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石友三率部到达濮阳，想吞并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的人马，便借口说：“丁树本投敌，我要把他抓来活埋。”

一年前，还在濮阳县县长任上的丁树本，在与日本鬼子作战中打了一场胜仗，便忽悠着上司替他在国民党大佬面前不停吹嘘，竟然起得了奇效。

仅仅一年之后，丁树本就被提拔为濮阳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兼任冀察战区游击第1纵队司令，掌握的兵力达到了两万多人。

1939年冬天，丁树本的这些家当，被“倒戈将军”石友三日夜惦记着。丁树本本来就不干不净，石友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丁树本是汉奸，马上就要将他抓起来活埋。

石友三可不是说着玩的，心狠手辣的他曾经活埋过前任主子张学良和前前任主子冯玉祥派来的代表，区区一个丁树本何足挂齿。

冀察战区游击总指挥孙良诚名义上是石友三的上级，两人都出身于西北军，他急忙赶过来劝架，三分劝慰七分哀求似的请求石友三不要动不动就活埋人，否则会尽失人心。

石友三也怕把事情闹大，就暂且放过了丁树本一马，不过还是将其手底下的兵马全部据为己有。

石友三之所以如此横行无忌，在于他现在已经身处高位，前不久国民党高层任命他为三十九集团军司令员兼六十九军军长。

事实上，如此任命是老蒋的权谋之计，三十九集团军听着挺唬人，可是只下辖六十九军与新八军。

三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虽然与石友三是拜把子兄弟，可是在军事指挥上谁也不服谁，石友三根本指挥不动新八军。

石友三军阀气息非常浓厚，身为堂堂的集团军司令，根本没有任何的大局观念。

高树勋带领着新八军与日本鬼子大战时，石友三及六十九军官兵就在很近的地方看热闹，完全按兵不动，甚至在日军通过其驻地时，竟然连一枪一炮也没有放。

经此一事，高树勋对石友三恨得牙痒痒，哪里还会有半点拜把子兄弟的情谊。

与日本鬼子大战之后，高树勋召集手下大将开会，大家一致认为提防石友三比提防日军更为紧迫，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次战斗中关于日本鬼子进攻重点方向的情报，是六十九军副军长王清翰私底下提供的，石友三全程默不作声，甚至新八军很多人怀疑，就是作为三十九集团军最高主官的石友三，向日本人提供的进攻建议。

其次，之前第一战区长官、冀察战区总司令卫立煌发放武器装备与军需给养，新八军与六十九军同时派出部队去领取，一路上日本鬼子像长了眼睛一样，专门挑新八军打，最后幸存的仅十之三四，可是六十九军却始终安然无恙。

再次，按照常理日本鬼子攻击完新八军的地盘，取得大胜之后，应该乘胜追击，攻击临近的六十九军的地盘，借此扩大战果，可是蹊跷的是，日本鬼子直接选择了撤退。

在高树勋心里，他也高度怀疑石友三已经叛变投敌，可是一时又没有确凿的证据，只得加紧防备。

无巧不成书，几天之后，“证据”主动出现了。

无论如何，石友三是三十九集团军的司令员，下属的新八军遭遇了重创，作为主官的他怎么着也得表达下慰问。为了避免尴尬，石友三拉着孙良诚一道来到了新八军的驻地。

装模做样抚慰过伤员之后，石友三向高树勋承诺会尽快上报第一战区总部，将新八军损失的兵员、武器等补齐，高树勋点头哈腰、千恩万谢。

当天晚上，高树勋设宴款待石友三，将其灌了个酩酊大醉。

深夜，六十九军副军长王清翰拜访高树勋，向其提供了石友三已经投靠日本鬼子，并计划联手日伪军、兼并新八军地盘的情报。

高树勋听后无比震惊，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石友三如此不念旧情，如此丧失民族大义。

石友三的倒行逆施，在六十九军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除了铁杆的心腹之外，很多骨干内心都坚决反对，只是迫于石友三的淫威，面上不好发作。

不久后，六十九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也找到了高树勋，劝他“早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三十九集团军将领多为地方杂牌军出身，可臧伯风是个例外，他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是蒋介石派过来的眼线，与老蒋直接通过秘密电台联系。

臧伯风将石友三投日一事一五一十向蒋介石进行了汇报，勃然大怒的老蒋当即下达密令，“除掉石友三”。

臧伯风将这些细节和盘托出后，高树勋终于拿到了“尚方宝剑”，杀伐决断的他决定立即动手。

高树勋请出了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以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在濮阳柳下屯被捕。当天夜里，高树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下令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