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承德市区北、宽敞的武烈河畔，矗立着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这就是名闻遐迩的避暑山庄。它是清朝皇帝的行宫或离宫，专为消夏避暑之用。武烈河古称热河，故又名“热河行宫”，或称“承德离宫”。山庄名为皇帝避暑消夏，实际是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说它是清朝的第二个政治都城也不过分。
为联络蒙古族而兴建
清初开始，居住在我国边远地区的民族首领开始定期觐见皇帝，这是满蒙友好的最有力保证。但那时蒙古王公却有“进塞为惧”的恐惧心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惧怕关内的一种特产——天花（痘症）。蒙古部族地处高寒地区，那里的人大都没出过天花，京城气候与边塞不同，感染的几率更大。
考量之下，康熙帝决定在塞外修建行宫，用于接见蒙古人，姿态已放得很低。但怀柔拉拢的同时也不能让对方轻视自己，塞外行猎正是展示天朝威风的一个好方法，同时也可使那些已坐享荣华的宗室子弟，不致堕入奢靡的生活。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承德避暑山庄的修建，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前后历时89年。建成后的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面积大约是北京颐和园的两倍，北海的8倍。宫殿区的建筑虽然严格恪守“天子身居九重”之制，但却具有北方四合院朴素简洁的特色，不用黄琉璃瓦，代之以灰瓦盖顶青砖砌墙，使宫殿区的建筑与整个山庄的建筑风格相一致，古朴、淡雅。
一位叫做柳得恭的朝鲜使者曾在书中写道：“康熙皇帝修建避暑山庄，实质是为了巩固边疆，在承德对少数民族实行一整套怀柔笼络政策。这里明明是皇帝施展权术的地方，可是皇上却偏偏使用“避暑山庄”一词，从中丝毫看不出任何政治痕迹，似乎使人进入了一个富于闲情逸致的环境，好像一层薄薄的轻纱，掩盖了政治统治的实质，叫人看后产生一种轻松的感觉，可见康熙用心之良苦。”
各头领人物政治集会的场所
山庄美景胜境自不必细说。重要的是，它的政治文化的价值不可估量。自山庄初建，这里就成了国内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王公贵族们举行政治集会的场所。
康熙时，自山庄初步建成，这里主要接待内外蒙古诸部落王公贵族。西北地区很不安定，当地回族及青海蒙古诸部与清朝的关系还没有达到十分密切的程度，前来山庄集会的很少。这种情况，到了乾隆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乾隆帝继承康熙、雍正两朝的未竟的事业，先后平定了西北准噶尔地区的达瓦齐叛乱、阿睦尔撒纳叛乱、喀尔喀王公青滚杂卜叛乱与新疆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国家空前一统，西北诸民族如回族、维吾尔族、青海蒙古族，还有西南的藏族，也有南方的部分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台吉、上层僧侣、酋长等，纷纷前来山庄朝贡，觐见皇帝。乾隆帝分别接见他们，封赐爵号，颁赏银两、缎疋等，举行宴会款待。
四十五年，乾隆帝70寿辰，西藏班禅六世、内外蒙古、厄鲁特、青海蒙古各部宗教领袖及各部首领云集山庄祝寿，盛况空前！居处僻远的喀尔喀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自乾隆四十六年后，也不惧路途险远，多次亲来山庄，虔诚地觐见乾隆帝。
乾隆之后，清朝已走下坡路，呈衰落之势，但各民族聚会山庄的传统仍然在继续。如道光、咸丰等朝，经历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灾难，山庄仍是各民族首领聚会的中心，连外国使臣也来山庄了。直至同治以后，皇帝不再来山庄，这里日渐荒废，再也见不到昔日各族首领云集山庄的盛况了。
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
自山庄建成时起，康熙帝几乎年年来此，名为“巡幸”，实则住一段时间，既处理政务，又会见蒙古等民族各部首领，率满蒙王公、朝廷诸臣及八旗将士围猎，举行秋狩大典。
山庄建成后，过了10余年，康熙帝就去世了。雍正帝即位，他在位只有13年，因忙于内政，竟足不出紫禁城。生前，他已认识到自己不去山庄、不举行木兰秋狩是一过错。他曾对弘历（即乾隆帝）说：“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围者，盖因日不暇给，而性好逸，恶杀生，是予之过。后世子孙当遵皇考（康熙帝）所行习武木兰，勿忘家法。”
乾隆帝记取其父的告诫，效法其祖康熙帝，全力经营山庄，大规模改造和扩建。史载他巡幸山庄和举行秋狩大典，始于乾隆六年。此后，至四十二年与四十三年期间，因孝圣宪皇后去世、办理丧事，未去山庄，也未举行秋狩。直至去世前，他每年必去山庄住一段时间，一定举行秋狩活动。据有的学者统计，乾隆帝一生去山庄达52次！如按每次3个月计算，52次，总计有13年的时间是在山庄度过的。
嘉庆帝即位后，遵循祖制，效法其父乾隆帝，坚持巡幸山庄、木兰秋狩。很不幸，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他竟病死在山庄。与他同此命运的，还有他的孙子咸丰帝。为避英法祸乱北京，咸丰帝携后妃及诸臣逃往山庄，最终病死在这里。同治以后，清朝已变得极度衰落，再也无力举行秋狩大典，更无心思巡幸山庄。从此，这座经营并繁荣了150多年的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第二个都城便被废弃，这意味着这个被赋予政治生命力的山庄就此终结。当清朝灭亡，山庄也同它的主人统统化为历史的陈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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