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农历正月十六，上午十一点。宁夏西山坡米家沙窝，在众人的簇拥下。一个年纪四十多岁的男子，清了清嗓子。对队伍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要打起来了，我们宁夏的民主势力也在作准备，计划在约定的时间举行大暴动。我们要走在他们的前头，绝不能落在他们后边...”

说话者便是素有“贺兰山大王”之称的郭拴子，严格算来，郭只能算第二任。第一任“贺兰山大王”叫周墩子，原是郭拴子的头。

1932年，周墩子外出寻开心，谁知再也没有回来。事后才知，他被马鸿逵枪毙。一年前的1931年11月，郭拴子正式投到周墩子门下。

郭拴子跟周墩子算是老相识，早在1929年的时候，周首次见到郭拴子。那年郭才二十二岁，刚从军队逃回来。时宁夏土匪密布，军阀为巩固其统治，在一个人口不到百万的小省，便豢养10万大军。规定45岁以下男子都要轮流分期入伍受训。

郭拴子当兵一年，便从部队逃回来。谁知一回到家，便摊上大事。郭带领兄弟四人，前往当地政府把父亲从官吏手里抢回来。此前郭父由于拒缴“羊捐”，而被收税人带回地方办事处。郭回到家后，自知逃兵役，从税吏手里夺父，犯法不轻，家自然没法再呆下去。

1930年，在宁夏西山一带活跃一股土匪，由于为首者诡计多端，枪法又好。很快这个“后起之秀”成为能够跟周墩子齐名的土匪武装。所谓枪打出头鸟，同年马鸿逵为独占宁夏，组织一部分兵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进山剿匪。

郭拴子为与“剿匪部队”抗衡，在匪部骨干的说和下，于1931年11月。正式和周墩子联合在一块，周为正首领，郭为副首领。郭不甘屈于人下，暗中伙同自己的几个亲信商议，该如何除掉周墩子。

1932年，周墩子夜宿山边一户人家，被同伙白四子开枪打伤，随后被巡防的马鸿逵部抓获枪毙。这个白四子便是郭拴子花钱拉拢的刺客。周匪队伍，见老大枪毙，个个恐慌失措。郭趁机夺取老大位置，在周匪队伍中，只有一人不愿归顺郭拴子。此人叫梁风惠，郭没来得及清理门户，梁便逃到后套。

一年后的1933年，驻扎在黄渠桥的马宝琳接到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命令，要他带队前去剿灭郭拴子匪部。郭匪常年流窜于平罗、惠农、贺兰一带，以保商、护路名义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向百姓、富户征粮派款，随派随收，稍有抗拒，即遭打杀。

郭拴子早年，给牧主放骆驼，与蒙古人打交道，精通蒙语、骑马、摔跤等。加之经常在宁蒙之间走动，非常熟悉贺兰山北段和阿左旗草原的地形道路。当得知马宝琳派出一个团前来围剿，便利用复杂的山地与剿匪队伍周旋。

1934年冬，郭拴子做梦都没想到梁风惠，会主动送上门。不过郭却不能杀他，此时粱身负重任。作为“马主席”派出的说客，梁风惠的任务是招抚郭拴子。

同年夏天，马鸿逵派“精英”警备旅进山剿匪，耗时数月，都没能顺利拿下郭匪。此时的郭拴子早已不是此前的郭匪，他获得大量军事援助，来自“东陵大盗”孙殿英的“慷慨”。

马鸿逵（1892年-1970年）

1934年春，孙殿英部与马鸿逵部在银北开战，孙殿英早年为匪的经历，让郭拴子有种莫名的亲近感，于是他投靠孙殿英，为答谢郭的支持，孙便给郭一笔军火。

“孙马大战”孙殿英大败，郭拴子趁机抢得孙部大量武器、辎重，一些兵痞流氓纷纷上山加入郭拴子部，郭的势力发展至上百人，匪名也越来越大。

几次剿匪不成，马鸿逵只得拉下脸“若想太平，必须贼杀贼”。时在宁夏活跃的土匪远不止郭匪一股，在宝丰、石嘴山、大武口、红崖子等地还盘踞活动着马英堂、游占祥、王瘸子、马文秀、等股匪。

正如《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保安篇记载：“平罗县，西山各堡，及宝丰附近，匪患尤炽”

各地乡绅、武当庙的和尚纷纷出面劝说郭拴子投降。这次梁风惠以地方保长的身份，要郭拴子接受政府的安排。土匪别看很风光，实际上普通匪徒主要以干粮冷饭、炒面作主粮，有上顿没下顿，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大吃大喝，只是抢得酒肉的一时痛快。

1934年秋，马鸿逵将郭部编为平罗保安队，郭被任命为队长，驻扎银北，其职责是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剿匪、缉私等。

解放前夕的1949年，郭拴子可说是富甲一方，娶老婆5个,全家共19口人，有水田100余亩，宅院2处，40余间，骆驼200多峰，山绵羊1200多只，骡马牛车等大牲畜应有尽有。郭拴子担任的职务是平惠贺兰保安司令，这个职务从1938年郭拴子首次就任，一直担任到1949年前夕。

当我军迫近永宁仁存渡时，原宁夏省派出军政代表到吴忠堡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路兵团司令部驻地，向杨得志司令员提出“要求谈判、举行起义”的主张，后经谈判，于1949年9月23日双方代表签署“和平解放宁夏问题的协议”。

四天后的9月27日，解放军收到郭拴子送来的“大礼”，两卡车军用物资。时马鸿逵部队的一部分散兵和装载物资的汽车从银川经石嘴山向内蒙古乌海逃窜，郭拴子率保安队趁机截住物资汽车。当天，郭拴子率部100多人向我军投降。

银川市军管会决定将郭拴子部改编为贺兰山保安队（郭自称贺兰山警备队），原建制不变，任郭为贺、平、惠三县保安大队队长，驻扎在黄渠桥，由六十五军一九四师五八二团代管，负责维护地方治安。

1950年正月十五深夜，宴席散场，郭拴子突然对准备离席的杨景国说“指导员，明天我去参加一个同志的婚礼，准备两名随从，我只有一支手枪，你的枪我用一下”。郭接过手枪后，看赴宴的人渐渐消失在黑夜中。便回到屋内，对着亲信，长叹一口气“我去银川时，见到了一些老同事，有人对我讲，在开河前后，要把宁夏的共产党、解放军全部赶走。可依靠的力量：银南芦军长、河东有田福祥（马家军团长），北有左军长...”

被捕后郭拴子说暴动的理由是“因为部队住房子有一个老百姓找我们要两个骆驼，跑了一个多月的买卖，今年又找我们要人工、籽种、牲畜，我没有办法，就叛变了...”

同年春节前后，宁夏流传着一些荒诞无稽的谣言，“苏联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不使用原子弹，一定是他们没有原子弹。波罗的海已被美国扰乱，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起来了”，“一旦大战爆发，14小时中国就可以全部收复（指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卷土重来）”。一些反动会道门头头趁机造谣说“共产党的劫数到了。”郭拴子梦想要当“宁夏省主席”。

1950年，农历正月十六，郭拴子趁解放军指导员杨景国等人，到省军区开会，兼代领夏季服装。郭命令部下精选58名“靠得住”的“精英”，携带轻机枪一挺、驳壳枪4支、步枪4支、各种子弹共计7200多发。上午十一点时，把队伍开到西山坡米家沙窝，令机枪射手把机枪架到一个高沙丘上，把部队集中坐在一起。发布叛变演讲后，郭拴子不忘补充一句“愿意跟我走的欢迎，不愿走的放下武器回家，我郭某绝不阻拦，有不愿意的没有？”

1950年4月17日零点，黄渠桥驻军突然受到郭匪的猛烈攻击，土匪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我军进逼。早在3月4日，郭匪宣布叛乱当天，我军已获悉情况。当天下午，惠农县组织召开干部会议，制定清剿方针；以政治争取兼军事清剿为主要方式，具体执行由驻黄渠桥一九四师五八二团担任，平罗驻军积极配合。

土匪夜袭黄渠桥后，平罗县各乡村，随处能听到“山里一仗，我们消灭解放军5000余人，一九四师师长被打死，参谋长被活捉...”还说“惠农县让郭司令打得不敢住人，解放军部队和惠农县政府要搬到平罗去。”

4月17日，我军已获知郭匪要来夜袭的情报，战斗仅交火五六分钟，匪徒即被击溃，双方均无伤亡。郭拴子利用谣言，声称自己是“黑虎星下凡转世”积极扩大匪部。

7月31日，左旗旗委书记曹动之由银川返回定远营，走到贺兰山范家营遭遇郭匪，曹及随行的通信员均被匪徒杀害。

早在一个月前的6月10日，左旗政府受到郭匪冲击，虽被解放军及时击退，但匪徒带走了广播电台的电台、密码本等各种电讯设备。

我军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基本上摸清土匪活动规律，绘制了贺兰山的详细地形图，大规模的清剿行动从9月12日开始，宁夏军区抽调一九三师侦察分队、一九四师五八一团、五八零团一营、一九五师四个步兵营共八个营、两个骑兵连从四面开始进山剿匪。几支部队协同对土匪活动区域的山口、洞穴、寺庙等地严密封锁，对每一个山谷、石缝进行拉网式的搜索。

10月6日拂晓，解放军五八四团，二连班长陈宝良在贺兰山大西峰的一处山洞，成功将郭拴子捕获。余部30多名匪徒落入法网。一天前，五八四团团长史秉廉通过审讯俘虏得知，剿匪部队切断了土匪与山外的联系，天气渐冷，土匪缺衣少食，靠打黄羊为生，郭拴子派亲信李六麻子往山前村子筹粮。10月5日，史团长带队抓住了李六麻子，经审讯，史团长立即带领战士前往贺兰山大西峰。

贺兰山周边地形

郭拴子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出。众匪纷纷下山向人民政府自首。侥幸逃脱的土匪副司令谢占奎被迫于10月14日带7名土匪向剿匪部队投降。杀害曹动之的凶手孟巴图也于11月13日被阿左旗保安队抓获。至此以郭拴子为首的土匪被全部歼灭。

据审讯郭拴子的陈宜贵回忆，军法处提审郭拴子时，他在刑讯室里，痛哭流涕、悔罪求生。1950年11月19日。在银川市东教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这个自命不凡的“黑虎星”，终于受到人民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