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种古早电视广告，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对着镜头介绍“万能神药”，后面还拍了一串老人的用药疗效，说心脏病、糖尿病、不管啥病都能治好。
我把这当个玩笑讲给我的医生朋友余一生，没想到她一听“假药”来了劲，说这事她也干过，而且不得不干。
只不过假医生害人，而她是为了挽救一个年轻人的命。
后来我才知道，当ICU医生，不仅要会救人，还要会演戏。
2020年1月，那段时间病房里最闹腾的病人叫晓东。
他是个目测200多斤的小伙，庞大的身体把监护室的病床占得满满当当，稍一动弹，病床就吱呀乱响。
他是因为吃了顿烧烤进来的，短时间内身体分泌了过多的胰液——一种用于消化的东西，相当于自己开始消化自己了。为了稳住他的生命体征，我们往他肚子上放了7根引流管，代价是很疼，每次穿刺，我们都会给他打止痛药。
眼看着晓东的生命体征慢慢稳定下来，可他的疼痛却不见缓解。
他每天都指着自己插满引流管的肚皮说，这里也疼，那里也疼。
在ICU，疼痛是一件敏感的事，医学院的教育告诉我们，除非明确知道疼痛的来源，否则不要轻易使用止疼药。我的主任姓江，她注意到了晓东的情况，洗干净手，轻轻按了按他胸下、小腹和肚脐的位置，确认道：是这里疼吗？还是这里？
只见晓东眉头紧锁，张大了嘴吸气，无论按哪里都说，我疼，我真的疼，给我用那个黄色标签的药。
给晓东用过的黄色标签的药只有一种，就是阿片类止疼药。
我和江主任对视一眼，他很可能染上药瘾了，考验我们演技的时刻又到了。
晓东几乎是我见过最任性的病人。
他一个人来本地打工，在物流公司上班，天天吃外卖、喝饮料，几年前体检，就查出了脂肪肝和高血脂。但他没当回事，原话是，我这么年轻，现在吃药，不就要当一辈子药罐子了吗？
这次进ICU的时候，他已经呼吸不上来了，心率快得吓人，体温也突破了40度，各种仪器在接入那一刻就疯狂报警。即便如此，等稍微缓过劲了，晓东依然觉得自己问题不大，拒绝抽血，拒绝吸氧，拒绝做深静脉穿刺。
他坐在病床上大吼，“我挂几天水就好了！”一边吼，一边试图挣脱约束带。
可情绪一激动，他原本就剧烈跳动的心脏，跳得更快了，监护仪上的脉氧数值不停往下掉，很快，他就因为缺氧和休克瘫软下来。护士按住他的胳膊，好不容易找到血管，抽了七八管血，那血没多久就分了层，最上面飘着一层浓厚的油脂。
晓东的病是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病的关键在于，怎么处理腹腔内的坏死物质——
由于暴饮暴食，晓东分泌了过多用于消化的胰液，它们分不清“敌我”，清扫完食物战场后，开始消化晓东器官，相当于自己在一口一口吃掉自己。
因此，晓东体内堆积了很多被“误伤”之后的坏死物质，它们无法自动排出，而是不断向外钻。晓东肚皮上已经出现了很多青紫色的淤斑，肚子也像个气球一样，越胀越大。
眼下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帮晓东清除这些坏死物质。
每隔一周，我们就要帮晓东做一次穿刺引流，把一根长长的内镜从晓东的嘴里伸进胃腔，通过提前放置好的金属支架，再用一根金属丝制成的套圈，将坏死物质挖除出来。
每次操作，晓东都像一只硕大的虾米一样蜷缩起来。为了让他不那么难受，每次穿刺前，护士都会给他推注一针贴着黄色标签的阿片类止痛药。
我们花了整整两个月，才将晓东身体里的坏死组织清除干净。
晓东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住在ICU风景最好的病房，有一扇大玻璃窗，窗外是一颗高大的玉兰花树。他渐渐安静下来，不再叫嚷着要出院了，可也不看书，不玩pad，唯一的诉求就是用药。
他要用那种贴着黄色标签的药。
这种情况很快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我们发现，用上阿片类止疼药时，晓东整个人都舒缓了下来，而停用药物后，他变得暴躁易怒，严重时还会心慌手抖，心电图上却没有任何实质的病变。
他很可能药物成瘾了。
晓东再次问我们要止疼药时，江主任问，“你能不能试着不用药？”
他只犹豫了几秒钟，随后立刻回答，“不行啊，太疼了！”
我和护士使了个眼色，说，“那给你再用一次哦，后面你要试着忍忍。”
护士拿出准备好的注射器，排气、消毒、连接到输液管上，她刻意大喊一句：芬太尼，50ug，记得开医嘱啊。
我迅速接话：知道，不开医嘱不开毒麻单拿不到药。
眼看着透明的液体一点点被推进晓东体内，他似乎慢慢放松下来。除了晓东，所有人都知道，那并不是芬太尼，只是贴着黄色标签的生理盐水。
这是一场为了帮晓东戒掉药瘾的骗局。
在谈话间，我们把晓东的情况和家属做了交代，我们尝试停药、减药、更换药物，效果都一般，现在只能试着骗过晓东了。
依然是他妹妹做主，说，“我哥随心所欲惯了，没人能管他，这次生病也是让他吃点苦头，长点教训。”而他妈妈缩在最边的椅子上，也没有意见。
刚开始，我们只是随机把一天内的某次的芬太尼更换为生理盐水，他似乎完全没有感觉，后来，我们一点点地增加了更换的频率。
一天晚上，晓东问我，“我怎么感觉最近贴黄色标签的那个药，跟以前不一样了啊？”
“是吗？”我装作仔细地看了看注射器，“可能换厂家了吧。”
晓东没有怀疑我的说辞，“那能不能加大点剂量呢？”
“这可不行，”我严肃了起来，“你现在没啥必要用止痛药了，我给你听点歌，你赶紧睡吧，喜欢哪个明星？《开不了口》听不听？”
他似乎不愿意和我多聊，转过身说，“不听，我喜欢的是刀郎。”
我看他没再坚持要止疼药，也稍稍放下心来。虽然这种戒药方法并不舒服，但确实有效，晓东叫嚷着要止疼药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正当我们以为，晓东会平稳度过这段药物依赖期时，他却突然撞破了这个骗局。
一天，我和护士默契配合着，给躺在床上喊疼的晓东打了一支“芬太尼”，正准备去看其他病人的情况时，一个实习护士突然慌慌张张地跑来，“老师，我没找到这支芬太尼的安剖瓶啊。”
尽管很小声，还是被晓东听见了。
他愣了一下，像是突然反应了过来，开始大喊大叫，恨不得跳下床质问我们每一个人，“你们都在骗我，这根本不是止疼药！”
护工戴阿姨赶紧从隔壁病房跑来，一起按住晓东，免得他动作太大，把旁边的机器都拽倒。戴阿姨劝说，“孩子，你都快好了，可不能这样做。”
晓东像是没有听到一般，“我疼，我浑身都疼，快给我用药！”
混乱之中，隔壁病房的病人又出了状况，我被叫去紧急抢救，最终也不知道戴阿姨她们如何平息了这样一场混乱。只知道最后，我们还是不得不给他推了一针真正的止痛药，他才瘫软在床上，慢慢睡去。
等我忙完那天的工作，出医院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骑着电动车，行驶在医院附近安静的小道上，我想起了另一个这样的夜晚。
那是2010年的深冬，天很早就黑了，我在城郊一家康复医院参加活动，散场以后，康复医院的医生叫住了我说，“去看看从你们医院转来的病人吧。”
他没有说名字，我却一下子便知道他说的是谁。
那个病人叫阿树，在隔壁市当搬运工，38岁，是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
2009年7月，他因车祸导致颅脑外伤入院，命是保下来了，但因为严重的肺水肿，不得不依靠呼吸机生存。同时，由于剧烈的气喘、炎症反应、人机对抗，我们不得不给他使用镇痛药物。
一段时间后，他的肺水肿好了起来，人也渐渐清醒了过来。
接下来，我们只要逐步降低治疗强度，撤离呼吸机、控制感染、进行神经康复治疗，阿树就能慢慢康复出院了。
但我们发现，阿树根本无法停用镇痛药物，一旦减量，他就会变得暴躁，在床上不停地扭动、抵抗，我们只能再次推注镇痛药物，而这会让他的呼吸也慢下来，他只能依赖呼吸机，才能一口一口地呼吸，但呼吸机的使用，势必要搭配镇痛药物。
阿树就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无法脱离呼吸机，也无法摆脱药物。
因为经济原因，他的家人很快把他转去了二级医院。后来我听说，往后一年里，阿树依然没有走出这个恶性循环，无法戒断药物，也无法断开呼吸机，只能始终躺在床上、陷入昏睡。
医生同行提起时，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阿树，跟他走进了监护病房。
康复医院的病房很大，十几张的监护病床排成一排，每张床上都躺着一个一动不动的病人，从外表几乎看不出每个病人的区别。
时隔一年，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阿树。
因为切除了部分颅骨，他的脑袋凹下去了一大块。他变得很瘦，双颊凹陷下去，两只眼睛大得惊人，全身上下最为瞩目的是他脖子上气管切开的口子。
那是我一年前切开的口子，为了让他的伤疤以后不那么明显，我尽力把口子切到最小。一年后再看，只觉得这个口子似乎变大了，它连接着呼吸机，通过一根管道，给阿树的肺部输送让他赖以生存的气体。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树。
再听说他的消息，是在一场学术交流活动上，康复医院的医生告诉我，阿树没能扛住新一波的肺部感染，家人也最终选择放弃进一步抢救。
那是我正式成为住院医师的第一年，阿树并不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死亡的病人，但我却始终记得他。是阿树给我上了一课，让我在之后的从医生涯里始终记得，要及时帮病人摆脱镇静镇痛药物，时间久了，他们会上瘾，甚至会因此死亡。
我不想让晓东成为下一个阿树。
第二天上班，我去食堂吃饭的路上，看到了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我认出了那是晓东的妈妈。她蹲坐在电梯旁的楼梯间，来来往往的人从她身边绕过，看到我，站了起来，似乎想说些什么，最终却还是沉默地蹲下了。
晓东刚刚入院的时候，我和他母亲见过几面，那时主要是晓东妹妹负责沟通、签字，老太太总是沉默地站在女儿后面，印象里她唯一和我说的话是，医生，我能不能把我的这些器官都捐给儿子啊。
后来晓东住在ICU的这段时间，他妹妹应该是回去上班了，但他妈妈就直接住在了医院的楼道里，有时我值班，会碰到老太太一个人跪在角落里，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地祈祷。也许是来医院里的人，心里都装着更重要的事，来来往往的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个老太太。
在医院工作本就像打仗一样争分夺秒，那天我却罕见地停下了脚步，我举起手机，拍下了角落里的老太太。
回到病房里，晓东又在闹着要止疼药，几个护士根本按不住他。我直直走到他面前，看着这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人，打开了手机相册里那段8秒的视频。
画面里，楼梯间一如既往的昏暗，角落里还有偷偷抽烟的家属留下的烟头和垃圾，老太太穿着件过时的衬衫，一头白发在脑后盘了个极小的髻，她跪在楼梯拐弯处的最角落，低着头，闭着眼睛，双手合十，嘴里碎碎念着，然后慢慢弯下腰，许久没有起来。
视频放完，晓东安静了下来。
我说，“你妈妈天天住楼下那个楼道里，那边没有空调，她连个垫的都没有，就睡在泡沫板上。”
“你想见你妈妈吗？”
特殊时期，病房里禁止所有探视，晓东每天只能pad上和妈妈视频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里，他也不怎么说话，只能听见他妈妈不停说：“东东，你要听话啊。”“东东，妈妈在外面等你啊。”
安静的时候，整个病房都能听到他妈妈略带乡音的絮叨。
突然之间，晓东像是卸去了全身的力气，他疲惫地躺在病床上，没再问护士要止疼药，也没再说什么。
戴阿姨和我们商量，晓东家里人进不来，但可以把他推到病房门口，让他们见上一面呀。我们请示了主任和护士长，为他特别破了例，跟晓东说了以后，他没什么特别的反应，但看得出他很期待，特意问了戴阿姨见面时间，还和她一起整理了床铺和引流管。
那之后的日子，我总在病房门口看到这样一幕：
满身插着管子的晓东，和穿着隔离服的小老太太，还有他胖胖的妹妹，三个人在门口说着笑着。晓东的脾气似乎好了一点，他一直在说话，而他妈妈只是笑着，摸着儿子的手和脸，甚至蹲下来给儿子按摩脚，却不再唠叨。
打那以后，晓东似乎一点点忘记了身体上的难受，没再主动叫喊着要我们给他打止疼药。他肚子上的管子，也从手指般粗细的粗管，换成了只有2mm左右的细管。坏死的物质逐渐从他的肚子里引流干净，他的肚子也逐渐瘪了下去。
在ICU住院三个月后，晓东的家人来接他出院。
他刚来的时候，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护工戴阿姨总是和他说，你在ICU，虽然不知道今天几号，是星期几，但你要记住，楼下那棵玉兰树开花的日子，你就熬出头啦。
我不知道戴阿姨是不是和每个病人都是这么说的。但神奇的是，晓东出院的那一天，他窗前那棵玉兰树，正开着大朵大朵白色的花。
后来我搜过很多文献，像晓东这样严重的戒断反应，在医学上叫做医源性阿片类药物戒断综合征。阿片类药物包含芬太尼、吗啡等镇痛药物，也是部分毒品的主要成分，它们在需要使用呼吸机、以及做完手术的患者身上很常用。
研究数据显示，在需要阿片类药物注射的ICU患者中，药物成瘾的比例大致在15%至40%。但关于如何治疗研究很少，甚至有医生总结，“许多患者似乎在没有特殊治疗的情况下康复了。”
这听起来简直像在等待奇迹。
可晓东的例子又何尝不是一种奇迹呢？那时我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帮助晓东顺利戒掉药瘾，成功出院。直到一年后，我又遇到一个病人，给了我答案。
2021年1月，一个叫何娟的病人被收到了ICU病房。
她刚进来的时候，心跳飙到了一分钟180次，心电监护仪上出现了一连串快速上升的红色尖峰。因为呼吸困难，她的身体微微向前倾着。我们给她戴上了氧气面罩，她大力地吸纳着氧气，脖子上爆起了几根青筋，呼出的气体在面罩上形成了一层薄薄的雾。
何娟是因为一次普通的感冒进ICU的，她本身有甲状腺功能障碍，这次生病更是引发了甲亢危象，因为长期大量服药，除了严重的心动过速、气喘，她还有肝功能衰竭，白细胞降低的症状。
我们喊来了内分泌科医生，一起制定了治疗方案，气管插管，深静脉穿刺，大量补液，同时使用持续的血液净化治疗，清除何娟体内极度过量的甲状腺激素。
进入ICU第24小时后，何娟的情况才稳定下来。连接在她身体上的各种监护仪，不再发出尖锐的报警声，她也安静地睡着了。
她的性命暂时保下来了。
但是很快，我们发现何娟的肺部出现了严重的感染，她再次发热，气道里吸出的痰液变得浓厚粘稠，何娟的胸片里，她的双肺出现一片片棉花团一样的阴影，为了明确她感染的病菌，我们给何娟做了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我们围在何娟的病床前，将一根小拇指粗细、前端带摄像头的气管镜插入她的气管，镜头在雾茫茫的气管里蜿蜒蛇行，所有人紧盯着床边的屏幕，当镜头进入主气道时，所有人发出了一声低低的轻呼。
这是毛霉菌感染。
何娟的气道里挤满了一团团像花菜一样的东西，呼吸机打进去的气体，只能通过其中狭窄的缝隙，进入何娟的支气管。江主任的眼睛一直盯着那块屏幕，她说，“这么严重的毛霉菌感染，我还是第一次见。”
接下来每周，我们都会给何娟做一到两次气管镜下治疗，把霉菌清理出来。
过程中，何娟总是频繁出现气喘、呼吸困难的情况，她无法清醒地忍耐镜下治疗的过程，外加整个操作危险性极大，如果她拼命挣扎，很容易出现气道大出血的情况，而这很会让她在几分钟内窒息死亡。
为了让她配合治疗，我们只能给她注射镇痛药物。三个月后，何娟气道内几乎没有毛霉菌了，肺部的病灶也逐渐消失。
但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发现，她完全离不开呼吸机了。一旦撤机，她就开始剧烈地喘息，用力地吸气，她的口鼻腔、气管切开的管子里，就涌出大量泡沫状分泌物。
一定是因为她用了太久的呼吸机，我想。当我们的身体习惯于依赖什么，就会逐渐失去独立生存的能力。何娟习惯了呼吸机帮她喘气，而她自己用于呼吸的肌肉，就会慢慢失去力量，甚至萎缩，这叫做ICU获得性肌无力，在长期使用呼吸机的病人中很常见。
我们观察了何娟用于呼吸的肌肉，奇怪的是，B超机的黑白屏幕上，何娟用于呼吸的肌肉并没有萎缩，弹性也正常。
难道何娟的问题不是呼吸机依赖？
我们持续观察着何娟的情况，一点点给她调节着呼吸机的参数，把氧气面罩拿下又带上，却找不到何娟无法脱离呼吸机的真正原因。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半个月，突然有一天，一直照顾何娟的戴阿姨和我说，她这个样子，跟我侄子好像啊。
戴阿姨有个侄子，早年去南方打工，染上了毒瘾，把老婆孩子都气走了，家也败光了。最后吸毒过量，送来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戴阿姨说，她侄子每次毒瘾犯了，喘得像老家海滩上那些搁浅的鱼一样，嘴巴、鼻子里，都是泡沫状的分泌物。
你看看何娟，是不是有点像我说的啊。
的确有点像，我把何娟三个月来的护理记录拿出来研究了一番，之前我们一直以为问题出在呼吸机上，但撤离呼吸机时，我们会停掉所有镇静镇痛药物，也是这时她开始出现气喘、呼吸困难、痰量增多的问题。
这样看来，罪魁祸首很可能不是呼吸机，而是镇静镇痛药物。
何娟药物成瘾了。
一直以来，我们并没有成熟的对抗药物成瘾的方法，连诊断都困难，我在电脑上输入了几个关键词：ICU、阿片类药物、戒断反应、长期依赖，试图从医学文献里找到答案。
ICU常用的镇痛药物为阿片类药物，包括芬太尼、吗啡，而这与海洛因等毒品的成分一致。过去我们的病人大多是短暂使用，迅速停药，像何娟这样大剂量、长疗程的属于少数，但不代表没有。
我和江主任邀请了精神科专家一同讨论了何娟的情况，阿片类药物的戒断方法并不复杂，但对住进ICU的病人来说难度很大。
在东南亚，最常用的方法是硬性戒断法，在停止用药后的72小时，7至10天，大部分明显的症状都消失了，但这对身体虚弱的ICU患者来说，有危及生命的风险。
更主流的方式是逐步降低药物剂量，有点像是我们治疗晓东时使用的方法，一点点降低镇痛药的剂量。
而精神科医生提到的另一种方法，是过去我们很少认真考虑过的，心理治疗。
我搜到过一份针对戒毒者的研究，研究者将阿片类药物成瘾者分为了两组，一组仅接受药物治疗，另一组在此基础上，会接受为期六个月的心理咨询。最终结果显示，接受心理干预的成瘾者，最终在尿检阴性的比例和成瘾严重指数上的表现，都比另一组要好。
研究者称，心理咨询的最终目的，是让治疗者尽可能摆脱对药物的信任，转为对门诊的信任。
开完病情研讨会，我和江主任一边讨论着治疗方案，一边往病房走。
刚到病区大门口，我就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何娟。
她住在病区的01床，离病区大门最近的病房，那是一间很小很小的房间，没有窗户，没有玻璃，被冰冷的医疗器械和消毒水味填满，她每天唯一能做的，就是透过窄窄的门，看向对面的护士站。
她独自在这里住了快四个月，在生死线上徘徊，却几乎与世隔绝。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刚刚在电脑屏幕上看到的，有些晦涩的文献，“治疗过程中，患者受到负性情绪、外界环境等影响，极易出现自我放弃、暴躁抵抗等负性情绪，抗拒治疗。”
“可通过给予患者正面、积极、向上的刺激，帮助其恢复治疗信心。”
或许这也是晓东身上“奇迹”发生的原因。
关于何娟的治疗方案，我心里有了想法。
那段时间是特殊时期，家属不能来探视，病房里少了很多人气。每当走进何娟的01号病房，我格外压抑，死寂的空间仿佛在一点点抢走何娟的生机。
也是在这时，针对何娟，不约而同的，我们医生和家属的“特殊治疗”要开始了。
那一天，我查完房，转身看到何娟床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张A4纸的画报，上面用蜡笔写着“妈妈，我们爱您。”
她只要一睁眼，就能看到这一行字，心态上受到正面积极的影响。
护工戴阿姨告诉我，这是何娟的两个女儿一起画的画报。何娟有两个孩子，大的12岁，小的8岁，自从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确诊了甲亢。
疾病完全改变了她的生活，确诊甲亢后，何娟没有再工作过，除了照顾两个孩子，她频繁地跑医院，监测甲状腺功能、反复调整治疗方案和药物剂量，她不能劳累，不能激动，有时即便是坐着一动不动，身上也像淋了雨一样地冒汗。
何娟住进ICU的这段日子里，家里的大小事都是她的老公在操心。和家属确认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会见到何娟的老公，几个月来他瘦了很多，脸上的皮肤松松垮垮的，仿佛一下子老了好多岁。
何娟的丈夫是个憨厚的男人，几乎没让我们转达过什么关心的话，但他会定期给妻子写一封信，让护工带给何娟。
刚开始，何娟的病情太重，自己看不清字迹，戴阿姨会把信读给她听，信里都是一些絮叨的家常话：“老大今天学校演出了，我扎的头发被嫌弃了。”“老二今天打疫苗了，她很勇敢，没有哭。”“三姨妈家的女儿考上大学了，要请大家吃饭。”
后来何娟的身体好了一些，戴阿姨就拿着信，举在何娟的床头，让她自己读。
戴阿姨告诉我，何娟有时看着看着，会沉默地流下眼泪。
三个多月过去，每一封手写信都被戴阿姨仔细地整理起来，放在何娟的床头柜上，现在已经是厚厚一沓。
我和江主任商量，加强何娟家人对她的陪伴，让何娟老公每晚来陪伴她一个小时。
我们都知道，这种给患者的感触，是我们所有医护都无法给到的。
何娟和丈夫是那种不会在人前展现亲密的中年夫妻，医护人员在场时，他们说话声音很小，我几乎没听清他们在聊什么。而他们为了听清彼此，总把脑袋凑得很近，很近。
我们一点点给何娟减少药量，彻底停药那天，何娟老公又在晚上进来陪了她一个小时，我们站在附近，很紧张地看何娟停药的反应。
也许是人太多，何娟和她老公都有点尴尬，挨得很近没有说话。我隔着一段距离，看何娟的丈夫轻拍着她的身体，一下一下，何娟睡着了。
她的呼吸很平稳，心率没有增快，也没气喘。那一刻我们知道，何娟戒药成功了。
何娟入院的第四个月，她出院了，然后她又来找我们，这次不再是为了用药而烦恼。
她带着老公和俩孩子，手拿锦旗，笑着说：“甲亢控制得还行，我也准备找个工作干干了。”
她脸色红润了很多，脖子上气管切开的疤痕几乎看不见了。
我知道，她的生活终于要脱离ICU，大步向前迈了。
何娟的锦旗上有好多夸赞的话，我记得那是：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仁心仁术，情暖人心。
我们把这面锦旗挂在了谈话室里，其它需要对谈的病患和家属，我们都会在这个屋子里见面。包括那些用药“上瘾”，需要帮助的病人。
锦旗上我最重视的四个字，是“情暖人心”。
我是在工作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四个字有多重要，它可能本身就是一副很好的“药”。
像晓东、何娟这样，因为长时间使用阿片类止疼药，而不可避免产生“后遗症”的患者，一直存在。阿片类药物是ICU治疗疼痛的主要药物，特别是对于使用呼吸机等医疗器械的患者来说，它们不仅可以用来预防疼痛，还能让病人镇静、减少躁动。但副作用也不容忽视。
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明确的诊断工具，来诊断对于成人的医源性阿片类药物戒断综合征。
在各份医学研究里，有的同行依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里的标准来进行筛查；有的同行通过神经学标准，比如瞳孔增大、格拉斯哥昏迷评分增加，或呼吸或脉搏增加来进行诊断；还有同行通过查阅病历得出结论。
医学上暂时没有得到答案的我，只能在工作中提醒自己，除了要救活病人，更要替病人考虑，他们活下来以后的人生。劝他们和家属，相互陪伴，坚持这一下，才算是真正离开了ICU。
缺少相应治疗知识的我，有时会依靠老经验去治新情况，就像晓东的身体习惯了阿片类止疼药，会渐渐难以脱离。我遇到过很多像他这样，因为不良生活习惯，最后进了ICU的病人，有个老人把捡来的纸箱堆在家里，最后纸箱发霉，老人感染了霉菌肺炎；还有个作家，因为久坐，腿上的血栓跑到了肺里，堵住了血管，最后得了肺栓塞。
但我想，无论是医生，还是病患都该有挣脱惯性的勇气。
生病如此，生活不也是如此吗？
余一生问过我一个问题：我们把病人救活了，就真的成功了吗？
这是她近些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作为一个ICU医生，很多人在遇到她以前，过的就是那种最普通的人生，上学、考试、上班、结婚，每天纠结下一顿吃啥，也每天思考人生是旷野还是轨道。
但很难说，命运在哪一刻就把人推向了转折点，推到了ICU医生面前。
起因都是很平常的小事，因为一场普通的感冒，因为多吃了几顿外卖，昨天还有人因为鱼刺卡了喉咙被送进ICU，只是卡得位置很寸，旁边就是大动脉。一转眼，一个普通人，就要面临生死大事。
余一生告诉我，她曾经觉得把病人救活，就很了不起了。但一个又一个病人让她意识到，活下来之后的人生，也无比重要。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赵岛泥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本篇9573字
阅读时长约2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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