时，她还是愣了一下，之后便不由自主地打开了。信纸上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你。”
即便沈从文成功地引起了张兆和的注意，但在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张兆和面前，来自湘西凤凰乡村的穷小子沈从文，还是显得有些渺小。
然而对于沈从文来说，即便是一只生活在阴沟里的“青蛙”，也有仰望星空的资格。沈从文早已打定主意，为了这场爱情，他要付出全部的勇气和努力。
◆节选自沈从文《情书》
情书中的热烈，让张兆和不敢相信这是出自腼腆的沈从文之手，但她依然不为所动。沈从文无奈，只好求张兆和的好友王华莲进行说和。可王华莲的回答是，追求张兆和的青年才俊很多，甚至需要排队，那些情书她看都不会看。
王华莲的话伤了沈从文的自尊心，他竟然当着王华莲的面哭了鼻子，这更是让王华莲打心眼里觉得这个“乡下人”配不上高雅大方的张兆和。
事实证明，古来以往的好闺蜜总会对好朋友的追求对象品头论足，沈从文在张兆和的闺蜜那没有取得好印象，这让他有些慌。然而他的追求决心却坚如磐石，他逼迫自己做出选择：要么成功，要么自己去死。
于是情书一封封每天每日不止，嘘寒问暖每时每刻不停。
张兆和对这种近乎“无赖”式的追求方式很不适应，她有些坐不住了，于是她将沈从文写给自己的大部分情书呈到校长胡适面前，希望胡适能制止并“处理”沈从文。
胡适自然是不会“处理”沈从文的，在看过部分情书后，他笑道：“看来他爱你爱得倔强呀！”
张兆和却回答：“我拒绝他也是拒绝得倔强！”
胡适有意撮合他们，于是劝她：“试着去了解他，哪怕先了解他一点点，先从他的才华开始。”
张兆和不想去了解他，哪怕一点点。
终于，胡适还是劝沈从文放弃，他说：“爱情不能勉强，她不想了解你，你就作罢吧！”可是爱得热烈的人，哪里容得下旁观者的冷静？他还是继续坚持写情书给张兆和，连续四年，一天都不曾落下：
“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想牵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这头是情丝，桥的那头是白发。”
一封封情书，洋溢着沈从文的爱与希望。可惜，如同石沉大海，张兆和从未给过一次肯定的回复。沈从文去青岛大学当教授，便从青岛写来情书；张兆和毕业搬回苏州老家，情书便寄到苏州。
1932年，沈从文带了很多西方名著，特意从青岛跑去苏州看张兆和。可此时张兆和不在家，沈从文有些沮丧，他觉着张兆和是有意避着他。
张兆和虽不在家，可张家人对沈从文的印象似乎不错，他们热情地招待了他。事后，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更是极力在电话里劝说张兆和去旅馆看望沈从文。
◆张家四姐妹（左起）：四妹张充和、三妹张兆和、二姐张允和、大姐张元和
连续收到四年的情书，纵然是一块坚冰，也已经慢慢融化。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态度柔和了许多。黄昏时他们走在九如巷，没有言语，才子配美人的图画虽美，但气氛有些尴尬。
沈从文终究还是没能让张兆和点头，他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临别时，沈从文请张允和帮忙向张父提亲，言辞相当恳切：“爸爸要是同意，希望二姐早给我消息，乡下人喝杯甜酒安心。”
张父是一个开明的人，他给的答复是：“年轻人自己做主。”这便是应允了。张允和立即给沈从文发去电报，只有一个字：“允。”一语双关，既代表父亲应允了婚事，也代表发报人的名字。张兆和担心姐姐发的电报内容表达不清楚，于是加发一份电报：“喝甜酒安心吧！”
表面上看，她情感的天平已倾斜向他。可是，由感动支撑起的婚姻，似乎与爱情无关。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正式结婚，他如愿地喝下了那杯甜酒，甜酒虽甜，可用一个人的爱承担两个人的婚姻，又能甜到哪去呢？
她在家中行三，他亲昵地称她“三三”，她便唤他“二哥”。婚后不久，沈从文母亲病重，他不得不回湘西老家。人在湘西，一封封热烈的情书从未间断。
偶尔，张兆和会流露出鲜有的关心，并对其中一些信做了回应，有时信中的一声“二哥”便足以让他欣喜若狂。可是，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教育经历，让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相差太远。他一个人撑起的“幸福”婚姻，注定成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沈从文收入不高，却对收藏古董有着很大的兴趣；张兆和出身富贵，但却不是一个追求奢侈的人，她一件粗布袍子，可以穿很久很久。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沈从文偷偷当掉了他们结婚时张家姑母送给张兆和一只玉戒指，换来了古董字画。张兆和没有生气，在她看来，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只是她会取笑沈从文“讲排面”“充胖子”。
◆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次年（1934年）在北平
他们原本就不合适，他所以为的“合适”，只是基于自己不断地让步。沈从文以为，总有一天，他们的步调会趋于一致，只可惜，如果爱得不够，灵魂便永远无法契合。
拮据的生活，让张兆和多了许多抱怨：“吃穿契合自己就好，我不希望你逼我打扮，或是穿高跟鞋，或是烫头发，或是我洗东西的时候，你以会把我双手弄粗糙为由而阻止我，其实这些我都不讲究的，顺心顺意就是造化。”
或许连沈从文自己都从未想过，爱得那样炽烈的自己，竟然会将情感转嫁他人。
那是北平沦陷时，沈从文要张兆和一同南下，张兆和却执意带着孩子留在北平。他虽保持写信，却少了情意绵绵，多了争执：“你跟我结婚，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
对于张兆和执意留在北平的行为，沈从文非常不解，他一度怀疑她在北平另有所爱，但又没有证据，于是他只能在信中表达心中所想：或许你在北平有个真正和你步调一致的人，但这不重要，我也不会生气和嫉妒。
张兆和搞不懂沈从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于是她妥协了，她来到了南方，可是他们的团聚带来的却是更加深的裂痕。原来，想要的得到了，也可能是悲剧。
若说张兆和当初是被沈从文的情书打动了也没错，曾经她喜欢他的文章，可如今她却不满意了。张兆和把当初沈从文写给她的部分信拿了出来，一个人在那默默地在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一次，她不是欣赏，而是挑剔，她挑剔地找出他信中的错别字，再把这信拿给沈从文看。这还不止，她还试着改动沈从文桌上的文稿。
信中的错别字被挑剔出来，以后注意就是，可改文稿的行为让沈从文很生气，他说：“改了的文章还算是我沈从文的文章吗？”于是，他再也不敢给张兆和看自己写好的文章了，或者再也不敢把写好的文章摆在显眼的地方了。
从这以后，沈从文面对妻子的目光，总是一副躲闪的样子，更像是显慌张和戒备，这哪是爱情该有的样子呢？
于是，他爱上了别人，一个名叫高青子的女孩子。她长得漂亮，极为仰慕沈从文。而她的温柔体贴更是让沈从文的心得到了久违的慰藉。
用半生的时间讨好一个人，用半生的时间给同一个人写不同的情书，爱情显得有些卑微，久了，沈从文也感觉到累了。于是他渴望被一个女子仰望，高青子的爱，让他无法拒绝。于是，沈从文将高青子调到西南大学图书馆，让她离自己近一些。他觉得自己真的爱上了高青子，却也不愿对张兆和隐瞒。
沈从文很坦白，他直面告诉张兆和，说自己喜欢上了其他女子。可意外的是，张兆和并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偶尔讥讽他几句，但她终究还是不愿意失去完整的家庭，为此还专门托人给高青子介绍对象。
◆沈从文一家（右边为沈从文九妹沈岳萌）
沈从文和高青子的爱情结局，就像高青子在《紫》中写的那样：
“不为世俗所容的爱情，最终不过是一颗流星的划过，转眼就过了。”
高青子离开了，但这也在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情感上划开了一道无法愈合的裂痕，他们再也无法回到最初。
1948年开始，时代的洪流来了，张兆和对已经到来的新时代满怀热情，她紧跟时代的步伐，不久后她成为《人民文学》的编辑。而沈从文则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他的那些文学作品被定性为“桃红色文艺”，于是他索性搁笔，再也不钟情于文字，只埋头故纸堆，搞学术研究。
关于他的搁笔，她始终无法理解。张兆和以为沈从文“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却并不知道在放弃写作之前，他已经构思了好几部小说。写作对于沈从文而言，是一种执念，那是他最纯粹的快乐，希望她能分享，可惜她终究还是没能懂得他的快乐所在。
沈从文陷入了最痛苦的岁月，文坛的批判，学生的背离，大字报的辱骂接踵而来，更甚者，他被发配去扫女厕所。环境的窒息让他呼吸一口都觉得困难，他也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后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张兆和却说：“那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
抑郁症令他对人生绝望，曾两度自杀。他先是将手伸到电线插头上，被发现后，他又在某日将自己反锁，企图割腕。幸好，他两次都被人救下，精神亦渐渐平复。
经过这几番折腾，张兆和与沈从文的距离似乎拉得更开。有几年，她和沈从文分开住，每天晚上，沈从文自行来她这里吃晚饭，之后便带着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离开。当夫妻间吃饭和做饭成了一种任务，这样的爱情确实显得尴尬。
◆沈从文和看望他的外甥黄永玉
不过，在那些年里，不管俩人住得很近，或是两人隔得很远，张兆和还是时常收到沈从文的信，信中的内容，仿佛自言自语：“生命本就如此，你不必回信，我已可有可无。”
可惜，她没能读懂他的辛酸。
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二姨姐张允和来看他。他的房间很乱，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大文人的房间，张允和站在房子里，脑子变得空荡荡的，她在想：当初自己替妹妹做那个选择是不是做错了，这可是间接伤害了两个人呀！
沈从文很尊敬这位二姨姐，他把张允和请到凳子上坐了下来，他们聊起了家常，可聊着聊着，就看见沈从文从自己的衣服口袋中，掏出了一封皱巴巴的信：“这是三三给我写的第一封回信。”他把信扒开来，读了一遍又一遍，面带温柔和羞涩，读着读着就哭了起来。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伤心又快乐，像个孩子。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就像两个“外切的圆”，虽然有过交点，但始终无法在其中一个圆的视角下，看到另一个圆的全貌。他们用了一生的时间，也没能做到真正了解彼此。
1984年，沈从文大病一场，所幸抢救后脱险，说话和行动却从此不便。四年以后，沈从文心脏病复发，离开他爱了一生，却一生都未曾真正得到的人。
◆沈从文夫妇晚年在湘西老家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整理他生前的文稿。直到这一刻，她开始思考他们的爱情、婚姻与裂痕：“我不知道我与从文相处的这一生，到底是幸还是不幸？我找不到答案。我不理解他，也理解不了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理解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可惜，一切有些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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