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非洲抗击疟疾|坦桑尼亚|寄生虫|猴痘疫情|疟疾|非洲

“我们不是复制中国的经验技术，更多的是结合当地实际，分享我们的理念、做法和教训。”

文 |孙爱民

编 | 王小

2024年8月，正值坦桑尼亚的旱季。一天下午，54岁的哈蒂嘉倚靠在自家土坯房的房门，看着放学后的孩子们，在没有栅栏的院子里玩耍。

这是在东非大陆坦桑尼亚Ikwiriri村的一处民房，面积20多平方米，墙是由泥土混着秸秆搭成的，不到10厘米厚，屋顶铺着苇草，角落里有一个大洞。屋内有两张简易的床，挂着两张蚊帐。最多时，这个房子里要住20口人，包括10名儿童。

旱季雨水不多，房屋修缮不很着急。哈蒂嘉最着急的是，最近她和女儿得了疟疾。这个家庭一年有28万先令（约732元人民币）的收入，得了疟疾后，哪怕是1500先令（约合3.9元人民币）的医院挂号费都是一笔负担，只能到药店买点药，然后硬抗。

（疟疾被认为是一种贫穷疾病。图为哈蒂嘉的家。摄影/孙爱民）

疟疾是一种由疟原虫引起、蚊子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是全球最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世界疟疾报告2023》显示，2022年，全球约有2.49亿例疟疾病例，非洲占94%，58万例死亡病例发生在非洲。在坦桑尼亚疟疾高发区，一个人一年可能得三四次。

哈蒂嘉一家在筹钱治病时，8600公里外的北京，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9月5日开幕。会上中方宣布“十大伙伴行动”，在卫生健康伙伴行动之中，中方计划在非洲实施十个疟疾消除示范项目。中国是抗击疟疾的优等生，过去70年间，疟疾病例数从3000万降到了0例，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消除疟疾认证。

未来几年，哈蒂嘉一家对疟疾的焦虑，或许会因为这次峰会而缓解。

No.1 好经验需本地化，才有可能落地

哈蒂嘉所在的Ikwiriri村，位于坦桑尼亚南部的鲁菲吉地区，此地因该国最大的河流鲁菲吉河流经而得名。周边的村子，人口密集，多的一个村子近万人，少的也有近3000人。

鲁菲吉河每年会发生多次洪水，蚊虫泛滥，给疟疾的防控带来更大的难度。2015年，Ikwiriri村与周边的其他三个村，成为疟疾防控项目的试点，其中两个村子为干预组，另外两个村作为观察组。据Ikwiriri村村长曼尼介绍，用试点摸索中国的经验和技术在当地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为了分享中国抗疟经验帮助其他仍受疟疾困扰的国家，2015年启动的“中-坦疟疾防控合作示范项目”在坦桑尼亚落地。至2021年，该项目先后在英国国际发展合作署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资助下，已完成两期。

2013年，英国国际发展合作署支出第一笔援助资金。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的中方专家，先后四次到坦桑尼亚现场调研，与当地的研究机构依法卡拉卫生研究所（IHI，下称“依法卡拉”），确定了实施方案。

在中国抗疟经验中，积累了青蒿素的联合疗法、“1-3-7工作规范”、杀虫剂处理蚊帐等行之有效的方法。“1-3-7工作规范”是中国防疫经验的代表，具体指：发现疟疾病例当天要诊断，三天要上报，七天对病人周边环境等完成调查和消杀的相关工作。

“1-3-7工作规范”就是中坦专家都想移植到坦桑尼亚的工具。“曾经有两三周的时间，我们尝试去追踪每一个病例。但事实表明，从医院追踪回病例的居住地是一个挑战。”依法卡拉疟疾防控专家马拉查介绍，按照中国的经验，需要在三天内定位到病例的住址，并上报，“我们没有完善的住址信息系统”。

专家们重新审视“1-3-7”模式，发现它主要是为低流行地区设计，而在疟疾发病率很高的坦桑尼亚，一个地区一天可能就会有几十甚至上百个确诊病例。

结合本地的实际，专家们将上述模式调整为“1,7-mRCTR方法”。这是基于社区的疟疾快速筛查和治疗的工作模式，去掉了三天内追踪并调查病例的环节，不再追踪个案，而是追踪个案所在的村庄，找到发病率最高的村庄后，由社区卫生工作者进村进行检测、发放免费的抗疟疾药物。

调整后的方案，很快起效。在干预组的两个村，疟疾的发病率从38%，下降到5%。中国方案的可行性得到验证。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出资295万美元，在2018年启动“中-坦疟疾防控合作示范项目”二期项目，进一步验证中国的经验与做法在当地的可复制性，试点地区增多，覆盖人群也由一期的10万人，扩大到24万人。

将以往成功的经验，在双方努力下，根据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进行本地化调整，合作双方有时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

在一次于塞内加尔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有专家提出疑问：疟疾在中国的媒介与原虫，和非洲的不一样，中非的卫生体系、社会经济水平也不一样，中国的经验如何在非洲可行？

“我们不是复制中国的经验和技术，更多的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分享我们的理念、做法和教训。”参与项目设计与实施的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王多全对《财经》分析，中国的“1-3-7”模式，适用地区为发病率在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的地区，而中坦双方探索出来的新模式，目的是快速、有效降低疾病负担，因此，“在一期项目中，我们重点分享的是质量控制的理念和针对重点地区和人群的中国实践等，包括基层防控能力建设，如社区动员、健康教育等”。

作为二期项目的资助方，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对项目实施给予肯定。“尽管新冠肺炎大流行和洪涝灾害影响了项目干预措施的持续性，项目干预地区的疟疾流行率均实现了下降，虽然程度不一。”该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郑志杰表示，“这个合作项目仍然可被视作一个成功的示范案例，尤其在于它将中国的经验和专长与非洲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出一个有潜力帮助更多非洲国家抗击疟疾的有效方式。”

坦桑尼亚卫生部项目和健康系统加强部门负责人凯瑟琳博士表示，新方案可以扩大范围应用于坦桑尼亚更大的区域，以及更多的非洲国家。WHO评估项目后称：“这个干预策略在中高流行地区有采用的潜质。”

No.2 选对合作伙伴很重要

从设计到实施，“中-坦疟疾防控合作示范项目”前两期持续了八年。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健康事务，尤其是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一次勇敢尝试。

王多全介绍，在一期项目实施中，中方专家共选派32名技术骨干、分六批到坦桑尼亚现场工作，每批专家在当地待两三个月。从现场考察、方案设计、督导项目实施，到实施后的数据分析、专题讨论等全程参与。

二期项目原本计划了两年的现场工作时间，可新冠病毒疫情突降，打乱了所有计划。疫情严重时，不仅中国专家无法到现场，疫情期间，当地高发病地区无法实施群体的疟疾筛查和治疗。“二期的干预效果没有一期好。”王多全说。

更大的挑战来自合作伙伴的选择。

“中-坦疟疾防控合作示范项目”的合作者中，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NIPD）是中国疾控中心的一个专业技术机构，而依法卡拉算是一家非政府组织（NGO）。按照最初的设计，NIPD的职责主要是协调中国的专家、技术和产品，依法卡拉负责项目实施，同时做政府关系；WHO提供技术支持，参与过程的质量控制，比如诊断试剂、药品的有效性、可靠性等；坦方的卫生部来整合资源。

（缺医少药的坦桑尼亚，医院里药品种类稀少。图为鲁菲吉一家社区医院的药房。摄影/孙爱民）

在一期项目，坦桑尼亚卫生部门期望值非常高，中国和出资方可在政府层面直接对话，项目的整体实施比较完整。到二期，该国疟疾控制项目署并没有直接参与现场干预执行，也没提供关于后续策略的反馈。

然而，此次疟疾防控项目，相当于将一个专业化、复杂化的构件，双方共同努力，融入整个国家医疗体系中。政府的参与必不可少，否则就止步于一个援助项目或者试点项目。

“当地政府参与度低，导致政府间对话缺乏。”多位参与项目的中国专家在论文中分析，“政治方面的决心是疫情防控的先决条件。自上而下的政策流程，和制度化的设计规划是疫情防控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让当地政府深度参与支持援助项目的高效落地，在非洲其他国家已经得到应验。

2024年6月，王多全去了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赞比亚调研。两年多前，在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下，由WHO牵头，将“1,7-mRCTR模式”推广到上述三国。这三个国家项目实施，都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当地卫生部门与WHO合作，项目实施的效果、成本和规范性，比在坦桑尼亚更好。“虽然中间也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但当地仍坚持推广。”王多全表示。

依法卡拉首席研究科学家查基对此亦有体会。他表示，在坦桑尼亚疫情防控的投入中，政府只提供了约20%到25%的投入，全球化的资助、援助是有局限性的，政府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我相信中国能彻底消除疟疾，肯定不是只靠国际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