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深秋，京城的落叶如同陈永贵副总理此刻的心情，沉重而萧瑟。一日傍晚，他缓缓地对儿子陈明珠说：“明珠啊，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你帮我一个忙，起草一封辞职信吧。或许，回归田园，重拾锄头，才是我最终的归宿。”
陈明珠闻言，一脸愕然，试图劝说父亲三思，但陈永贵只是轻轻摇了摇头，眼中闪过一抹决绝。
“不必多言，明珠，时局之变，非吾所能逆。你只需按我的意思写，或许能为我免去一些不必要的纷扰。”陈永贵的语气里透露出一丝无奈，“你看，汪东兴、纪登奎他们，一个个都退了下来，我身边的人几乎换了个遍。这样的环境，我留着还有何意义？就说我年事已高，难以胜任，请求辞职回乡吧。”
半年前，一系列高层人事变动如潮水般涌来，昔日的战友们纷纷选择退隐，连陈永贵一直鼎力支持的华国锋，其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这一切，都让陈永贵深感力不从心，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了忧虑。
在陈永贵的坚持下，陈明珠勉强同意了父亲的要求，开始起草那封承载着复杂情感的辞职信。信中，陈明珠以父亲健康欠佳及文化程度有限为由，恳请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
事实上，这封信中的每一句话，都或多或少反映了陈永贵的真实心境，甚至连提笔的力气，他都已难以支撑。
不久，陈永贵的辞职请求得到了批准，他正式卸下了副总理的重担。然而，对于这位从田间地头走出的领导人而言，闲暇并非他所求。大寨的辉煌与争议，如同他政治生涯的两面镜子，映照出时代的变迁与个人命运的起伏。
七十年代末，大寨模式遭遇质疑，增产数据的真实性受到挑战，作为曾经的农业旗帜人物，陈永贵难辞其咎。在一次回昔阳县的会议上，他私下向县委书记刘树岗探问：“我是否犯了大错？未来，我还能否回到昔阳，哪怕是个副职也好？”这番话，透露出他对政治舞台的不舍与留恋。
陈永贵的离职，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开始频繁发表文章，批判大寨模式的弊端，呼吁农业改革。
这些文章，无疑让陈永贵心中五味杂陈，既有不甘，也有无奈。他深知，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个人只能顺应。在与李先念等老友的交流中，他逐渐释怀，选择了以大局为重，默默承受外界的批评。
在北京闲置的三年里，陈永贵的心始终无法真正平静下来。1983年，他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再次向组织提出了复出的请求。他说：“我还不到退休年龄，身体也还硬朗，希望能做些实事，请组织考虑重新安排我的工作。”
邓小平同志对陈永贵的评价公正而客观：“他是个优秀的基层农业干部。”基于这一认识，组织决定让陈永贵担任东郊农场的顾问，虽非高位，却让他得以回归本行，心有所依。
对于这份新工作，陈永贵满心欢喜：“这样就好！我从不贪图权势，农民是我的根，种地是我的本分，回到土地上，我才踏实。”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让他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余生。1985年，在一次田间劳作中，陈永贵突然晕倒，经医院诊断为肺癌晚期，生命已进入倒计时。次年3月，这位曾经的风云人物，在病魔的侵袭下黯然离世。
按照他的遗愿，家人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了山西昔阳的虎头山，那里是他梦开始的地方，也是他心中永远的归宿。陈永贵拒绝了八宝山的荣耀，因为他知道，昔阳的山水、昔阳的土地，才是他真正的勋章，那里见证了他一生的奋斗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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