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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的上校武官包瑞德被派往桂林给国民党部队训练新兵。
在这段时间里，包瑞德和其他外国人一样，对于共产党的印象都是从国民党的宣传中听到的“反对延安”。
包瑞德一直都很想知道，“红色延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并不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他的新婚蜜月就是在北京度过的，那时他便对这个古老又神秘的国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而当他1944年真正踏上延安的土地时，才意识到了自己对共产党了解的片面浅薄。
来到抗日大后方的美国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出于对整体战局的考虑，美国政府开始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由于美国国内有些政客对中国当时多党纷争的状态并不放心，所以总统罗斯福多次敦促国民政府要尽快放下党派间的纷争，尽快开始共同抗战。
第二年，史迪威作为美国方面的代表来到中国，与周总理等人进行了会谈，不久之后便给白宫发回了调查结果。
他认为在当时的那个特殊时期，应该先让共产党的部队强大起来，以便制衡国民党政府，更方便美国对中国的控制。
美国方面认为，延安方面所组织的八路军，是当时中国所有抗日队伍中纪律性最强，同时也是最有进取精神的队伍。
由于当时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军队所占领的重工业基本都在东北地区，而共产党的队伍和东北抗联又在这个地区活动，如果不对共产党加以控制，很可能就会成为苏联插手中国的重要跳板和联盟基础。
史迪威想用给中共提供武装条件来逼迫蒋介石，没想到蒋介石不仅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反而多次用退出抗日统一阵营来要挟美国。
这当然让美国总统罗斯福大为不快，于是首次提出要派出访问团对中国情况进行调查，这同样被蒋介石所拒绝。
1944年初，日军在河南、湖南、广西等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国民革命军一败再败。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援，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派遣调查组的建议。
美国方面十分担心蒋介石会遭到打击后会退缩甚至投降，那样将会严重影响美军在太平洋作战的部署和伤亡率。
为了使局势不会变得更糟，副总统华莱士在从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那里确定苏联的态度之后，专程赶到中国，开始对顽固的蒋介石进行新一轮的游说。
当时的苏联政府对蒋介石一直都保持着暧昧的关系，但是华莱士提醒蒋介石，不要像克伦斯基政府一样被苏联变成傀儡政权。
华莱士对蒋介石表示，美国只是充当两党之间的调停人，只是希望两党能够在同一政府下和平相处。
蒋介石在考虑再三之后，勉强同意成立观察组。
美军从陆海军情报组和营救组中精心挑选出18名成员，组成了“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
其主要目的是评估共产党在对日战争中能够产生的作用，以及针对共产党队伍的实际情况做出可能给予支援的有效办法。
当年7月，美方派出的访问团降落在延安。但当飞机降落在土机场的时候，却发生了一场小意外。
延安的机场最早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修建的土跑道，经过多年的战争和风雨侵袭已经破败不堪。现在的机场是不久前带领延安的军民刚刚用人工重新翻修过的。
由于土机场没有相关的指示标志，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跑偏，左侧轮胎陷入了一个埋在地表下的坟墓中，坏掉的螺旋桨也差一点就切到了驾驶员的身上。
好在飞机经过一阵剧烈的抖动，完成了一次有惊无险的降落，这个被称作“迪克西使团”的访问团，平安地踏上了延安的土地。
一起到群众中去
“迪克西”这个名字，原本是指美国南北战争时候的南部和北部各州的总称，用来暗指延安像造反者的家园一样。
给访问团起这个名字的人就是这个团的团长包瑞德。
飞机降落时的小插曲，让访问团成员和赶来迎接的队伍都有一阵短暂的慌乱，但好在有惊无险。
当包瑞德带着团队人员从飞机上走下来时，见到的是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热情的迎接，还有周总理真诚的道歉。
包瑞德则用《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伤人乎？不伤马”来回应周总理的道歉。
访问团入住的地点，是经过精心装饰的“最豪华的窑洞宾馆”。
尽管这几孔窑洞是用青砖铺地、条石堆砌，但是在访问团的眼中却还是只有“简单的桌椅，简陋的木板床”，他们曾经抱怨屋里面没有自来水，却不知道就连远处的厕所都是为了迎接他们新盖的。
在这些人的回忆录里面，有人这样形容窑洞：
“像斯巴达人一样简单的住所，不能有效地防止苍蝇和老鼠进到屋里。”
“凹进山坡的浅洞取暖需要生火，我们经常被浓烟熏出来”。
“贫穷”是访问团对这里的第一印象，但包瑞德对这些并不是很在意，他更加在意的是观察共产党军队的状态。
但在到达延安的当天下午，他和观察团的成员们就被延安的热情所感染了。
当他们被安排到住所时，八路军和百姓们已经开始对机场的跑道进行修整。包瑞德发现在干活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竟然是上午接待他们的总参谋长叶剑英。
在包瑞德的印象中，无论是美国军队还是国民党部队，从来都没有哪一支队伍的指挥官能够和普通士兵还有老百姓在一起干活。
不知是出于礼貌，还是被那个场景所感染，包瑞德和其他观察组成员纷纷脱掉外衣，加入到劳动人群中去。
这仅是让包瑞德认识共产党队伍的刚开始。
在延安，包瑞德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作为指挥中心的延安，即便是在八路军的指挥部，也都看不到有卫兵的影子，就连最高领导人毛主席的住地外，偶尔路过的人们也不会被毛主席的生活警卫员惊到。
这是在重庆和桂林都不曾见到的，那里的大多数新兵都是被绳子拴着带进军营的，军官打骂士兵也是经常见到的。
像延安这种老乡能够和领导人随意打招呼的场面，让他们第一次知道“军民同乐”的真正含义。
“在延安，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低之分，相互以同志称呼，路边没有乞丐、很难看到特别贫困的人。几乎人人穿着都很朴素，妇女不穿高跟鞋，也不涂口红，和男人一起下地干活，真正做到男女平等。”
为了配合观察团工作，毛主席给各部队、各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沟通，声明要
“放手合作，诚恳欢迎”
包瑞德和团员们观看了八路军进行的操练和比武，也观看了话剧和戏曲演出。
他们认为八路军虽然装备落后、弹药不足，但是却在精神状态、和军事素养上要高于国民党部队，而且要更加被人民所爱戴。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团员们纷纷向美国总部发回了接近50封的报告。
报告中称“共产党在游击基地所获得的力量要远大于重庆方面，理应得到更多的支持”“更有民心、更有战斗力”，甚至还有建议“用缴获的德械武装共产党，可以承认其为独立政府”。
原本一切都在向着有利的方向进展，但是这时候的美国政府内部却出现了变动，赫尔利获得国内政客的更多支持，取代了史迪威的位置。
赫尔利远没有史迪威的那种军人魄力和杀伐果断，他身上更多的是政客的奸猾。
这次他来到中国，是本着让蒋介石放开一点“民主”，毛主席交出“军队”，希望两个党派能够在一起“合作”。
共产党就是共产党
11月，赫尔利飞到延安，带来了他声称蒋介石已经同意的“五项协议”，经过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仔细商讨，将改正之后的协议交给了赫尔利，同时期待着蒋介石能够在协议上签字。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不仅蒋介石推翻了协议的内容，就连赫尔利在得到美国政府的授意之后，也改变了态度，完全站到了蒋介石一边，而且还宣布“只承认一个政府”、“不与共产党合作”。
赫尔利态度的突然转变，让还在延安的包瑞德十分尴尬，因为赫尔利还让他继续商谈完全站在国民政府一边的协议相关内容。
协商的结果当然是被毛主席否定，不过包瑞德并没有停止为和平奔走的脚步，他多次在延安和重庆之间奔走，努力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
但是却在美国政府的重重阻力下不仅没有进展，反而因为一次误会，让他丢掉了团长的职务。
1944年底，包瑞德从重庆再次飞回延安，当时他接到的任务，是和中央军委沟通，安排山东沿海地区的八路军配合美军，在当地接应盟军的空降师，准备在沿海地区建立一个跳板，继而对日本进行打击。
但是，这个消息被国民政府的特情人员得到了，并且汇报给了宋子文。宋子文当即直接找到赫尔利，声称美国是想给八路军提供武装力量。
赫尔利虽然知道并不是宋子文说的那样，但是毕竟之前并没有和国民政府沟通，如今只能把祸水引到别人身上，而一直在为共产党说话的包瑞德则成为了背黑锅的最佳人选。
突如其来的调令让包瑞德和其他访问团成员都感到措手不及，但又不能违抗命令，他只能默默地整理行囊。
在接到调令的同时，包瑞德也接到了一个消息：蒋介石将要对延安进行轰炸。
当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带着土特产到机场送别包瑞德的时候，包瑞德一面向大家道别，一面看着手上的手表。
周总理看懂了包瑞德的动作另有深意，便凑到他的身边悄悄耳语几句。
在包瑞德离开不久，中央就通知部队掩护群众和机关转移，蒋介石的一次轰炸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
离开延安的包瑞德，在回国之后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成了《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一书并出版发行，向并不了解八路军和共产党的人们介绍他眼中的共产党。
在书中，包瑞德评价八路军是“优秀的善于游击的战士们”。他用他见过的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进行对比，比军容、比军纪、比执行力、比精神状态。但整体来说，包瑞德认为八路军是要整体强于国民党的部队。
包瑞德尤其对八路军的情报系统感到惊讶，总是能够及时而准确地得到最新的消息，这让八路军即便处于劣势，也能够先一步找到制胜的先机。
他认为八路军极其善于学习，在帮助访问团收集气象数据的时候经常会跟着一起学习，并且很快就掌握了技巧。
在包瑞德的回忆里，他在延安的那一段时间是愉快的，同样也得到了很好的学习机会。
“延安的物质生活看起来很贫瘠，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这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整体来说，包瑞德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表现十分赞同，他赞同八路军的战斗精神，不论是装备精良的日本人，还是局势占优的国民政府，就连面对美国人赫尔利时也毫不示弱。
包瑞德总结了一句话：
“共产党人就是共产党人。”
然而立场的不同注定了他和我党领导人之间的友情缘浅。虽然对国民党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同，但他作为美国军人，最终站在了国民党这边。
开国大典这天，包瑞德前往观看，想必内心也是极为复杂的。而这段时间，他在美国情报部门的命令下，对接情报贩子李安东，获得共产党情报超过500份。
最终在1950年，包瑞德离开北平去往台北，他曾想要留在中国，但蒋介石没有认同。最终在四年后他回到了美国教授中文。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美国去世。
共产党的队伍能够在艰难的岁月中取得胜利，是与紧跟着党的指示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才有许多像包瑞德一样的外国人士从敌对到认同，甚至还会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
虽然这次的访问团并没有达成实际的效果，但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却可以为全世界人们重新认识我党和人民军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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