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

1948年11月，丰子恺与广洽法师在南普陀寺后山的合影

《孤云》

钟桂松

1948年11月23日，丰子恺和女儿丰一吟乘坐“鹭江轮”，从台湾赶赴厦门。深秋的厦门海风轻拂，树绿草青，鹭江轮抵达厦门水警码头后，黄恢复登船迎接丰子恺父女。

黄恢复是丰子恺在抗战时期结识的挚友，两人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丰子恺告诉黄恢复，他担心电报迟到，所以一些同行在得知他就是丰子恺后，已经帮忙把行李搬到小船上。有位在酒店工作的年轻人之前就听过他对酒的妙喻，又在船上得见真人，主动送了两瓶好酒。说罢，连丰子恺自己都笑起来……

丰子恺抵达厦门的消息早就不胫而走，许多记者提前赶到码头，准备一睹大家风采。厦门《江声报》于11月24日发消息称“丰子恺昨来厦”，文中说：“名画家丰子恺，暨女公子一吟，昨日自台北乘轮抵厦，甫登码头，即为记者群包围，据称：此行乃为纪念老师弘一法师所来，在厦逗留一月后，即赴漳泉等地弘一法师生前卓锡处一游，以表追悼，或将在厦举行一次画展。”有的报纸甚至在丰子恺抵达厦门的当日就进行了报道。11月26日，黄恢复以“黎丁”为笔名，在《江声报》副刊发表《迎丰子恺先生》一文，介绍丰子恺的艺术贡献、回顾自己与丰子恺的交往、披露丰子恺的近况，他说：“记得抗战最危险的一个阶段，我仓皇从桂林撤退，他老先生遥远地为我着急，帮我设法交通工具及其他，使我平安地逃脱了难，到了重庆，我们重新聚首，他非常喜悦，盛筵席为我接风，陪我喝酒，他说，这些年，除了圣陶先生来渝这样喜欢过，这是第二次呢。”丰子恺与黄恢复的友谊是在非常时期结下的，经受重重考验，非常深厚。

为了欢迎丰子恺到来，黄恢复早早腾出自家房间，作为丰子恺在厦门的落脚点。丰子恺一抵达厦门，就住进内武庙街17号黄恢复的家中。

那么，丰子恺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来厦门？

丰子恺与厦门的情缘，要从十多年前说起。那时，丰子恺曾计划去厦门拜见恩师弘一法师，连时间都定好了。1937年4月8日，他在给广洽法师的信中说：

仆于阳历四月下旬必可到厦门。日期未定。缘十六日离杭到京开美术研究会，十八后返申，由申乘轮赴厦，而在京及申有几日逗留尚未预知也。若无阻碍，大约二十左右由沪登舟，则廿五前总可到厦也。弘一法师能暂不离厦，至深欣幸。乞转叩如有需办事物，请快函示知，（若度其函十六前不克送到杭州，则请函夏先生转，因仆赴厦前一日必晤夏先生也。）可在申办就带奉。再者：此次到厦，专为谒访弘一法师及大德，对于世俗社会拟概不惊扰。倘蒙勿以告人，则幸甚矣。

可见当时丰子恺是专程去厦门拜见弘一法师的，所有日程均已周密计划。过了两天，丰子恺又给广洽法师写信：

昨奉快函奉告四月二十后必抵厦门，想已收到。尊处先发之快信，比航空信迟收到，昨晚始得展读。弘一法师原欲迁住永春州，特为展限行期，至深欣感。十六日赴京后，当尽速返申，登轮首途。搭何轮今未能决定。缘鄙人系初次赴厦，路途都不熟悉，须到上海探询后决定也。抵厦后由埠到南普陀寺，想总可探路，勿劳相迎可也。嘱题弘一法师讲演录，今草奉乞收。到申后倘船期能预知，或先电告亦未可知。

弘一法师得知丰子恺要来厦门，特地调整了外出行期，这令丰子恺感动莫名，所以他想在南京的会议结束后尽快去厦门谒访。丰子恺是第一次去厦门，他连如何打听路线都想到了，可见此事是板上钉钉。可惜事与愿违，丰子恺正准备动身，报载厦门发生鼠疫，引发社会恐慌，他的计划被迫推迟；鼠疫平息后，又冒出开明书店的教科书事件，需要他加班改编。在5月给广洽法师的信中，丰子恺说明了没有及时去厦门的原因：

示奉到。尊处地带安全，至慰。前日在申候船时，悔不决意南行也。然当时报载闽方消息，鼠疫日甚一日，有非打消南行不可之势。当时曾逐日将报剪留，今便附奉请阅，看是否符实耳。今疫势想已消减，本可即日前来。但开明教本工急，暑假前均须改编送审，预算已无长期旅行之余暇，附呈丏先生函可证，是故南行之愿，只得期于秋间矣。以上情形，请为代陈于弘一法师，乞恕失约之罪。此次返杭，因事与愿违，心情十分恶劣。盖劳弘一法师按装等待，心至不安。又《星光日报》已志鄙人南来消息，空劳友人函询日期，亦觉抱歉也。

谁承想，丰子恺竟永远失去了与弘一法师见面的机会——去信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丰子恺带着家人离开石门湾，开始数载的逃难生活；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对丰子恺来说，这是终其一生都无法弥补的缺憾。

丰子恺选择此时来厦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抗战后移居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到厦门参加传戒大会。得益于弘一法师的介绍，1931年，丰子恺开始与广洽法师通信，但两人一直没有机会相见，所以当他得知广洽法师准备到厦门参加传戒大会时，随即决定来厦门，与通信十七载的广洽法师见面。1948年10月16日，丰子恺给广洽法师写信：“颇思乘飞机到厦门一游。倘上人在厦门过旧历年，则弟台湾画展闭幕后，拟即来厦门，借图良晤。请赐覆，再定行期。”

抵达厦门的第二天，丰子恺就迫不及待去南普陀寺看望广洽法师。“老友”相见，十分激动，有太多往事埋在丰子恺和广洽法师心中。广洽法师陪同丰子恺在南普陀寺参谒弘一法师生前居住的阿兰若处和佛教养正院等，在弘一法师手植的柳树旁，广洽法师说，按照佛教戒律，弘一法师曾取一截柳枝，在半寸处咬一下，作为牙刷；刷完牙，用刀切断咬过的那部分，再浸泡在水里，待柳枝生根发芽后，把它种在水池边。柳枝渐渐生长，现在比人都高了。听着广洽法师的讲述，丰子恺伫立良久，思绪万千，女儿丰一吟直到晚年都记得：“爸爸抚摸着柳树，站立了好一会儿，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那天，丰子恺一回到黄恢复家，就创作了《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送给广洽法师留念。在瞻仰弘一法师创办的厦门佛教养正院时，广洽法师请丰子恺写一副对联，丰子恺提笔写下“须知诸相皆非相，能使无情尽有情”。上联说佛经、下联说艺术，挂在养正院里正合适。

黄恢复在《江声报》副刊发表《迎丰子恺先生》一文时，就配了《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和《百年笑口几回开》两幅画，恰到好处地扩大了丰子恺的影响。也是这一天，厦门一些报纸刊登了丰子恺画展的展讯，《厦门大报》以“丰子恺拟举画展”为题，预告丰子恺即将在厦门举办三天画展。11月27日的《星光日报》也发消息：“丰子恺画展定于下月1日至3日在厦门举行。地点为厦门中山路厦门商会四、五楼。”后来，《江声报》在12月2日、12月5日刊出广告，可知丰子恺画展的举办时间变更为12月3日至5日。

举办画展前夕，厦门佛教协会专门邀请丰子恺到佛教协会演讲——1948年11月28日，丰子恺的演讲会在厦门寿山岩举行。原本演讲会的地点定在厦门中山公园东门的妙释寺，但因慕名而来的听众太多，临时改至寿山岩（也称“半山塘”，今白鹭宾馆所在地）。丰子恺演讲的题目是“我与弘一法师”，他深情回忆自己与弘一法师的交往，也坦陈自己对弘一法师的认识。丰子恺说：“因为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制了我们的感情，折服了我们的心。他从来不骂人，从来不责备人，态度谦恭，同出家后完全一样，然而个个学生真心的怕他，真心的学习他，真心的崇拜他。我便是其中之一人。因为就人格讲，他的当教师不为名利，为当教师而当教师，用全副精力去当教师。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基于弘一法师出家、修行、成一代高僧的传奇经历，丰子恺提出有名的人生“三层楼”的观点：“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这个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

至于丰子恺的画展，同样引发热烈反响，因为观众太多，最后一天延至晚八时才毕展。12月6日，《江声报》刊登了《丰子恺画展观后》一文，文中说：“这回丰子恺先生举行画展，的确是很轰动的，看的人可以说是破一向记录，这也可见丰先生号召力之大和他的艺术价值之卓越了。”但作者笔锋一转，认为丰子恺的漫画受到了陶渊明田园隐逸式生活和佛经的影响，并以《以仁克暴》和《孤云》两幅画为例进行分析。不过作者认为丰子恺对事物的观察力是很敏锐的，因此画意“也能深刻、隽永，尤其是对于儿童心理的把握特别有力”，为此，他以《锣鼓响》《某父子》《某种教育》等为例，强调“这几幅对于人生的深刻简直是精细入微，而讽刺现实意味也就特别深重”。对《生机》，他的评价尤其高：“这是很简单的一幅画，可是生命力的伟大已给它形容净尽了。唯有这，才算是艺术生命的高度表现。”从丰子恺的画里，许多人感受到艺术与时代相结合的力量：“一个艺术家要使他的艺术能够永恒，就必须先能把握现实的真实，使他的艺术品和时代取着同一步伐，那才算是人民的艺术家，也才能使艺术品取得最高的价值。”在同一天的《江声报》上，还刊登了厦门佛教界知名人士、哲学家虞愚写的诗《赠丰子恺》。后来，甚至有酒厂专门用丰子恺的画作为产品广告，可见丰子恺在厦门的影响着实不小。

丰子恺在厦门生活了一段时间，自觉当地气候温润，朋友、同道也不少，便在古城西路43号租房，计划定居；他让落脚杭州的妻子带儿子到厦门生活，大女儿丰陈宝也辞去杭州的工作，到厦门双十中学任教。不久，厦门的物价开始飞涨，丰子恺在厦门创作完第三集《护生画集》后，改变主意，让妻子带女儿和儿子到上海，自己先去香港请前辈叶恭绰书写第三集《护生画集》，之后从香港飞到广州，从广州乘最后一个航班到上海。此时已是1949年4月23日，再过一个多月，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因为刚刚开学，大女儿丰陈宝暂时留在厦门，没过多长时间，她就在双十中学找到了自己的爱人，新中国成立后，二人才去上海。这或许是丰子恺在厦门时没有料到的“意外之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